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古代史史册上，有两页最令人振奋和难忘的篇章。一页是汉武帝的手稿，它的标题叫“强汉”；另一页是唐太宗的笔迹，文章的内容是“盛唐”。
“强汉”和“盛唐”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汉、唐初期的文治武功是取得“强”“盛”勋业的基础，汉初的“文景之治”和唐初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大治世。二是两位明君独具慧眼，渴求人才，知人善任，在各自的时代造成了罕见的将相荟萃、群贤毕至的历史星空。不论是汉武帝的名将卫青、霍去病和名臣苏武、张骞，还是唐太宗的名相魏徵、房玄龄和杜如晦，都以他们的丰功伟绩而名垂竹帛。
汉武帝在位期间，凭借抗击匈奴、“凿空西域”和开拓南疆的三大“武功”，使西汉这条东方巨龙在他的驾驭下一飞冲天，扬威四方，炎黄子孙得以扬眉吐气，安居乐业。汉武帝的“武功”，还应归功于他的几员干将，如果没有他们，那么他南征北战的三大“武功”都可能无功而返。
秦、汉以来，剽悍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匈奴不断地骚扰北方边境，一直是中原朝廷的心腹之患。西汉建国以后，面对他们的不断入侵，汉高祖及其子和孙文、景二帝虽想抵抗，却又都力不从心，只能用和亲政策以求得与之平安相处。这是一种委曲求全的无奈举措，即使是每年给匈奴很多馈赠，也无法防止不胜其烦的侵袭。唐诗人戎昱在《咏史诗》中叹道：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到了汉武帝时代，西汉的国力已强盛到足以发动抗匈战争。而汉武帝个人所独具的那种非常人所及的胆识和魄力，使他敢于向匈奴宣战并具有必胜的信心。在这一场关系国运帝位的重大战争中，汉武帝大胆地起用了两个年轻人，一是他的宠姬卫子夫之弟、家奴出身而善骑射、有勇力的卫青，另一个是年仅十八岁、卫青的外甥霍去病。
抗匈战争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肇始，延续了十四年之久。十四年中，汉匈之间先后发生了十余次较大的战争，其中著名的战事有河西之役、河南之役和漠北之役。车骑将军卫青和嫖姚校尉霍去病多次率兵出击匈奴，屡建奇功，威震大漠。他们二人在河西和河南之役中大获全胜之后，又各自率兵分道合攻匈奴，横越大漠，直捣匈奴单于王庭。汉军大破匈奴兵，并穷追不舍至狼居胥山（蒙古国内肯特山），从此元气大伤的匈奴远遁塞外，造成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遂使汉与匈奴之间十七年无战事。卫青和霍去病的英名和传奇故事也因而长留于塞外边陲，以至在清乾隆时代人王宽的《凉州怀古》诗中，还有“为问开疆是何代？土人犹说汉嫖姚”之句。“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陇西行》一诗，以简练的诗句描述和概括了这一场大振汉威的战争：
烽火照临洮，榆塞马萧萧。
先锋秦子弟，大将霍嫖姚。
开壁左贤败，夹战楼兰溃。
献捷上明光，扬鞭歌入塞。
盛世时代，充满着建功立业的机会，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边陲，又总是以一种奇特的魅力吸引着热血青年，他们或以锦带吴钩的飒爽英姿投身军旅，或随跋山涉水的马帮驼铃出使西域。
唐朝著名边塞诗人李益以其亲身经历和体会，在一首《塞下曲》中抒发了汉唐时期众多有志之士的夙愿和理想：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如果说卫青、霍去病是抗击匈奴、在“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浴血奋战中建立殊勋的英雄，那么苏武、张骞则是奉命出使、以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报国精神名垂青史的功臣。他们在异域九死一生的遭遇和宁死不屈的事迹，与疆场征战的英雄共同演奏了一曲慷慨悲壮的时代最强音。
本是一个管理马厩的官员苏武，奉汉武帝之命，以中郎将出使匈奴。由于匈奴内讧，他受牵连而遭捕，在百般劝诱而不降的情况下，被囚于断水绝粮的地窟，后又远徙天寒地冻、杳无人烟的北海（贝加尔湖）牧羊。在极端艰苦的流放生涯中，苏武手持旄节，遥望故国，气节凛然，毫不动摇。即使在获悉老母病故、妻子改嫁、儿女下落不明和兄弟因受牵连而蒙冤自杀的情况下，仍未改变他对汉朝廷的忠诚。
直到匈汉和亲后，被困十九年的苏武才被获救返国，此时汉武帝已死，他也成为一个两鬓染霜的老人了。后人有感这一坚强不屈的爱国者的品格和精神，写下了不少诗词，唐诗人温庭筠的《苏武庙》诗云：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
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苏武是强盛时代的产物和民族精神的象征，虽然他没有给盛世时代作出什么物质贡献，但是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真正对“凿空西域”作出有形贡献的功臣，是西汉著名外交活动家张骞。为了联合位于西域的大月氏国以“断匈右臂”，汉武帝决定派使者出使，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从陇西（甘肃）出发，在途中不幸为匈奴所俘。在匈十余年，他始终保藏着汉朝的旄节，不忘使命，并终于乘机出逃，继续西行，最后到达目的地。回国之后，张骞又奉汉武帝之命，率领浩浩荡荡的人马再度出使西域。两次西行，历尽艰险，开拓了一条使中西文化和经济交流达千年之久的丝绸之路，功莫大焉。
