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撑起中国小商品经济
浙江义乌的中国气派是从“小”做起的。
在既没有交通枢纽地位又缺乏制造业基础的义乌能够形成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曾经确实让许多人迷惑不解。然而，在目睹义乌的仿效者建起的许多气势恢宏的商品交易市场变得门可罗雀之后，人们对义乌的看法可能由迷惑演变成好奇。
“小商品，大市场”。这差不多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经营户都知道的一句话。这句话今天听起来和在大街上正流行的顺口溜已没有什么不同，但在二十年前就已经领悟其中商机的只有义乌人。
他们当时还过着比较穷困的日子，在几条破烂不堪的小街上租用摊位，靠出售一些小商品聊以度日。这样的小本买卖当然赚不了了什么钱，他们从中却学会了中国式的生意经——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越来越多的适用小商品，小处着眼是无本生意人进行原始积累的惟一出路。
人们日常生活对各类小商品的需要仍然是催生中国小商品城的最初动力，从牙刷、毛巾到五金、食品，越来越多的经销商开始聚集义乌，并不断地扩大其辐射范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有朝一日会在中国小商品交易经济历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这种旺盛的人气经过政府的有效组织，日益形成强大的集聚功能。一个堪称中国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市场也自此迈出了走向良性循环的第一步。
从1982年到1996年，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的年成交额也由392万元增加到185亿元，市场经营面积由4000多平方米增加到39万平方米。
把如此巨大的成交额局限于1996年前，原因在于1996年几乎是所有商品交易市场的一个“槛”——交通、通讯的发达和商品交易市场本身的易于模仿性，使全国各地的商品交易市场多如牛毛，加上开始出现的内需不足等严峻的经济状况，这一年有理由成为各大市场的盛衰转折点。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一位主要决策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96年以来，中国专业市场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先后经历了东南亚经济危机、内需不足以及东南沿海等市场先发地区产业升级引发的新一轮市场重组等一系列冲击；此外，在广东、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产业调整的需要，大量商业资本从传统市场撤出转向高新产业或其他行业，市场因产业基础削弱而萎缩，被迫寻求新的出路。”
义乌同样必须面对这一系列困难。显而易见的是，已经从市场中获得足够经验的义乌人很快意识到，这一逆境其实潜藏着巨大的机遇——这就是市场的重新整合。
发展外贸业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整合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该商品城2000年的出口额即达50亿元，占整个市场成交额的25%，商品直接辐射美、日、韩、澳、俄等120个国家和地区，因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出口基地。
与此同时，建立起齐全的市场外贸服务和运作体系。一方面开办中国小商品城进出口商品展销中心，并通过合作方式在南非、巴基斯坦、乌克兰等地开设了国外分市场，建立发达的外贸网络；另一方面，为提升外向度，市场主办单位商城集团针对小商品生产非标化、知名品牌少的特点，投入巨额资金启动品牌经营战略。
譬如，注册并成功运作的“商博”品牌，即可用于包装、整合市场优势产品，搭建接轨国际市场的品牌桥梁。这些外贸优势，使中国小商品城逐渐成为中国中小企业商品出口的良港，从而吸引、集结了越来越多国内市场商户的加盟抢滩。注重传统市场的创新升级——则是中国小商品城进行市场整合的另一个重要手段。为进一步增强市场的集聚能力，除了大力发展会展业，投资组建商务网络信息交易平台，并在市场管理中导入ISO9000国际认证标准；同时，放手联动发展生产加工业，加强联托运市场的改革，优化物流配送，全面实现了跨区域的产业联动。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几年来整合市场的努力显然取得了成功。今天让人看到的不只是每年接近200亿元的成交额，更重要的是，在传统集贸市场的斑驳阴影离这座年轻城市渐渐远去的同时，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性小商品集散中心正向义乌大步走来。
二、义乌模式
同一方水土，同样一方人，为什么只有在今天，浙江人才会如此意兴挥洒，在商海中尽情搏击？杭州宋城集团董事长黄巧灵在接受采访时说，答案只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给了浙江私营企业家以创造的空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沉寂千年的土地焕发了生机，让每一个头脑都为致富而畅想。
义乌，原是浙江中部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出产的是几百年不变的粮、糖、猪老三样。尽管义乌人的手艺很精细，但有限的土地资源还是养不活这一方人，当时的义乌是浙江有名的穷县。为了生计，一些农民用自产的红糖熬成糖饼、生姜糖粒，农闲时就挑着糖担和针头线脑等小商品，摇着拨浪鼓，串村走巷，换回一些禽畜毛骨及其他废旧物品，取其微利。久而久之，这里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行业——敲糖帮。
