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进入川滇边地区后，蒋介石为了加强对红军的“追剿”，将第1兵团编为第1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刘建绪为前线总指挥，除以一部在湘西“围剿”红2、红6两军团外，以一部策应第2路军作战；以薛岳兵团和滇黔西省军队为“追剿军”第2路，龙云为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4个纵队，即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1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第2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3纵队，黔军王家烈部5个师为第4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专司“围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阀矛盾重重，何键见红军主力远离湘境，不愿再让湘军西进“跟踪穷追”；王家烈急于恢复其对贵州的统治，对“追剿”红军的兴趣不浓；桂军滞留在独山、都匀地区，徐图自保。只有川军刘湘和滇军龙云害怕红军进入他们的领土而对防堵红军颇为卖力。2月7日，龙云下令孙渡第3纵队由滇雄、毕节向扎西以南之大湾子推进；吴奇伟、周浑元的第1、第2两纵队主力集中黔西、大定（今大方），一部向叙永推进；王家烈第4纵队防守赤水河东之遵义、桐梓、赤水等地区。川军潘文华（指挥约15个旅）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古蔺、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红军北上，其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妄图合力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南岸的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此时，蒋介石调集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多达150多个团，约40余万人。
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各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进行了休整与缩编。全军加上干部团共编为17个团，共3.6万人左右。红1军团为2个师6个团，红3军团为4个团，红5、红9两军团各为3个团。11日，孙渡纵队和潘文华所部从南北两面迫近扎西，吴奇伟纵队一部已进至黔西，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东南方向扑向扎西。
为避强击弱，脱离川军与滇军的合击，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即迅速东渡赤水河，向黔军力量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展战局，寻歼王家烈部主力。按上述行动方针，中央红军于2月11日由扎西地区突然掉头东进，分3个纵队，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锅厂坝，于18日至21日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以红5团一部向温水佯动吸引追兵，主力向桐梓地区疾进。
中央红军突然由扎西地区掉头向东，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使蒋介石的“追剿军”措手不及。于是川军3个旅急忙由扎西附近地域向东尾追，却已落在红军后面三到四天的路程，红军则赢得了东出桐梓、娄山关的宝贵时间。黔军王家烈慌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地区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纵队第59师、第93师由黔西向遵义开进，妄图阻止红军并与王家烈部合击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2月24日，中央红军左纵队第1军团先敌进占桐梓，援桐之黔军1个团退守娄山关。翌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决以一部阻滞四川追敌主力，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以开展战局。”为达成上述目的，以红5、红9两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运动防御，阻击川军；以红1军团主力和红3军团一部从娄山关东西两翼向守关黔军侧后迂回，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于26日攻占了娄山关，并乘胜追击，击溃黔军3个团的阻击，于28日晨重占遵义城。天亮后，吴奇伟纵队第59师主力和第93师一部即向遵义猛扑过来。第59师主力向红1军团阵地红花岗连续发起冲击，当即遭到红军英勇反击，将其1个团击溃。
于是该师又转向红3军团阵地老鸦山发起猛攻，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予敌以大量杀伤后，撤离老鸦山阵地。协同吴奇伟部进攻的王家烈部，因屡遭红军重创，此时则观望不前。红1军团主力乘机展开猛烈反击，迅速突破第93师和王家烈部的抵抗，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忠庄铺。吴奇伟仓皇率领第93师残部约1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窜。红军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穷追狠打，配合红3军团夺回老鸦山阵地，歼灭第59师大部。王家烈亦率残部逃向打鼓新场。
遵义之战，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正确指挥下，在3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约3000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一仗，这次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胜利信心，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使得其“追剿军”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轻举妄动，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是“奇耻大辱”。同时，中央红军获得了作战物资的补充和短期休整的机会。
中央红军重占遵义，蒋介石万分焦虑，于3月2日飞往重庆，再度策划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妄图采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南北夹击的战法，夺回遵义并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他下令川军郭勋祺部2个旅由桐梓向遵义进攻；上官云相部2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克复遵义；周浑元纵队4个师进抵仁怀、鲁班扬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进攻；孙渡纵队4个旅进抵大定、黔西北地区防堵；王家烈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吴奇伟纵队4个师（其中第59、第93两师已受重创）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各路作战。同时，命令李韫珩第53师由镇远向石碑推进，何键部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碉防堵红军东进。3月5日至10日近一周时间内，中央红军准备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郭勋祺部向东运动，集中主力由遵义西进白蜡坎、长白山地区，寻歼周浑元纵队。周纵队各部始终惧歼不前，只守不攻，红军多次寻战，终未得手。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在遵义西南机动作战产生了错觉，认为红军此举是“徘徊于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今后可能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因此命令各路“追剿军”按原定部署加快推进。至11日，川军郭勋祺部进占遵义，吴奇伟纵队一部已北渡乌江后向鸭溪、遵义方向推进。
3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两军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歼其一部”。依据这个战略方针，中央红军于15日集中主力对鲁班场之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由于周4个师猥集一团，不便于分割各个击破，且吴奇伟部增援部队已进抵枫香坝，为避免前后夹击，陷入被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立即决定中央红军放弃进攻鲁班场，迅速撤出战斗，转兵西进，再创战机。3月16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途中击溃川军1个团的阻截，于19日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旋即调整军事部署，令其所有“追剿军”各部以川南为目标全力追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古蔺地区。具体布置是：周浑元纵队主力经鄢家渡向古蔺方向追截；吴奇伟纵队2个师归周浑元指挥，尾红军追击；孙渡纵队主力进抵毕节附近堵击；王家烈纵队以一部兵力运动于新场以北地区，寻找红军截击；川军郭勋祺由两河口向仁怀、古蔺追击，第一师第3旅赶赴土城防堵；李韫珩第53师由石碑向遵义推进。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依据敌情变化，于3月20日决定中央红军“以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为了迷惑蒋介石，加深其错觉，红军以1个团伪装成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方向前进，主力则由镇龙山地区秘密北上，途中突然折向东进，于21日晚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并随即从“追剿军”右翼分路向南疾进，进至遵义至仁怀大道北侧，准备在运动中歼灭尾追之敌一部。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直飞贵阳，亲自督军，妄图寻中央红军主力决战。鉴于“追剿军”重兵猬集，不易分割歼灭。
