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张曼新因要事回国，突然喜心乐怀地告诉笔者，北京有一个当年在宁夏前进农场第八生产队与他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的“老革命”。他对这个“老革命”习惯地称呼为“韩部长”，并且特地说明，这个“老革命”对他曾有过提携之恩，是否可以拨冗采访他一下。
有这样好的线索，而且又是近在咫尺，对于充实写作素材无疑将会大有裨益，何乐而不为？便欣然回答：“当然好呀！”
当即，我们便确定，来个趁热打铁，翌日下午一同前往。
当张曼新按响门铃，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颠颠地打开屋门，喜眉笑眼地连声说：“请进，请进！”
显然，张曼新已经事先告他我们要登门拜访。
同时迎候我们的，还有一个老妇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
经介绍，这位“韩部长”名叫韩觉民，籍贯为河北邯郸丘县，一九一九年出生，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离休前在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工作。这个老妇是韩觉民的妻子，名叫何林青，年龄也在七十岁开外，身材不高，看上去很硬朗。她也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离休前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工作。这对老夫妻，是一对名副其实的“老革命”。
这个四十岁开外的中年女人，名叫韩运波，是韩觉民的女儿，在河北省进出口贸易公司工作，经常来往于北京与河北省首府石家庄市。她身材适中，说话富有表情。在她身上，体现着许多“高干子女”的特点。从她与张曼新的短暂接触中，我发现两个人过去很熟悉，加之年龄相仿，一副相谈无忌的样子。
待笔者刚刚坐定，韩运波就绘声绘色地讲起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
前不久，她在北京“公干”期间，途经距毛家湾不远的平安里时，在书摊上发现今年的一期《海内与海外》杂志，见封面设计和封面的要目十分醒目，便买了一本。当她顺手一翻，一篇文章的大标题《多瑙河畔有条龙》蝴蝶似的扑入眼帘，再一看副标题，居然写着“旅匈侨领张曼新先生传奇”。她差一点惊叫起来。心里不禁说，张曼新是我父亲的莫逆之交，也是我的老朋友，这家伙前几年不是去菲律宾了吗？怎么现在又跑到匈牙利去了呢？并且还成了“旅匈侨领”！她一口气读完这篇四五千字的文章，忘情地一拍杂志：“这小子真不简单！”
她到了家，立刻把《海内与海外》杂志刊登的宣扬张曼新事迹的文章说给她父母听。
韩觉民和何林青听后，交口称赞：“曼新这几年折腾得不简单，中国人要是都像曼新一样爱国和公而无私，我们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
韩觉民记得与张曼新已经有十来年没见面了，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张曼新从菲律宾回来。后来，他搬了家，没有把新住址和电话告诉张曼新。老朋友多年不见，还有些想念哩！所以，他很渴望见到身在异邦的张曼新，只是不知如何才有见到他。
“哎，文章里不是讲曼新在北京有个办事处吗？”女儿韩运波提示地说。
“北京这么大，外国的办事处又那么多，也不知道电话号码，到哪里去找呀！”
后来，他们还是通过《海内与海外》杂志社打听到了张曼新在北京办事处的地址，为了保险起见，韩运波提笔给张曼新写了一封信，并在信札上留下了她父亲韩觉民的详细住址和电话号码。
这样，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才得以重逢。
“刘主编，咱们怎么谈？”年近八旬的韩觉民耳不聋，眼不花，鹤发童颜，满面红光，思维敏捷。
“就从您与张会长怎么认识的谈起吧。”
“我们与曼新认识可有年头了。”何林青接过话头说。
“可不，在银川的时候，他们家的蹦蹦和彤彤就常到我们家来玩。”韩运波也抢过话头，来了个当仁不让。
韩觉民略微调整一下坐姿，与笔者构成一个斜对面进行交谈的角度，历史的记忆便随着他那清晰的话语在笔者的采访本上铸成了文字。
一九五七年筹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当时身为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韩觉民因是回族，便从河北调到宁夏，参与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待自治区成立后，他暂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和统战部副部长。次年，何青林也由河北调往宁夏，后来担任自治区妇女联合会主席。
一九六○年年初，由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反地区民族主义的名义，罗织罪名，将韩觉民等十三个处局级以上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韩觉民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下放到张曼新所在的前进农场第八生产队劳动改造。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为宁夏开展“双反”运动拉开了恐怖的序幕。
作为行政十级干部的韩觉民被下放到第八生产队，当了一名副队长兼管理员。可是，他不会打算盘，要当管理员，怎么算账？
这时，来了一个热心人，帮助他化解了难题。
这个热心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年仅十七岁的生产统计员张曼新。
韩觉民与张曼新，一个年已四十一岁，一个年方十七岁，从年龄上讲韩觉民之于张曼新完全是父辈。所以，韩觉民觉得张曼新年轻、单纯、正直、勤快，还有一副火热的心肠，从心里格外喜爱这个小伙子。尤其是到了“低标准”时期，加之残酷的“双反”运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浙江支宁青年都跑了，张曼新却“扎根边疆”的意志不动摇。