汉武帝的另一大“武功”，是对东南、西南边陲地区的开发。他和割据闽、浙一带的闽越国前后交锋三次，终于平息了藩王在这里的叛乱。为消除后患，汉武帝将闽越贵族与部分百姓内迁江、淮之间，使闽、浙一带形势趋于安定，经济得以较快发展。汉武帝相继派军对制造叛乱的南越和小国林立的西南夷发起进攻，平定南越，迫使滇王请降，又征服了东北地区的高勾丽等部，把这些地区先后归于汉朝的版图。
二
“武功”显示了西汉昌盛强大的国力，也表现了汉武帝雄才大略的气概。清诗人王昙以一曲《茂陵》诗咏赞了这位千古雄才的伟业：
祖龙而后事驱除，千古雄才断不如。
一统早收南越地，六经始重圣人书。
求言帝度容方朔，问道儒官用仲舒。
五十四年文治日，天山犁得幕庭墟。
当年轻的汉武帝刚登上帝位的时候，西汉王朝正处于文景盛世，表面是一派太平景象，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三大隐患，除面临匈奴入侵和两越肇事、边境长期不得安宁外，诸侯王仍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势力，继续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而严重的土地兼并造成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逐渐发展。
汉武帝不是等闲之君，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刘家英才，如《汉书·武帝纪赞》所言：“如武帝之雄材（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有何加焉。”登基伊始，汉武帝首先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发布诏书要求各级官吏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极谏之士，并鼓励天下吏民直接进书皇帝。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和方式，汉武帝得到了一批他急需的治国精英，其中包括董仲舒、主父偃、徐乐、东方朔、朱买臣等后来成为西汉名臣的儒生。
王昙的诗句“求言帝度容方朔，问道儒官用仲舒”，东方朔和董仲舒就是两位通过进书皇帝而步入仕途的西汉名臣。文学家东方朔早年曾学书、学诗、学剑、学孙子兵法，听说汉武帝征集天下人才，就写了长长一篇夸大其词的自传和推荐书，据说用了三千片竹简，重得需要两个人抬，汉武帝足花了两个月时间才将其读完。后来他任太中大夫，因滑稽多智，成为一个玩世不恭的“滑稽之雄”，在汉武帝的身边只不过是一个“弄臣”。由于东方朔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正义感，从而写下了一些直言切谏的书文，曾上书反对汉武帝大修上苑林，因此不被重用。
以研究《公羊春秋》而闻名的董仲舒，前后给汉武帝上书贤良对策三篇，阐述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谴论”的哲学思想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称为“天人三策”。“天人三策”
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融进了法家、阴阳家等其他学派的学说，除独尊儒家、统一思想外，同时神化皇权，提倡仁政，强调法制，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治国方针，正适应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和巩固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为汉武帝所赏识和接受，成为此后汉朝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根据董仲舒提出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树立儒家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上居主导地位的措施，并开创了以儒仕进的先河。
在家乡齐遭排挤后西游抵达长安的主父偃，开始想通过大将军卫青的关系晋谒汉武帝，结果未遂。于是他就直接向汉武帝上书，当天即与徐乐、严安等人一起被召见。汉武帝十分赞赏他们三人的建议，甚至发出了“何以相见恨晚”的感叹，并均拜为郎中。主父偃在后来又单独向汉武帝上疏多次，其中的“推恩令”，建议将过去诸侯国由嫡系长子袭封的传统，改为恩泽推分子弟即让所有子弟均可得到封地的新制，以巧妙地削弱诸侯王的封地。汉武帝在推行“推恩令”和其他法令的同时，又以武力果断地镇压淮安王的叛乱，从而基本解决了自汉初以来一直困扰中央集权的诸侯王问题。