27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9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以积极行动向长白山、枫香坝之敌佯攻，以吸引“追剿军”向北，主力则乘敌还没有搞清红军意图之际，继续分路向南激进。翌日，中央红军主力在鸭溪、白蜡坝之间突破敌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狗场地区，并于31日南渡乌江，从而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布下的合击圈，把国民党军几十万“追剿”部队甩在了乌江以北。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动息烽，主力进占狗场、扎佐，前锋逼近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分。这是因为，此时贵阳及其周围只有黔军第99师4个团，如此单薄的兵力，何以挡住红军中央主力的进攻？蒋介石慌忙下令“追剿军”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保驾”。同时下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跑。于是“追剿军”各路又纷纷转向贵阳急进。4月3日，中央红军在息烽至扎佐之间东进，5日进至清水河西岸的高寨、羊场、白果坪地区。为了迷惑蒋介石，中央红军即以少量兵力东渡清水河，向平越方向积极动作，并在清水河上架设浮桥，作出全军东渡的姿态。此举果然使蒋介石又一次发生错觉，认为中央红军欲东进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于是又急令湘军何键部3个师向余庆、石碑推进堵截；令桂军白崇禧部1个师进至清水河以东的平越、中场一线防堵；急令已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孙渡、吴奇伟两纵队和李韫珩第53师，分3路掉头向东追击；令周浑元纵队位于息烽以北的乌江北岸筑碉设防，防止中央红军北渡乌江。
滇军孙渡纵队由滇黔边开往黔东后，云南境内兵力空虚，这就为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提供了条件。毛泽东在部署这次行动时就讲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于是，中央红军乘“追剿军”各路驰援贵阳“保驾”之际，于4月8日在运动中急转南下，以每天60公里的强行军，突破“追剿军”贵阳至龙黑之间的防线，经青岩、惠水、广顺、鸡场、老凹圹等地，向云南疾进。蒋介石又一次失措，气急败坏，急忙又命令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李韫珩第53师在东进中调头向西，在中央红军右侧沿滇黔公路向云南追击；令孙渡纵队尾随中央红军追击。“追剿军”各路往返奔波，疲惫不堪，怨声载道，士气更加低落，内部矛盾加重。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在白层、者坪地区渡过北盘江，先后进占贞丰、安龙、兴仁等地。原暂留乌江以北马鬃岭地区牵制敌军的红9军团，完成掩护主力南进任务后，也转战到达黔西的水城地区。此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主力必由平彝（今富源）北进会合红9军团，然后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入川。于是决定集中龙云、薛岳指挥的第2路“追剿军”主力向宣威、威宁地区逼进，将中央红军围歼在该地区。据此，吴奇伟、周浑元、王家烈三个纵队和李韫珩第53师分路向宣（威）、威（宁）地区转进，孙渡尾追红军不舍，川军郭勋祺集结毕节。
为了进一步调动“追剿军”各路，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命令红9军团继续单独进行，以吸引敌军，掩护主力行动。红9军团迅速由水城向滇东北前进，主力则以神速动作向西挺进，相继攻占马龙、寻甸、嵩明，于4月27日进抵杨林，前锋已逼近昆明市。这时的昆明，守军力薄势小；滇军主力孙渡纵队尚在几百里以外的曲靖以东地区；另一个旅虽正向昆明进发，因遭红军打击，伤亡惨重，战斗力甚小；其它“追剿军”距昆明都有3天以上里程。龙云为保老巢安全，一面电催孙渡纵队取捷径回援昆明，一面调集各县团防武装防守城垣。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堵力量，为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造成了有利的条件。据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4月29日决定：“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实现原定的“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并号召全军将士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决果敢地去实现这一艰巨任务。当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滇西北前进。红1军团为左路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红3军团为右路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经山仓珩、海龙塘、石板河进攻至皎平渡。5月3日，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赶到皎平渡，当晚偷渡成功，全歼对岸守军川康边防军1个排和边防大队一部，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又以一部分兵力北上，途中击溃增援敌人，至会理城下。在此期间，红1军团抢占了龙街渡，洪门渡等渡口的水流太急或江面太宽，一时无法架桥，且渡船又小，大部队难以过江。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除留红3军团第13团由洪门渡过江外，红1军团和红3军团主力全都改由皎平渡过江。中央红军渡江过程中，“追剿军”先头已进到团街，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乘敌立足未稳，先机攻击，掩护主力顺利渡江。9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渡过金沙江。在滇东北单独行动以吸引“追剿军”的红9军团，于5月2日攻占了东川（今会泽）并顺利渡过金沙江。这时，尾追中央红军的“追剿军”各路人马，全被抛在金沙江以南，会理地区则只有川康边防军1个旅。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3军团、干部团围攻会理守军；以红9军团在蒙姑、巧家之间遏阻东岸追兵，其余部队在会理地区短期休整。四渡赤水作战胜利结束。仅就其中大小近40次战斗的统计，中央红军歼灭国民党“追剿军”1.8万人左右，击落敌机1架，缴枪数千支。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3月28日至4月3日，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歼灭川军7个多团，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4城，控制了嘉陵江以西，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约200公里的地区，打破了川军依靠嘉陵江设防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的计划。这次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的范例。
1934年9月，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围攻失败后，蒋介石即开始布置“川陕会剿”，除组织参谋团入川、准备监督川军“剿共”外，并调其嫡系部队向四川开进。
1935年1月，胡宗南部丁德隆旅接替了广元、昭化地区的川军防务，准备参加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攻。
红四方面军在打破川军六路围攻后，即确定向川甘边发展，以扩大根据地。1935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先是乘国民党军“川陕会剿”尚未部署就绪，进行了广昭战役。
1月下旬接中共中央电示，要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向嘉陵江以西发展，以配合中央红军从泸州以西的渡江行动。为调动嘉陵江西岸防守之陕军，又进行了陕南战役，共歼国民党军7个团，占领了宁羌（今宁强）、沔县（今勉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防守广元、昭化之胡宗南部仓皇北上增援。
当红军主力在陕南作战时，其他各线川军即乘隙向根据地进攻。东线第21军于2月3日占领万源，8日占巴中，9日占通江。西线罗泽洲部2月5日占仪陇，田颂尧部占苍溪。为制止川军进攻，扫清渡江作战的障碍，红四方面军决定首先消灭侵占仪陇、苍溪之川军。2月中旬，红军主力回师川北，于3月初向仪陇、苍溪地区的川军发起进攻，歼田颂尧、罗泽洲部4个多团，俘官兵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嘉陵江东岸，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城一段，除阆中外，悉数为红军控制。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转到川黔边地区，红四方面军为继续贯彻向川甘边发展的计划，和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决定在苍溪、阆中地区强渡嘉陵江，发起嘉陵江战役。
嘉陵江是四川四大河流之一，川军沿江筑有坚固工事，由田颂尧和邓锡侯两部防守，邓锡侯统一指挥，妄图凭此天险堵截红军向西发展。川军的布防情况是：
邓锡侯第28军17个团防守广元以北陈家坝、朝天驿至江口沿江地段。其中10个团守备江防，第3师第7旅和宪兵第2团防守江口至广元地区，第4师第12旅和第2师2个团防守广元县城及乌龙堡地区，第5师第14旅和第15旅1个团防守上西坝至朝天驿地区。警卫第3团担任广元兵站勤务。第3师第8旅配置于三磊坝，宪兵第3团配置于下西坝，第1师第3旅主力第2旅一个团、特科第4团作预备队。
田颂尧第29军35个团防守昭化以南江口至新政坝一线。其中以23个团守备江防：第1师第1、第2旅和第5师第13旅共6个团防守江口至青牛庙，独立师防守青牛庙至小站河，第3路防守小站河至百里坝，第3师、第5路、第2师第5旅共10个团防守百里坝至河溪关，第4师第12旅和独立旅、警卫第3旅、第1路共10个团防守河溪关至新政坝地段。以1个旅作预备队。
这样，川军在北起朝天驿，南至新政坝约300公里的嘉陵江以西地区，共配置了52个团。但其防线绵长，有不少薄弱环节。如小站河至百里坝近50公里的江岸，只有3个团防守，其前沿又只有4个营。同时，田颂尧、邓锡侯两部都遭受过红军的沉重打击，士气十分低落，不少部队建制残缺，兵员不足。
