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中大夫、中原士族杨元慎曾自豪地对造访洛阳的南梁侍中刘庆之说：“（北魏）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为王而独高。”刘庆之回到南朝后，逢人便讲：“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由此可见孝文帝改革对政治的影响之深及其波及面之广。
汉化的另一重大措施是下令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上的官员一时难改，可以讲鲜卑语，暂不受处罚，可是三十岁以下的官员在朝廷上必须讲汉语，否则就要降职。后来又严格规定，谁讲鲜卑语，就撤职。语言和文字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禁止学习母语，是侵略军企图使被占领国下一代的民族感泯灭，永远当亡国奴的策略。我国东北人民怎么也不会忘记在“九·一八”事变后成为亡国奴的耻辱岁月中，被强迫学习日语的切齿之痛；而法国亚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人民也一直铭记着一段痛楚的往事，由于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失利，他们的世代居住之地作为索赔品成了普鲁士领地，这里的学校被禁止学法语，学生只能学习德语。面对法兰西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悲剧，法国作家都德创作了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的爱国主义名篇《最后一课》。
最后一课！这是顽皮的小弗朗士怎么也想不到的事，这一天上学他又迟到了。小弗朗士入座后，耳边就响起了韩麦尔先生温和又庄重的声音：
孩子们，我这是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学校只准教德语……新的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所以我请你们一定专心听讲。
小弗朗士很吃惊，但是他很快就明白并且后悔起来，悔恨自己以前学习太不用功，常常逃课去掏鸟窝，去萨尔河溜冰，现在想起来为时已经太晚了。韩麦尔先生开始上课，小弗朗士心中十分难受，也更加珍惜这最后一次上课的机会，全神贯注地听讲。平时觉得那么冗长乏味的法文课，今天却变得生动而短促。当教堂的钟声敲响十二下时，韩麦尔先生“转过身子，拿起一截粉笔，使尽了全身力气，在黑板上尽可能大地写下几个字：‘法兰西万岁！’”
不准逐鹿中原的胜利者和占据北方的统治者说本民族的语言，似乎有悖常理，连汉族官员、尚书左仆射李冲也感到不可思议。李冲曾向孝文帝建议：四方之人，言语不同，不知当以谁为是？帝王说的，即是标准语言。这种为历来占领者所公认的以地位决定语言规范的“天理”，却被孝文帝视为谬论而予以痛斥，孝文帝正是。当年陈胜为穷哥们不能理解他的心思而发出一声长叹：“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而在北魏朝廷中，又有几人能读懂一位古代中国绝无仅有的国君，又有几人能撩开他那志在融入中原文明进而统一中国的广博胸怀呢！
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步伐愈走愈快，他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如改鲜卑贵族复姓为汉族单性，如皇室原姓拓跋，孝文帝先将“拓跋”改为汉姓──“元”（取万善之始的意思），史称拓跋宏为元宏；改变鲜卑人的籍贯，随迁来的胡人改籍为洛阳人，死后不准还葬塞北原籍；禁止同姓通婚，鼓励鲜卑人按门第与汉人通婚；直至完全依照南齐的制度，提倡尊孔崇儒，设立太学等各级学校；采用汉族的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使北魏的政治制度同南齐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拓跋族原有的制度则一概废除。
为了革新和推行汉化政策，孝文帝深知需要一批人才，一批支持他深入进行改革的能人，于是他制订了许多发现、提拔推荐人才的规定。他把能否推荐人才，作为考核官吏的一条重要标准；对于有才华的人，不论地位高低，他总是虚怀若谷，尊重他们的意见。对南齐投降过来的官吏他也信任不疑，南齐汉族士大夫纷纷过江前来投奔于他，并被委以重任。
推行的汉化政策，使北魏经济开始复苏，均田制得到进一步推行，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上以先进的统治方式代替残暴落后的统治方式，缓和了北方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北魏取得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文化上也随之发展起来，先进的封建文化代替了落后的习俗，促进了北方各少数民族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文学艺术上则给中华民族留下了魏碑和佛像石窟两大瑰宝。