这些最早接受商品经济熏陶的敲糖帮，遇到雨露就发芽。当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过，他们就在一个叫廿三里的农村集镇集摊为市，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
最近，在义乌一年一度的世界小商品博览会上，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讲述了一个关于义乌的故事。
1982年初春的一天，义乌稠城镇一名无业妇女把一个小货篮偷偷地摆到街上。尽管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还是被管理人员抓住了。这个叫冯爱倩的妇女，一怒之下冲进了当时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办公室，要求归还她的货篮。
“政策不允许，不准在街上摆摊！”
“我没工作，但要吃饭。不摆摊我吃什么？”
一个县委书记与一个普通农妇的这场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还是没有结果，但一个朴素的道理从此印进了这位县委书记的脑子：开放市场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出路。此后，应不应该开放集贸市场成了义乌县委的一个重大课题，他们在义乌城乡进行了广泛和务实的调查研究。
这年的8月25日，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从当年9月5日开始，正式开放县城小商品市场。
从此，义乌小商品市场就在这片黄土地上诞生了。现在，这个市场已经过4次搬迁、5次扩建，拥有营业面积50万平方米，营业商位2.6万个，经营商品28类10万余种，2002年市场成交额突破212亿元，连续12年位居全国集贸市场之首。
市场外向度已接近50%，被称为“华夏第一市”，成为世界采购商的淘金天堂。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及中东、南亚等地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或商社，在义乌设立了代表处，常年在这里淘金的外商有3000多人，每天有2000多吨商品从义乌流向世界各地。2002年1至8月，小商品城出口交易额突破12亿美元，相当于市场交易额的一半。
三、市场的胜利
类似义乌这样的块状经济，浙江拥有数百个全国之最。全国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诸暨市大唐镇，本地人口只有1.5万，而大大小小的企业却有7000多家，平均每两人就有一家企业。镇里的干部说：在我们这里，除了摇篮里的娃娃和躺在病床上的老人，人人都是活跃的市场经济细胞！
在浙江，以私营中小企业为主体，具有“一地一品”产业特色的工业园区目前达到900多个，其中年销售收入10亿元以上的就有122个，集聚了13.6万家企业和140多万职工。大唐的袜业、嵊州的领带、海宁的皮革、嘉善的木业等块状经济产值及市场占有率均在全国独树一帜。
二十多年间，凭借灵活的机制和卓越的效率，浙江人陆续创办了4000多个商品交易市场，“卖天下货、买天下货”。在工业领域，浙江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几乎每天都在改变着全国工业地域分布格局和所有制成分结构。2001年，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经济效益排序中，浙江省有336种产品的效益位居前10名，其中263种产品的效益位居前3位。浙江人捕捉商机的本领令人叫绝。当欧元问世之后，在欧洲经商的浙江人发现欧元面钞尺寸要大一些，原来的钱夹不好放，就专门设计了欧元皮夹让老家来生产。现在，欧洲市场到处是浙江人发明的欧元皮夹。
陆永江是个地道的永康人，他半开玩笑地说，他是一不小心就做了老板，开了公司。陆最早以保温杯起家。1999年去美国参加世界五金博览会时，一件东西触发了他的灵感。当时有个小孩子，推着辆滑板车在骑在玩。陆一看，这产品非常好玩，他就跟这小孩子说，“能不能让我玩一下？”玩得很过瘾，当时他就决定要做这产品。
花了190美金，陆永江把这个滑板车背回了浙江永康，他把滑板车的84个零部件仔细琢磨了半天，最后在10多个协作厂家的帮助下，小小的滑板车三个月就实现了本地化生产。陆永江的朋友对他说，你花190美金买卖，有没有人买？陆说：我不要卖190美金，我只要卖190元人民币就行了。
2000年，陆永江带着自己的滑板车参加了广交会。在会上他的产品以35美元的价格一炮打响，外商纷纷定货，在生产最忙碌的时候一天就能生产出两万多台，用他的话说，一天净赚一辆汽车的钱。
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红火的专业市场。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在外务工经商的人员达到200多万人。全国各地仅“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路”、“台州街”等就有100多个。浙江人经商，一分钱不嫌少，10万元不嫌多；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换个思路干；一个地方没有发展空间了，就拉家带口找新的希望之地，到处传播着市场经济的种子。
如今，浙江商人满世界跑，浙江小商品满世界销，浙江人用无声的语言书写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