红四方面军根据川军宽大正面的防御特点和兵力部署，决定集中主力，选择川军防御薄弱部分实施重点突破，同时在宽大正面上进行多路强渡。渡江成功后，首先歼灭沿江设防守军，夺取要点，并向两翼扩展，然后向纵深发展，以占领嘉陵江、涪江间的广大地区，为下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红军渡江作战部署如下：红30军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实施重点突破，消灭江防守军后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红31军消灭剑门关守军。红31军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口渡江，尔后消灭剑门关守军，并迅速向昭化、广元发展进攻，打击邓锡侯部和阻击位于甘南的胡宗南部南下，以保障右翼侧安全。红9军于阆中以北涧溪口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红30军向北进攻，以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之川军，以保障左翼侧安全。红4军为方面军第2梯队，于第1梯队渡江成功后在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红9军消灭南部守军，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红四方面军总部炮兵团配置于苍溪塔子山上，掩护红30军强渡。红军大学在苍溪西关佯动，配合主力渡江。总指挥徐向前亲率有关人员，沿江勘察地形，收集水文资料，为红军顺利强渡作了准备。
红四方面军利用各种机会，号召所有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都要以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完成渡江作战前的各项准备：一、政治动员。反复阐明渡江作战的意义，解除各种顾虑，增强胜利信心，树立坚决、勇敢、顽强和突得破、守得住的决心。二、渡江侦察。各部队在指定的渡江地段内，以化装侦察和泅渡夜摸等手段查明守军兵力和火力配备情况。同时，嘉陵江西岸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武装也给渡江部队提供了守军内部的一些资料及江防部署情况。三、渡江训练。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红军，利用嘉陵江东侧支流的东河，开展水上练兵。对于一般人员进行江河水性知识的教育。在战术上着重训练偷渡和强渡的突击动作，以及登陆作战、巩固扩大登陆场、火力支援、保障后续部队投入战斗等。四、物资器材的准备。要强渡江河，中心问题是造船。群众闻讯后运来造船用的大批木材，筹集了大量的废铁；很多老船工由各地跋山涉水，昼夜兼程，赶赴苍溪。军民同心协力，在短时间内造出了大批木船和3座竹扎便桥构件。这样，保证了红军的第1梯队与后续部队均能迅速投入战斗。
为了保证渡江作战的突然性，红四方面军在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中，做到严密封锁消息，隐蔽船只，部队行动不吹号，做饭不冒烟等，使川军始终未能识破红军的作战意图。
3月下旬，红军渡江准备工作完成。28日，指挥部发出渡江命令。当夜，各部队开始强渡嘉陵江作战。红30军2个营和方面军直属教导营为突击队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以神速动作秘密渡江，直至迫近对岸才被川军发觉。但川军火力尚未展开，塔子山的红军炮兵即向其前沿猛烈轰击，压制川军火力，掩护突击部队胜利登岸。突击队登岸后，全歼守军1个营，控制要点，击退了南北两翼川军的反击，巩固了登陆场。29日拂晓，红88师第2梯队2个团陆续渡江扩大战果。川军仓猝反击，妄图消灭红军于滩头阵地；红军占据有利地形，先以密集火力予以杀伤，然后集中主力实施突击，川军狼狈回窜。红军乘胜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退从阆中后撤的川军第2师第5旅。
红31军第9师于29日拂晓前在苍溪以北之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克守军险要阵地火烧寺，击退刘汉雄师1个旅，巩固了登陆场。与此同时，红9军于阆中以北渡江成功。
第1梯队强渡成功后，迅即向纵深和两翼扩展。红4军也于苍溪加设的浮桥上过江，投入战斗。
3月31日，红30军及红9军一部经福兴场攻占剑阁，守军向江油方向逃窜。接着，红30军以红88师向东北疾进，协同红31军进攻剑门关。
剑门关是横跨剑阁、昭化之间剑门山上的隘口，扼川陕孔道，地势险要。两旁均为数丈高的峭壁，山间仅有一条小路相通，用火力封锁即难通过。经川军长期驻守设防，地堡、堑壕密布，是江防纵深的重要支撑点。邓锡侯调宪兵司令刁文俊率3个团到该地防守。4月2日拂晓，红30军第88师、红31军第93师和第91师1个团，先后到达剑门关附近，对川军形成三面包围。但守军凭险顽抗，力图固守，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乃决定集中迫击炮及机枪火力掩护突击队对守军各个集团工事实行逐点攻击。红31军向隘口东侧守军阵地进攻；红30军向隘口西侧守军阵地进攻。川军在红军的猛攻下据险死守并拼命反扑，红军同守军展开多次肉搏，经半日激战，将东西两侧高地全部占领，并乘胜夺取了隘口的北山主峰，切断了守军向北逃跑的道路。不久，剑门关守军被全部歼灭。
红军占领了“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要隘，川军沿江防线即土崩瓦解，溃兵纷纷向西逃窜。红30军和红31军各一部星夜直奔昭化，3日占领昭化城，歼守军1个团。红31军主力继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阻击胡宗南部南下，并以一部包围广元城。
民在红30军与红31军北向剑阁、昭化方向发展的同时，红四军主力即西向梓潼方向发展，一部配合红9军主力，南向阆中、南部城方向发展。阆中守军仓皇弃城向盐亭逃窜，红9军即于3月31日占领阆中。4月2日，又攻克南部城，全歼守军李炜如部3个团。红军强渡嘉陵江作战至此胜利结束。被击溃的第29军江防部队，纷纷逃向射洪、盐亭、三台地区。田颂尧被蒋介石撤职；邓锡侯第28军主力退缩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有一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绵阳地区。
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第1师第1团和第2师第4团在西康省（今四川省）泸定县抢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打击国民党川军的进攻作战。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族聚居地区，又有天险大渡河。彝族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军阀欺压，对汉人抱有很深的成见。大渡河水深流急，两岸都是陡峭的高山，易守难攻。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曾在这里因北渡未成而全军覆没。蒋介石企图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声称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为此，他命令薛岳率其主力迅速北渡金沙江，向西昌追击，并以第3纵队向盐边、盐源推进，沿雅砻江两岸布防，阻止红军西进；同时，以川军第24军主力由泸定致富林沿大渡河筑堡，阻止红军北进，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指出：在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红军目前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训令强调指出：“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方针，各军团必须以极迅速、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止红军前进的川军各部队；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民群众，并组织彝民游击队；以急行军到达大渡河，迅速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川军进行连续战斗，以开展川西局势。
红军在北进途中，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彝族区。5月24日晚，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守军2个连，控制了安顺场的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后续部队及时跟进，一举击溃防守北岸之川军第5旅第7团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从而在守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红1军团一部虽在安顺场抢渡成功，但这里水深流急，不能架桥，红军只有4只小船，在几天内渡过河是不可能的，而此时尾追之薛岳部已过德昌，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击而进，火速抢占距离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
这时，川军以2个旅在大渡河左岸向泸定桥增援。红军沿大渡河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第4团，于27日由安顺场出发后，为了抢在川军增援部队到达前夺取泸定桥，在“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的口号下，沿着崎岖山路，边打边走，先后在猛虎岗、摩西（今攀西面）等地击破国民党川康边防军的阻击，于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的西桥头。
泸定桥是我国著名的铁索桥，扼川康要道，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天险大渡河之上，东桥头同泸定城相连，守军为国民党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守军在红军到达的前一天，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几根铁索悬在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
经过紧张的准备，红军第4团于当天下午4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统一号令下，全团火器一起开火，由第2连的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对岸冲去，在穿过守军于东桥头燃起的火墙后，胜利占领大桥，冲进城内，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红军后续部队紧跟入城，歼灭守军一部，攻占泸定城。红军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第1师和干部团，也日夜兼程赶进，在击破川军1个团的拦阻后，胜利到达泸定城。接着，中央红军主力由泸定桥顺利通过大渡河。这样，蒋介石处心积虑地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终成泡影。