汉化的厚重价值，在于它把万里胡风的乐曲和千载汉俗的歌词杂糅化合，演绎成一曲石破天惊的盛唐交响乐章。汉化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把骑射征途的烟尘和丝绸之路的驼铃剪辑合成，勾画了一幅辽阔广大的中华民族家园。
四
南北朝是个大动荡的年代，走马灯般的历史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朝荣夕灭谁可期？遂使一个个匆匆走过历史舞台的帝王们，将自己的命运和未来交给了佛，请菩萨做他们的保管员。于是，本来在中国影响甚微的佛教，自公元4世纪起得到空前发展，宗教第一次显示出它前所未有的魅力和权威。
一江之隔，对峙的南北两边，口念弥陀、手执屠刀的统治者，一时间都成了我佛信徒。一佛升天，二佛转世，帝王们为了升天、转世，在南朝金陵、北朝平城和洛阳先后或同时兴起了一股建庙修寺热，在中国的文化艺术史上，谱写了一曲美学名家李泽厚所说的“幸福存梦想，以引人入胜的虚幻颂歌”。
晚唐诗人杜牧在脍炙人口的名作《江南春》中，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句形容庙宇之丰，再有——供奉的菩萨之众，在以北魏为代表的北朝，寺庙数量也许不会超过南朝，但佛的量却更多。崇佛造像运动到北魏时，进入了一个春暖花开的时期，北魏几代帝王耗用巨资开凿的云冈石窟，其规模之宏大及包容佛像之精美和众多，只能令南朝帝王望其项背而自叹勿如。
阳光总在风雨后，第一缕佛光初露晨曦，就被一场罕见的冰雪所扼杀，好在冰川期为时不久，佛光又在平城上空显出了灿烂。这场冰雪是人为的，造孽者是战功显赫的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跋焘，他发动了一场焚佛坑僧的“灭佛运动”，其残暴程度甚至不亚于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几乎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般地摧毁了一棵菩提大树的根。拓跋焘就是南宋爱国词家辛弃疾不止一次地在词作中提到的“佛”，佛是其小名：“可堪回首，佛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血污，风雨佛愁。”辛弃疾以八百年前的“佛”
隐射当时举兵南犯的金主完颜亮，足见这位鲜卑皇帝在历史上的影响。
鲜卑皇族历来礼敬沙门，拓跋焘曾经承袭家族衣钵，不仅也是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而且正是他在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时，将凉州的僧人、宗族吏民三万多户迁至平城，从而从工艺技术上为开窟造像奠定了基础，促使北魏佛教的兴起。拓跋焘的“灭佛”之举委实蹊跷，有一种说法是，他在西安草堂寺发现寺僧暗通起义头目盖吴，并密藏兵器、美酒和女人，于是，一怒之下接受了大臣崔浩等人崇道灭佛的建议，于太武帝太北真君七年（446年）下诏书灭佛，诏书中宣称：
“诸有图像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这场使中国佛教首次遭到的灭顶之灾之举，史称“太武灭法”。
六年之后，拓跋焘的孙子拓跋登位，即文成帝。拓跋即位后立即下令恢复佛教，将在“太武灭法”中幸免于难的高僧昙曜请回平城，以师礼待之，史称“文成复法”。昙曜受命在城郊“神山”武周山（又名云冈）开凿的五个佛窟，即“昙曜五窟”，成为云冈早期窟穴中雕刻风格的代表，也揭开了云冈石窟造像高潮的序幕。到孝文帝时期，北魏出现了一番春色满园、万佛驾临的景象。在崇佛高潮时期，又有数十万汉族文化传统匠师从河北等地移民而来，有力地配合了孝文帝造佛运动及汉化改革。
云冈石窟从昙曜开凿五窟始，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基本完成，前后历经四十余年。云冈石窟依山而凿，规模宏大，东西绵延约一公里。鲜卑人和他们的皇帝拓跋宏将一座拥有五十三个大小石窟、五万一千多尊佛雕的云冈石窟，隆重地馈赠给历史，移交于世界。这一份丰厚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以瑰丽的艺术神采照亮了从前，将神奇的文明晶体凝固到今天。古往今来已不知有多少生花之笔描绘过这座艺术宝库，但经典之说仍属于郦道元的三言两语，这位北魏著名地理学家在《水经注》中，用“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
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的词语，精练地概括了当年云冈石窟的壮景。清人蔡以《云冈寺》一诗赞曰：
层楼突出仰神工，翠岭出半空。
绕座人瞻岩际佛，背山铃语殿前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