二十五岁登上皇帝宝座的乾隆，“春秋方富，年力正强，乃励精图治之始”，胸怀大志，一心要使清代盛世登上新高峰。由于雍正暴死，朝廷内外谣传迭起，为稳定政局，他下令严禁太监和官员妄传宫内之事，违犯者“定行正法”。他又将雍正的“炉火修炼”术士从西苑逐出，并警告他们不许妄言雍正生前行事。他还下令处死吕留良案主犯曾静及其弟子张熙。他接着传旨，要他未面见过的各省提督、总兵进京候见。一连串的御谕，一系列的行动，使因雍正猝亡引起的震惊和混乱立即得到平息。年轻的皇帝登基伊始，就以其魄力和能力征服了朝廷众臣。
践之初，乾隆既承康、雍行之有效的治国良方，又不动声色地着手纠正雍正过于严厉苛刻的施政措施，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坚定地推行“以仁为政”、“损益随时”、“宽严相济”的为政之道。他说的“损益随时”，是指因事制宜，而不墨守成规；他说的“宽严相济”，是指恩威兼施，刚柔相济。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大力纠偏补弊，平反冤案，“当宽而宽，当严而严”，逐渐开创出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乾隆时代。
自诩文治武功为古今第一人的乾隆，也的确在治国安民和统一国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统治下，“务本足国，首重农桑”，鼓励开荒，治理黄河，减免赋税，赈济灾民，重用能臣，整顿吏治，封建经济的规模和实力有了极大发展和增强。他以强大的武力和比较正确的政策，平定西北，保护西藏，通过自谓完成的“十全武功”，巩固了统一的国家，奠定了中华的版图。
到了乾隆中期，大清王朝“势当全盛”，不仅成为当时亚洲的头等强国，也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康乾盛世，清朝的繁荣昌盛，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而载入史册，而且至今还为人们所颂唱和表演。
然而如果打开尘封的窗户瞻望西方，在一个世界性的范围来看康乾盛世，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会令人震惊，发人深省。正是由于忽视了世界的存在，因此中国人总把18世纪看作是康熙、雍正特别是乾隆的世纪，而这种忽视，却让一个东方大国留下了致命的隐患。
翻开世界史不难看到，其实18世纪的全球明星不是六游江南的乾隆，而是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而那个时代的历史亮点并不是乾隆的十全武功，而是1775年美国的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的大革命，以及改变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
中国有句俗语：“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较同在18世纪领导着两个世界大国的领袖华盛顿与乾隆，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华盛顿（1732—1799年）与乾隆（1711—1799年）是同时代的历史人物。
他们在当时一个是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曾当选为第一、二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1789—1797年）；一个是将康乾盛世推上顶峰、坐了六十年龙椅的大清王朝老皇帝（1736—1796年）。他们在各自的国土上都建有丰功伟绩，也都竖立了丰碑，所不同的是，华盛顿竖的是独一无二的“华盛顿纪念碑”，是美国人民为他建的，发自内心对一代伟人的纪念；而乾隆搭的是他的字、诗展台，他的风雅、才华舞台，这样的展台在皇城俯拾即是，竖在北京北海公园白塔山东的一块《琼岛春阴》诗碑，就是乾隆的得意之作：
艮岳移来石嵯峨，千秋遗迹感怀多。
倚岩松翠龙鳞蔚，入牖篁新凤尾娑。
乐志讵因逢胜赏，悦心端为得嘉禾。
当春最是耕犁急，每较阴晴发浩歌。
在乾隆六巡江南之际，每一次都在游山玩水的同时舞文弄墨，江、浙一带留下了他更多的字，更多的诗。他在南巡杭州时，对西湖十景一一题诗刻碑，而在历代帝王都仰慕的兰亭胜地，一通中国最大的古碑之一也镌刻着他的《兰亭即事》诗迹：
向慕山阴镜里行，清游得胜惬平生。
风华自昔称佳地，殇咏于今纪盛名。
竹重春烟偏淡荡，花迟日尚荣。
临池留得龙跳法，聚讼千古不易评。
纵观乾隆一生，写诗多达四万余首，题写的匾额、碑刻更不计其数。其实很多诗是由枪手代笔的，据说当时甚受宠幸的纪晓岚、沈德潜，就是他的床头捉刀人。如此大的一个虚数，加之品位稍逊，使这位风流皇帝终究被拦在诗坛之外。幸好乾隆颇通文墨，书法尤佳，二百余年来展台未倒，诗碑犹在，倒并未贻笑大方，更不至于让游人嗤之以鼻。但物以稀为贵，留下那么多墨迹，倒反应了“乾隆的字不值钱”的民谚。
华盛顿在文采方面兴许比不上乾隆，但是他在1789年4月30日在国会向两院发表的就职演说，却成为流传于世、记载于史的著名演说辞。他在其中说：
我对祖国的热爱激励我以满怀愉悦的心情展望未来。这是因为，在我国的体制和发展趋势中，出现了又有道德又有幸福；又尽义务又享利益；又有公正和宽仁的方针政策作为切实准则，又有社会繁荣昌盛作为丰硕成果的不可分割的统一；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也因为，我们已充分认识，上帝决不会将幸福赐给那些把他所规定的秩序和权利的永恒准则弃之如粪土的国家。这还因为，人们已将维护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维护共和政体命运的希望，理所当然地、意义深远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寄托于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一实验上。
在地球的一方，华盛顿驾驶着简陋的美国列车奔向资本主义；而地球的另一方，乾隆驾驭着表面上装饰得富丽堂皇的马车，驶往封建专制的顶峰。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事情的本质。
当中国处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视“骑射乃满洲根本”
的康乾盛世之际，欧洲就已经形成了以哥白尼、伽利略的发现和发明为先导的科技，在17、18世纪之交，又出现了牛顿对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的重大发现。继牛顿之后，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大批科学成果随之诞生。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逐渐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一系列技术改造和发明相继问世。织布飞梭和手摇纺织机的出现，使纺织效率提高了四十倍以上。自瓦特发明单动式和复式蒸汽机后，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而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冶金领域中，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以巨大的熔铁炉和精炼法为代表的炼铁技术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英国、把西欧国家和把美国相继推上了时代快速车。工业革命的结果促使西方经济迅速腾飞，导致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资本主义迅速成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面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历史性的大变动、大转折，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面对一日千里地飞速变化和发展的人类社会，大清王朝的三代圣君却一代比一代显得愚昧、盲目和顽固。
一直睁大眼睛关切地注视着中国的马克思，曾以一段精辟的话总结了康乾盛世后的中国处境：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四
伴随经济繁荣而来的是侈糜之风大盛，贪污公行，吏治败坏。朝臣大员贪赃枉法者前后相望，歪风邪气甚嚣尘上，社会危机加深，积重难返，民变时起。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正是乾隆，出风头，重奢靡，甚至不惜动用国库耗竭国财，这是他比乃父、祖的青胜于蓝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