红军长征的胜利6月中旬，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先期到达的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3月开始长征的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为确定下一步进军方向，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等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但张国焘却对此持反对态度。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8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穿越川西大草地。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经过极其艰苦的行军分别到达阿坝和巴西地区。这时，率左路军的张国焘拒绝向右路军靠拢，擅自率军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开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后，红军自俄界北进，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随后，红军又连续突破敌人在会宁、固原设置的两道封锁线，击溃尾追的敌人骑兵部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了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长征。
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下，1935年11月从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经艰苦转战，1936年6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2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甘孜会师后，在党中央的耐心争取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积极力争下，张国焘同意北上。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大规模战略转移的成功，保存了革命火种和民族精华。红军转移到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人民参加抗日斗争提供了立足点和出发点。
长征还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诚意，驳斥了国民党关于红军“捣乱后方”、“牵制抗日”的诬蔑之词。
长征还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给我党我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军战士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靠的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靠的就是艰苦奋斗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长征精神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巨大精神动力。这种精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都要发扬光大。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4年秋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相继退出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并进行长征后，留下了1.6万人的红军和地方部队，分散在8省：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含今海南省），15个地区：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海南岛琼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并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原中央革命根据地及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开展积极广泛的游击战争，牵制、扰乱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并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实施反攻。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长驱直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进攻，11月下旬，占领了根据地的全部县城、交通要道和大部乡村。然后，采取分区“绥靖”、限期“清剿”的方针，企图一举全歼红军。在此期间，红24师等部队，实施了阵地防御作战，不断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但由于兵力对比悬殊，在防御作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
1935年2月，中央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所作的新的指示精神，决定将红24师和地方武装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在分散转移途中，红军的领导机关和部队大部损失，部分辗转到达赣粤边和闽西地区，会同当地的党组织和红军继续坚持斗争。由于中央分局的电台在突围时失去了与中共中央和各地区的联系，从此，在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中，各地的中共党组织独立地领导了游击战争，在南方8省内逐步形成了15块游击区。
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秋冬反“讨伐”作战“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各族人民群众，不顾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的意旨，自发地组成抗日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名义的武装进行抗日。这些武装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其全盛时约30万人。他们在反侵略斗争中，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但由于这支庞大的队伍派系不一，无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加之其领导人有的缺乏全局观念，纪律松弛，故在日伪军的军事进攻、政治诱降的威逼利诱下，或被消灭，或遭惨重损失，或瓦解降敌，到1936年初已所剩不多了。
此时，由中共满洲省委组建的几支弱小游击队，在其统一领导下，经过几年的英勇奋战，迅速发展为4支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两支反日联合军。他们依照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中关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精神，依次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抗联）第1至第6军。（第7军由第4军第2师在1936年冬扩建组成）同年秋，谢文东、汪雅臣、李华堂、祁明山（又名祁致中）等部，分编为抗联第8、第9、第10军及独立师。抗联各部，在日伪军从1936年3月至9月进行的第1期“治安肃正”中，其第2军军部率主力由安图地区西进南满，留下第2师在宁安、东宁地区与第5军协同作战。5月，第2军第3师于抚松县境与第1军第2师会合。7月，中共东满特委、南满特委，抗联第1、第2军党委领导人在金川县河里地区的密营举行了联席会。会议决定两军合编为抗联第1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统辖6个师。第2军3个师，改称第1路第4、第5、第6师。东、南满特委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2人为委员。会议研究确定第1路军的作战方针为：冲破东边道山林地区，扩大游击区域。决定以第1军军部率第1、第3师西征辽西、热河、内蒙古，求得同关内红军部队，特别是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第2军军部率第2、第4、第6师在原地坚持战斗，以牵制敌人，策应西征行动；第5师仍在宁安等地配合第5军行动。
在吉东地区之抗联第5军，早在1936年春，即按为打破敌人“讨伐”，扩大游击活动范围的军事行动方针，和以宁安为中心，分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必要时向北挺进的行动计划，其第1、第2师主力，于同年夏，进至中东铁路东段南北地区，与活动在该区的第3、第4、第6军的部队会合。9月，周保中率军部、军属工队向中东铁路东段转移，留下该军第3、第6团等部和第2军第5师组成道南留守处，继续坚持绥宁游击区斗争。
北满珠河游击区的第3军主力，在赵尚志军长率领下于1936年1月进至汤原县境，下旬，同汤原游击总队领导人夏云杰、第4军军长李延禄及其他抗日友军的领导人谢文东、李华堂、冯志刚会合并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决议”，决定组织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和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后改称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公推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华堂任副总司令，张寿籛任总政治部主任。会后，第3、第6军（由汤原游击总队组成）决定各留部分兵力组成以张寿籛为主任的留守处，建立在汤旺河一带的后方根据地，以第3军大部组织西征，开辟通河、东兴、巴彦、木兰、铁力、庆城、海伦游击区。3月，赵尚志率第3军之第5、第6团等部开始西征，先后进行了舒乐河镇、八浪河等多次作战，威震松花江西岸。至夏初，到达木兰县境，尔后又在巴彦、木兰、通河一带活动，开辟了巴木通新游击区。半年时间，第3军由6个团发展成6个师，活跃在北满的20多个县，打破了敌人的多次“讨伐”，使松花江南北两岸的游击区连成了一片。
1936年9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开始实施第2期“治安肃正计划”，将东、南、北满及吉东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以日军4个师5个独立守备队及各特种兵部队和伪军担任“讨伐”任务，9月日伪军正式开始向上述各区实施“讨伐”。
1936年7月，抗联第1路军根据“金川县河里会议”制定的军事行动方针和计划，其第1师由本溪县境出发，西征辽西、热河，当进至辽阳地区时，遇强敌追堵，西进不能，遂行东返，途中在摩天岭与尾追之日军激战竟日，毙日军中队长以下官兵80余名，但自身亦伤亡很大，只得返回宽甸地区之密营休整。为配合第1师西征和反对日伪军的秋季“讨伐”，杨靖宇、王德泰分别率部在南满各地积极展开游击活动，相继进行了通化县四道江、大拐弯子伏击战，袭击抚松县城，化装袭击了鸭绿江畔之大荒沟，以及错草沟伏击战，大、小德水、半截沟、二道岗等多次战斗，给进行“讨伐”之日伪军以重创。