在即位后不久就开始着手进行的政治制度和财政经济改革，是汉武帝一系列改革中的重头戏。为改变汉初以来外朝丞相权力过大的状况，他在朝廷中实行了“中朝制”，“中朝”亦称“内朝”，是皇帝亲自控制的决策机构。元狩四年（公元前120年）起，汉武帝重用“喜为商贾，不好仕宦”的洛阳人桑弘羊以及东郭咸阳、孔仅等大商人，大张旗鼓地进行财政和经济改革，制定和推行了许多重要措施，其中如：实施整顿币制以控制全国货币、盐铁专卖以增加国家收入、均输平准以保持物价稳定、边郡屯田以保卫边疆安全。
农业是汉武帝十分关切的又一课题，特别是自他执政之初黄河就开始决口，泛滥成灾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而未予认真治理。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亲巡黄河决口处，并命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一律背负土木，参加堵塞工程。在堵塞黄河瓠子决口时，他曾写下一篇《瓠子歌》，表述自己对治水的迫切心情，感叹对大自然神奇力量的无可奈何。汉武帝身体力行，使这次大规模整治取得很大成效，黄河在此后八十年中再未出现过大灾。晚年的汉武帝，更号召全国官吏和民众将注意力集中到农业生产上来。他任命农学家赵过主管农业，赵过推行的代田法及推广的新农具，使汉代农业生产出现了一次重大革命。
除了网罗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优秀人才外，爱好和重视文学的汉武帝还提倡辞赋，并给文人以官职。他自己曾写过两篇有名的“楚声”的诗，一为《瓠子歌》，另一是《秋风辞》。《秋风辞》是一篇艺术上颇有特色的作品，留下了一些为人们所欣赏的佳句：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辞赋家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不受重视，闲居梁国期间写了《子虚赋》。不久此赋为汉武帝所得，他在读后不禁拍案叫绝，以为是古人所作，叹息道：“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在一旁的狗监杨得意是司马相如同乡，遂将他推荐给汉武帝。司马相如受汉武帝召见后，又写了一篇《上林赋》，在朝廷获得了一个官职。
独尊儒学、排斥百家的政策，一方面顺乎了政治的需要和时势的潮流，另一方面却又宣告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使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走进了死胡同。因此虽然汉武帝好文和惜才，但是在他执政的时代却很难产生富有生命力的石破天惊之作，不过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司马迁。冤案和“宫刑”把司马迁逼上梁山，使本来可能是一个“歌德派”史学家的他，在狱中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反思和检讨，终于成为一个不落流俗、爱憎分明、胆识过人、敢于直言的伟大史学家和文学家。
司马迁是盛世时代的灿烂结晶和光辉代表，尽管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汉武帝的摧残，但是他的伟大成就仍然基于这个时代，植于这片土壤。时代的需要和条件催化和孕育了《史记》这部历史巨著，而这样一个经过长期休养生息的大一统强盛时代，毕竟又是汉武帝所继承和创造的。
三
“强汉”在历史上的出现，诚然是汉武帝从乃祖、父文帝、景帝手中接过的一个盛世并再接再厉努力经营的结果，然而还应该感谢他的曾祖父刘邦，那位有先见之明的西汉开国皇帝，他在临终之前留下的关于人事安排的重要遗嘱，为刘汉王朝的巩固、安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汉高祖弥留之际，吕后以“安国家为急”，问他身后的安排。汉高祖嘱咐，曹参可继萧何之后任相国，曹参后有王陵、陈平，但不能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正是高祖这一番具有先见之明的人事安排，使得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汉初功臣在汉高祖之后继续得以重用，不仅继承了他“无为而治”
并行之有效的治国方针，而且在关键时刻将擅权并企图篡政的诸吕一网打尽，从而维持和延续了刘家天下的统治。可见在一个封建王朝中，先王的遗嘱一言九鼎，特别如汉高祖那样威望甚高的开国皇帝，对其身后的人事安排是何等重要。
孝文帝刘恒在汉高祖八个儿子中排行第四，被分封于代地，为代王，他是由薄姬所生。在汉高祖诸姬中，薄姬的命运最为坎坷。她是无父的私生女，送入魏豹宫中后，又成为俘虏被纳入刘邦后宫，虽育有一子，但却独守空房寂寞一生。不幸的命运造成薄姬谨慎善良的性格，而其子刘恒的为人也是仁孝忠厚。鉴于吕后留下的深刻教训，母子俩的这种性格，使刘恒成为诛杀诸吕的功臣们一致看好的接班人，何况他又是尚在世上的高祖长子，于是名正言顺地被拥立为新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