一天，张曼新向生产队的领导干部提出申请，回浙江探亲。
韩觉民听说后，忧虑地问生产队支部书记刘积胜：“张曼新这一走，还会回来么？”
刘积胜知道韩觉民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第八生产队的六百名浙江支宁青年，目前只剩下包括张曼新在内的四五个人没逃离西大滩了。如今，张曼新提出回浙江探亲，是不是也是一种逃之夭夭的借口呢？
“他会回来的。”刘积胜回答得非常肯定，那口气充满对张曼新的信任。
果然，张曼新在三十天假期之内一天也没误地从浙江回到了宁夏。不仅如此，他还把他父亲张式春和弟弟张曼林同时拉到了西大滩。
“多么好的青年啊！”韩觉民发自内心地赞赏张曼新，两个人成了忘年之交。
一年后，韩觉民调到银川市公共汽车公司任党委副书记，在离开第八生产队时，因行程紧张，没有见到张曼新，就匆匆离去了。
到了一九七一年初，自治区党委召开落实政策经验交流会，会议地点在自治区交际处礼堂。
参加整个自治区落实政策经验交流会议的，有来自自治区所有专区和十几个县以及基层大单位的一百多名负责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同志，还有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和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
当会议主持人宣布“请农五师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他们落实政策的经验”时，与会同志的目光立刻凝固了，只见年仅二十七岁的张曼新大步流星地走到主席台，礼貌地向参加会议的领导和代表点头致意，从容地坐在扩音器话筒前，不惊慌，不怯场，手持讲稿，却不照本宣科，提纲挈领地讲了他们落实政策的做法和体会，言简意赅，条理分明，并附以大量鲜为人知的活生生的事例，使二十多分钟的发言生动活泼，精彩纷呈。
张曼新发言结束后，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同时，引起台下与会代表们的纷纷议论：
“这小伙子是农建五师的什么人？”
“不是要求各单位负责落实政策工作的一把手参加么？莫非他是农建五师的什么领导？”
“我看不像。”
“如果不是领导干部，怎么会对落实政策工作讲得这样头头是道，又活灵活现？”
“不管他是不是领导干部，就冲这个发言，我看这个小伙子是个人才。”
如果说与会代表对素昧平生的张曼新的精彩发言感到惊奇的话，那么坐在主席台上的彻底平反后身为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成员和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的韩觉民不仅只是惊奇而且还要加上惊喜了。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十来年不见，这个张曼新进步这么大呀？”韩觉民心里高兴极了。他以为此时张曼新至少是一个处级干部了。
会议一结束，韩觉民立刻来主席台下，找到张曼新，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连声夸奖：“你讲得很生动！”说完，马上问：“小张，你现在在农建五师担任什么职务？”
张曼新据实回答：“一般干部，我现在连党员都不是。”
韩觉民一听颇为惊讶：“你不是党员，怎么农建五师叫你代表党委发言？”
张曼新告诉他，是农建五师的党委书记考虑到他对落实政策工作熟悉，破例派他这个非党人士来参加会议。
韩觉民听罢领悟地拍拍张曼新的肩胛：“这说明，你在落实政策工作中干得很出色，所以农建五师党委才充分信任你嘛！”
是呀，张曼新这些年来倾心竭力地做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的确干得很出色。除了源于他朴素的同情心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还基于他对这一工作的神圣意义的认识。当年，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机关报的《宁夏日报》以头条位置刊登的署名作者为张曼新的一篇《把落实人的政策的工作进行到底》的经验文章中，张曼新结合本单位的实际，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搞好落实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必须扫除五种思想障碍：一，克服“差不多”的思想；二，克服派性；三，从僵化半僵化的思想状态中解放出来；四，注意纠正打官腔、不办事的衙门作风；五，注意纠正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最后，他高屋建瓴地说：“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空前宏伟的事业，需要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才能实现。今天我们认真负责地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能解放一个人就为革命增添一分力量。调动了一个人的积极性，往往解放一大片，调动一大群，这对革命是何等的好啊！”
正因如此，张曼新在纠正冤、假、错案工作中成绩斐然。
不久，经韩觉民和农建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辛登超以及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苗建基等人的力荐，加之自治区落实政策负责同志的慧眼识珠，不是共产党员的张曼新竟然破天荒地被调到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韩觉民为时不长的交谈，好几次被妻子何林青的插话所打断。
“好啦，我说完了，该你补充了。”韩觉民最后对妻子何林青说。
“该介绍的你都介绍了，我还补充啥？”何林青一笑。
“不叫你补充，你总补充；该叫你补充了，你又说补充完了。”韩觉民说完爽朗地笑。
何林青随之哈哈大笑，笑容是那样富有童稚。
“韩部长，何主席，你们这对老革命夫妻越活越年轻了！”张曼新兴奋地说。
欢声笑语，溢满了这一对老革命夫妇熨帖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