10月，日军关东军司令部决定，以伪满第1军区之伪军为主力，调集第2、第3、第5军管区部分兵力和伪靖安军及警宪计1.5万余人，由佐佐木到一任指导部长，伪满洲国军部大臣于芷江任司令，对通化、辑安、临江、长白、抚松、蒙江、辉南、金川、柳河九县地区，进行所谓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抗联第1路军根据上述敌情，决定以灵活机动的战术，进行反“讨伐”作战。同时还决定以第3师再次西征。第1路军总部组织部队在深山密林修造密营，储备物资，以供部队反“讨伐”作战之需和休整之用。11月，在杨靖宇主持下，第3师组成了400余人的骑兵西征部队，下旬，西征部队在师长王仁斋、政治委员周建华率领下，由兴京县出发，过清原，翻铁岭，越南满铁路，一路冲杀，于12月下旬进抵辽河东岸。然而始料未及，当年冬季气温偏高，辽河此时并未封冻，又困难觅渡船，部队无法渡河，再因行进急速、频繁战斗，人员骤减至100余人，且过度疲劳，日伪军大量逼来，在此紧急之际，西征部队只得放弃西征，绕道返回兴京密营进行休整。
在第3师西征期间，第1路军之第2、第4、第6师，在长白、安图、临江、蒙江等县境内广泛展开游击战。10月，在长白县境内毙日守备队80余名，在安图县东青沟毙日军石川上校、河村中校及伪混成第7旅官兵数十人，使敌人之“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一开始即遭重创。11月，抗联第1路军部队，拔除了临江县大阳沟据点，伪军2个连被迫投降，接着又在长白县八道沟毙伤伪军40人。同月下旬，王德泰率第4及第6师一部于蒙江县小汤河活动，是时，遭伪骑兵第7团和教导队的突然夜袭。王德泰临危不乱，镇定从容，指挥部队夹击进攻之敌，毙伤伪军团长以下官兵40余人，迫敌仓皇南逃。王德泰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战后，魏拯民继续率部战斗在长白、临江等县境。12月，在十三道沟重创伪军“讨伐”队，在五道沟毙伤伪军50余名。留守长白县黑瞎子沟密营的第6师20余人，利用有利地势，巧设疑阵，伏击了前去“讨伐”的500余人的日军守备队，毙伤日军近100名。日伪军在长白、临江境内连遭打击后，遂调集重兵，以图围歼活动于该区的抗联部队。魏拯民得悉敌方企图后，随即率第2、第4、第6师主力向抚松转移，跳出了敌人包围圈，留下的部分部队在内线继续坚持斗争。1937年1月间，第1路军第4师在蒙江县小夹皮沟伏击战中毙俘伪靖安军30名，在抚松县漫江沟歼伪军100名，接着袭占了南岗木场，随又与第6师在鲤明水沟设伏，歼伪军2个连大部。此外，第6师还先后进行了抚松县城南战斗、红山头和桃泉里等战斗。至此，抗联第1路军彻底打破了日伪军对之进行的秋冬季大“讨伐”。为此，伪满洲国军政部日本顾问佐佐木到一无可奈何地哀鸣抗联第1路军是“满洲治安之癌”。
1936年秋，抗联除第1路军外，已大部云集于松花江下游地区，广泛展开游击战，在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队伍获得迅猛发展，使日伪当局十分惊恐，把他们称之为伪满洲国的“北部国防上的心腹之患”。于是在1936年10月决定，以日军第9师团师团长为司令官，调集了大批日伪军开始对以汤原、宾县、木兰、通河、依兰五县为中心的大“讨伐”，欲聚歼该地区之抗日武装。
为打破日伪军“讨伐”，贯彻同年9月18日召开的中共珠河、汤原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确定的“向新区发展，向日伪统治环节薄弱的缝隙中突击”的精神，和避免部队为敌聚歼，分散就食以减轻民众负担，抗联遂以第3军大部及第4、第5军部分部队组成远征队向小兴安远征，其余部队就地开展游击战，配合远征队行动。第3军之第2、第3、第5、第6、第9等师为远征先遣队，分由方正、延寿、五常、宾县、庆城、东兴地区出发，11月先后会合于铁力县境，随即展开游击活动，在孙灵阁山附近与装备精良的500余日军激战一昼夜，毙日军80余人。同月，赵尚志军长率500余名骑兵队由汤原老钱柜出发，12月到达铁力县境，他向先遣队部署工作，随即又率领200余人的队伍北进。不久进至海伦、通北地区。此时，日军侦悉到抗联之远征意图，即在北黑线及黑龙江流域部署重兵，对远征队进行堵击、尾追和进攻。当赵尚志率队到达通北县冰锥子第5师之密营时，得群众密报，有日伪军800人进山“讨伐”。赵尚志根据当时虽敌我兵力悬殊，但所处之地谷深林密，时值隆冬，谷底已形成冰川，是难得的伏击战场。于是当即将主要部队分布在深谷两侧矮树丛中，形成袋形阵势待敌，以1个班兵力前出诱敌。是日午后，日伪军“讨伐”队被诱入伏击阵地内即遭密集炽热火力射击，被压服在无处藏身的冰川上，死伤狼藉，然仍作困兽犹斗，连续组织了10次进攻，但均未得逞。当晚，日伪军被困于零下40℃的奇寒中，伏击部队却利用密营木屋交替取暖，轮番出击敌人。次日，“讨伐”队方在援军的接应下仓皇撤退。此次战役，共毙伤日伪300余人。同日，第3军第9师与第4军第2团歼灭了海伦县六井子伪警察署全部伪警。冰锥子战斗后，赵尚志率队向龙门一带挺进，途中击破了日伪军的堵击，克服了茫茫林海雪原和粮断水绝的困难。当其到达龙门附近之炭窑时，获悉日军乘坐30多张爬犁前来“讨伐”。于是赵尚志将部队设伏在日军来路两侧。是日13时许，日军进入伏击阵地，突遭伏击部队猛烈射击，丘井大尉以下官兵被歼。战后，赵尚志率队前进。连续的作战和艰苦行军，部队大量减员。待到达逊河附近露营时，已十分疲劳的部队突遭日军偷袭，数十名战士英勇牺牲，战骑全部丧失。余部70余人在赵尚志率领下以惊人的毅力和对敌的仇恨与必胜的信念，克服了重重险阻，于1937年春返回汤原后方根据地。
留在中东铁路南北、松花江下游活动的抗联第3至第11军各部，为配合远征队行动，他们有时独立活动，有时联合作战，或袭击、或攻城、或略寨，积极展开游击战，予日伪军以重大打击。他们先后进行了袭击林口城、小道沟附近的延寿伪警察大队，攻占军事重镇佛山（今嘉阴）城，刁翎大盘道伏击战，夜袭刁翎和攻打依兰县城等大小战斗上千次，彻底打破了日伪军对该区的大“讨伐”计划，保存了老的游击区，同时与远征队一起开辟了铁力、庆城、海伦、富锦、宝兴等新的游击区，建造了后方基地和密营，并以此开办学校、医院、军需工厂，部队在战斗中得到成长、壮大和重大发展。
东北抗联在1936年中与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战斗近3000次，歼日军上千名，伪军数千名，彻底粉碎了日本关东军欲于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的第一年度的计划，取得了反“讨伐”作战的重大胜利，扩大了抗联的声威，鼓舞了东北人民和其他抗日友军的抗战热忱，部队由不到万人发展到2.2万余人的10个军另1个独立师，组建了汤原、刁翎、长白山游击基地，建造了很多密营，保持了老的游击区，开辟了铁力、庆城、海伦、富锦、宝清等新的游击区，为尔后的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华北危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方针是既定的。1933年3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不承认国际联盟讨论通过的《李顿调查报告书》，宣告退出国联。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声明，狂妄表示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日本对“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有单独责任，无须他国干涉；试图排斥英、美在华势力，实现独占中国的目的。蒋介石、汪精卫实行媚日外交，希望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演说，提出“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的对华方针。蒋介石、汪精卫立即表示赞许。
5月，中日公使同时升级为大使。南京政府发布《敦睦友邦令》，明令禁止一切排日、反日言行。
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进一步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5月，日本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和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在山海关、古北口、锦州一带集结重兵，准备随时入侵华北。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国民党北平当局提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下野、省政府移至保定，更换天津市长和公安局长等要求。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受蒋介石之命，完全接受日方要求，并在几天内即一一照办。
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又向何应钦提交“觉书”及附带事项，要求国民党政府撤出在河北的一切党政机关和所有中央军、东北军，禁止一切抗日排日活动。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这就是《何梅协定》。在此前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借口察哈尔张北地方中国军队拘留日本特务，派土肥原贤二向国民党当局进行要挟。6月29日，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规定取消察哈尔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国民党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等。“何梅”、“秦土”两协定，使中国政府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在华北五省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华北成为日军可以任意出入的“真空地带”。
接着，日本侵略者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防共自治运动”。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公开宣称要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实现“华北经济圈独立”以及和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提出了全面实现“华北自治”的狂妄要求。10月，土肥原到华北加紧实施华北“分离”、“自治”计划，唆使汉奸、流氓在冀东香河县举行暴动，占领县城，成立“临时维持会”。11月又策动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通县拼凑“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防共自治政府”），宣称“脱离中央”，“独立”“自治”。这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冀东22个县实际上沦于日本之手。南京政府却适应日本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明令裁撤军委会北平分会，改设冀察绥靖公署。12月初又指派宋哲元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两省两市。这是一个既同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侵略者有特殊关系的半自治政权。
在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在“日中经济提携”的幌子下，在华北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控制华北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垄断华北的铁、煤、石油、盐等资源的开发。日本侵略者还公然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甚至殴打中国海关关员，逼迫中国缉私人员解除武装。据美国太平洋联合会最保守的估计，1935年中国走私入口的货物总值达2.5亿美元（包括各种毒品），其中大部分是由日本通过华北各口走私运进的。
日本对中国的加紧侵略，直接威胁着英、美在华的利益。英、美的对日态度由原来的袒护、纵容变为公开的谴责和反对。英、美报刊指责日本是“黩武的国家”、“国际的强盗”，揭露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英、美政府开始采取积极行动，扶植国民党内亲英美派，以与日本的扩张相抗衡。1935年4月，美国派遣“经济考察团”来华。9月，英国派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帮助实行币制改革，中国宣布加入英镑集团。12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华北“正在进行着一项性质不寻常而可能有远大影响的政治斗争”，表示“中国任何部分的非常发展”“为所有在华有利益的国家所关心”，“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次年5月，《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中国以白银换取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用以维持法币的汇价。南京政府进一步依赖英、美。币制改革和白银协定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与英、美的矛盾日趋尖锐。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和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分化。日本一手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使整个华北面临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管辖的危险；而且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经济上受到巨大压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开始向亲日派发起攻击。宋子文、孔祥熙等对禁止排斥日货运动和颁发“敦睦邦交令”提出异议。
1935年8月，国民政府监察院提出不信任外交部长案（时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兼任）。汪精卫只得请辞本兼各职。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举行，汪精卫被击伤。会议通过了冯玉祥等二十人联名提出的《救亡大计案》。随即，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蒋介石在19日所作的对外关系报告中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同时表示和平、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大会通过的宣言也宣称“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12月，蒋介石亲自接替汪精卫行政院长职务，并一度主持中日谈判，开始采取拖延态度。行政院各部部长亦代之以蒋的亲信。亲日派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势力严重削弱。
以国民党五大为契机，国民党内亲日派和英美派的力量出现明显消长，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亲日投降的外交路线受挫。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无理要求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提出了“绝对不能容许”破坏行政统一的自治制度等条件。诚然，国民党的这种变化是初步的，不彻底的。华北在名义上没有分裂出去，实际上却已在日本控制之下。华北危机空前严重。
“一二·九”运动华北事变后，一度低落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走向高涨。在中共河北省委、北平临时市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几千人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爱国学生高呼“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大刀、水龙、警棍，毫不畏惧，英勇搏斗，充分体现了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
当天，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翌日，全市各校实行总罢课，准备更大规模的斗争。
12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北平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先后汇集在天桥和正阳门前举行大会，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收复失地。会后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游行群众再次遭到镇压。
北平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的英勇斗争，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和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和广泛同情。宋庆龄和北平各大学进步教授杨秀峰、张申府等以及外国友人斯诺夫妇等各方面人士都对学生的斗争给予了支持和帮助。从12月11日起，南京、上海、天津、武汉、杭州、济南、广州、西安、太原、重庆等30多座大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
为了使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坚持和发展下去，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及时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不能完成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务，必须使学生深入工农群众，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工农群众的武装自卫斗争，为青年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1935年底，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和平津学联的具体组织与领导下，近500名大中学生组成四个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深入河北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接着，上海、广州、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进行救亡宣传。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的活动，使青年学生走出书斋，受到了实际斗争的锻炼。进步学生开始找到自己扎根的土壤，正确认识了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位置和作用。
后来，为保存骨干，坚持长期斗争，扩大抗日救亡阵线，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总部设在北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实际取代了共青团，成为共产党在宣传团结抗日，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方面可靠、得力的助手。到七七抗战前夕，民先队员发展到2万多人，甚至在巴黎和南洋的华侨青年中也有民先队员。民先队团结了广大青年战斗在抗日救亡和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
“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冲破了国民党统治下沉寂的政治局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从而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起点，成为中国革命由低潮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它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干部。其次，“一二·九”运动为知识青年指出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为青年学生运动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广大工农大众相结合，投身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洪流，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对华北扩大侵略和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经两度延期，于1935年11月在南京举行。
蒋介石在会上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他在阐述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国民党就是要“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是国民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蒋介石的讲演，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深，也反映了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种变化。
大会闭幕不久，12月2日至7日，召开了五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1936年5月5日颁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决定将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推举张人杰等25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主席汪精卫，副主席蒋介石。会议又推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向会议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蒋介石接任。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行政院的决议。改组后的行政院各部门的主要官员中，亲英、美派势力占了上风。
对日外交日趋强硬和抗战准备从1935年11月开始，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进行谈判。外交部长张群接任谈判后，在与日驻华大使有田的首次谈判中，明确表示，“国民政府不赞成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外交的基础”，“不能抛开东北、华北问题，孤立地空谈中日关系调整”。张群的强硬态度使谈判陷入僵局。在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央对外交所报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后，张群在与日新任驻华大使川越的谈判中，面对日方的无理要求，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关于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缉私，停止不法飞行，消灭察绥伪军等五条关于调整邦交的希望条款。双方各持己见，使谈判毫无进展。12月中旬，因西安事变爆发，谈判终止。
南京当局一面以强硬态度和拖延办法应付对日谈判，一面进行抗战的准备。国民政府在1936年制定的《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决策：“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以此构成了国民政府抗战战略路线的主体，有关具体部署是：以四川为中心建立大西南总根据地；以华中重镇武汉为“国防作战中心”；以国民党统治心脏宁、沪地区为国防战略重点，修筑上海至杭州、吴江至福山、无锡至澄江三道国防线，同时将全国划为抗战、警备、绥靖、预备四大区域。除上述内容外，国民政府还就重要的工矿企业、学校、机关内迁等提出了积极的设想，对于保护国家经济、教育、科研命脉，坚持抗战及维持大后方物质的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增强了国防实力，在日后的民族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有些方面的准备工作进展缓慢，收效甚微。又因中国工业生产落后，尤其在化学、钢铁、机械、光学仪器等方面更为薄弱，没有独立生产飞机、舰艇、坦克等重武器的能力，未能形成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
沟通国共对话以图政治解决与转变对日政策相同步，国民党当局从1935年11月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和中共取得联系，谋求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中日矛盾的激化，华北事变刺激了蒋介石，使他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其次，红军已损失大半，对国民党的统治构不成大的威胁。第三，在国际上为了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的支持。而同苏联改善关系，而首先必须同中共改善关系。第四，中共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新形势下业已做出了反响，“八一宣言”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日。第五，在中共的号召和影响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促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调整其对中共、红军的策略，在不放弃军事进剿的同时，主动寻求政治解决，以收编、招抚红军，如果谈判不成，再行进剿。
1935年底，蒋介石授意宋子文同宋庆龄商议打通与中共的关系。宋氏姐弟委托董健吾去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信息。1936年2月，董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名义，经西安到达陕北瓦窑堡，转达了国民党当局的意图。3月4日，正在东征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及时提出了两党谈判的5项条件。董健吾回上海复命，至此，中断10年之久的国共两党中枢之间的联系得到恢复。
蒋介石还指派陈立夫从其他途径打通国共关系，陈立夫委派CC重要成员、国民政府铁道部常务次长曾养甫具体负责。1935年11月底，曾委托部属谌小岑联络此事。谌通过翦伯赞找到吕振羽，同中共北平市委取得联系。随后，吕振羽受命以北平左派教授的身分到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会晤，担任中共北方局与南京方面之间的联系人。1936年6月，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以中共代表的身分到南京与曾养甫会谈，此为1927年国共分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与此同时，谌小岑还通过左恭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35年12月，中共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1936年2月，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到达陕北根据地，先后单独向博古、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汇报了谈判情况。此后，张子华多次往返于陕北、西安、南京之间，为两党谈判做联络工作。1936年1月，国民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之命，在莫斯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王明进行接触，表达了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接触谈判的意向，王明建议这项谈判在国内进行，并指派潘汉年为联系人。
1936年7月潘汉年回国，11月，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在上海会晤，潘向陈递交了中共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协定草案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两党现状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联合抗日的具体建议。国民党方面在开始接触时，态度是积极的，但后来，陈立夫秉承蒋介石的“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以政治方式解决”的旨意，提出以取消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作为两党联合的先决条件，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尽管如此，国共双方的初步接触，增强了彼此了解，减少了对立情绪，为两党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公布和国民大会的筹备国民党当局在有条件地谋求对中共政治解决的同时，准备实施宪政，于1936年5月5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着手筹备召开国民大会。
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应于最近期间积极遵行建国大纲所规定之地方自治工作，以积极进行宪政开始之筹备。拟于民国24年3月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并决定颁布日期。立法院速起草宪法草案，并发表之，以备国民之研讨”。
1933年1月，立法院成立了孙科为首的40人宪法起草委员会，2月，“制宪”工作正式开始。6月，完成宪法草案初稿。1934年3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公布，由立法院进行审查。10月16日，立法院全体会议对宪法草案三读通过，送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审核。国民党中央的审查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初，经过四届五中全会、四届六中全会、五大、五届一中全会共4次会议。1936年5月1日，宪法草案通过，5月5日正式公布，史称《五五宪草》。
宪草分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中央政府、地方制度、国民经济、教育、宪法之实施及修正共8章，148条。宪草规定，“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大会有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及立法、监察院正副院长和立法、监察委员，创制、复决法律，修改宪法等政权。宪草规定总统副总统任期6年，总统对国民大会负责，有统率全国海陆空军，依法对外行使宣战、媾和、缔约，对内宣布戒严解严、大赦、特赦、发布紧急命令，任免行政、司法、考试院长及其他文武官员之治权。宪草规定了人民有人身、居住、迁徙、言论、著作、出版、通讯、信仰宗教、集会结社之自由，有依法律请愿、诉愿、诉讼、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和应试之权利，有纳税、服兵役、工役及公务的义务。但同时又规定：凡限制人民自由或权利之法律，以保障国家安全、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需者为限。宪草规定中华民国的经济制度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以谋国民生计之均足”，公用事业及独占性企业以国家公营为原则，但必要时允许国民私营，“中华民国领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其经人民以法律取得所有权者，其所有权受法律之保障及限制”。
《五五宪草》是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的一部力图粉饰民主的宪法草案，规定了形式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体，本质则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总统个人独裁。《五五宪草》是国民党法统的基础，为1947年国民大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之蓝本。
《五五宪草》公布后，召开国民大会的其他准备工作主要是制定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并实施选举。
1936年5月14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7月1日，又公布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施行细则》。依照上述法规，国民大会代表分为两种，一为当选代表，即依选举法规定所选出的代表；二为当然代表，依《国民大会组织法》第3条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为当然代表。此外，规定以下五种人列席国民大会：（1）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与候补监察委员；（2）国民政府主席；（3）国民政府委员；（4）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之长官；（5）国民大会主席团特许之人员。
《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几经修改，于1937年5月2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修改后的代表名额为1440名，分配方法为：依区域选举方法选出者665名；依职业选举方法选出者380名；依特种选举法选出者155名。除调整了代表名额外，还对两法的其他内容做了修改，如将国民大会的职权缩小，限制在“制宪”范围；取消国民政府对区域代表和职业代表初选当选者的圈定权。国民大会的筹备工作虽有初步成果，并原定1936年11月12日召开，但因故拖延长达10年之久。
《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1935年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度高涨。以民族利益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高举民族抗日的光辉旗帜。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并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宣言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于是，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又于11月28日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
几个月间，中共连续发表三个抗日宣言，反映了形势的迫切要求，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早在“八一宣言”发表的当天，蒋介石就从电台获悉。对于中共政策变化的新动向，极为关切。“八一宣言”是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端，发表伊始，便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直接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研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制定了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状况作了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和估计，指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在报告中还对“左”倾关门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同时，他也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提醒全党要注意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警惕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复活。
瓦窑堡会议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奠定了中民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
红一方面军东征1936年2月中旬至5月初，红一方面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东渡黄河，出师山西的东征战役。此役，历时75天，红军转战晋中、晋西南、晋西北广大地区，歼晋绥军约7个团，俘其4000余人，粉碎了晋绥军苦心经营的黄河封锁堡垒线，予山西军阀阎锡山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在同蒲路沿线20余县，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对平津、太原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支援作用，为后来红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打下了基础。
1935年冬季，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如何使各种抗日和革命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是中共和红军开展新局面的关键。当时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甘苏区，仍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一方面军当时的兵力仅有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比较困难，扩军不容易。苏区周围的形势比较严重；在南面、西南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第84、第86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他们正加紧对苏区和红军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妄图将红一方面军困死、饿死，最终“剿灭”陕甘边地区。
参加对陕甘苏区围困并准备发动进攻的国民党军，主要有：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据守宣川、韩城、白水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张学良的东北军，一部据守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洛川等县城和附近一些乡镇，阻止红军向西南发展，并隔断陕甘苏区同关中苏区的联系；井岳第86师从榆林、靖边、安边、定边向南袭扰，企图夺占瓦窑堡、安塞、安定等地；高桂滋第84师据守绥德、米脂和清涧地区；阎锡山的正太护路军司令兼陕北“剿共”总指挥孙楚率领晋绥军4个步兵旅，布防于吴堡、义和镇及其南北地区，并指挥晋绥军骑兵第4旅及井、高部队各一部“清剿”神木、府谷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在黄河东岸，阎锡山以3个旅另1个团的兵力，沿黑峪口至禹门口300多公里的地段筑堡守备，阻止红军东渡入晋。其中第71师第216旅2个团担任包括黑峪口、罗峪口等渡口在内的兴县、临县、离石三县河防，第207旅2个团担任包括沟口、河口等渡口在内的石楼、中阳两县河防；第72师第209旅1个团担任永和及其以西河防；第69师第203旅担任包括禹门口等渡口在内的大宁、吉县河防；另有第101师第3旅两个团在柳林机动。此外，以6个旅另1个团的兵力，在太原、汾阳、临汾等地区防守，另有14个旅驻守在长治、应县、大同等地及绥远境内。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所确定的渡黄河东征的方针，中央军委于1935年12月24日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随后，陕甘苏区的党政军民进行了东征作战的各项准备。主要有：打击南北两面进犯之晋绥军，使东征作战有较巩固的后方；扩大红军，充实部队实力；调集大批地方干部，准备随军东征，开展新区工作；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征调了造船民工，并组建了工兵连，进行造船、划船、架桥等技术训练；进行战术技术训练和政治思想动员；各部队指挥员现地勘察了渡河地点，拟制了渡河作战计划，还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保密规定，以保证渡河作战的突然性。
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渡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其具体部署是：第1军团以第2师第5团为先头，第2师主力，第4师、第1师、第15军团第81师随后，从沟口实施渡河，另以小部队从福乐坪、马花坪佯渡；主力渡河成功后，迅速强占留誉镇地区，并向南发展，同第15军团打通联系。
第15军团（欠第81师）以第75师第223团为先头，第75师主力、第78师随后，从河口实施渡河，另以小部队从舍峪里、辛关佯渡；主力渡河成功后，迅速强占义牒镇，相机夺取石楼。
20日20时，渡河战斗开始。各军团突击队和先头团在预定的渡河点突破晋绥军黄河防线，控制了河东滩头阵地，并积极扩大渡河场，掩护主力部队渡河。至23日，红军全部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纵深35公里、横宽50余公里的地区。之后，红15军团第75师第224团开始转攻石楼城，方面军主力集结于留誉镇及其以南地区作短暂的休整，准备新的战斗。此间，山西游击队500余人从河口渡河，进至义牒镇为中心的地区，担任维护交通、巩固占领区的任务。
为了阻止红军的进攻，进而驱逐红军至黄河以西，阎锡山急调入陕之晋绥军4个步兵旅撤回柳林、离石、中阳地区，会同原在该地区的第71师等部，阻止红军北进，牵制红军东进；调驻长治、晋城的第66师到介休，驻太原的第72师主力1个旅另1个团和第68师1个旅前出汾阳，驻汾阳之独立第2旅向关上村推进，阻止红军东进；调驻临汾、襄陵的第69师主力及驻防大宁、吉县的另1个旅分路北上，均向隰县前进，阻止红军南进，牵制红军东进。另调驻军源、大同之第68师2个旅向岢岚集结，调驻大同、丰镇之骑兵2个旅到崞县至忻县间，随时增援太原；调驻应县的独立第3旅至文水、交城地区，以防卫太原的西南方。
为打破晋绥军的封锁，建立临时根据地，红一方面军首长彭德怀、毛泽东于24日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晋绥军一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作为东征第二步任务。依据上述决心，红1、红15军团分别开始了行动。红15军团于2月25日1时先在石楼南端歼灭从黄河边溃退之晋绥军约1个营；继以3个团向隰县急进，在预期的遭遇战中，歼晋绥军第69师先头部队1个营，击溃1个营。随后，军团主力转向东进，于27日占领水头镇。
红1军团于26日下午从南北两面进攻关上村，歼晋绥军独立第2旅第4团。该旅旅部率第3团由石板上向汾阳溃逃，红军乘胜追击，于27日将该敌歼灭。军团主力随即推进到兑九峪、三泉镇地区。
面对红军凌厉的攻势，阎锡山以救援石楼为目的，一面电告蒋介石增援；一面把自己能机动的部队编为4个纵队，于3月4日开始，分路向红军实施反击：第69师3个旅为第1纵队，由隰县向北反击；第66师3个旅为第2纵队，由介休向西反击；第72师1个旅另1个团和第68师1个旅为第3纵队，由汾阳向西反击；第101师和第71、第72师各1个旅共3个旅为第4纵队，由中阳向南反击。
鉴于上述情况，红一方面军首长迅速定下粉碎阎锡山反击的决心：第1军团第2师一部在关上村钳制阎部第4纵队，第15军团1个营在石口镇钳制阎部第1纵队的先头旅，集中两军团的主力，歼击兑九峪附近阎部第2、第3纵队。10日7时，红1、红15军团主力向兑九峪守军发起攻击，击溃阎部第一线部队。接着，阎部第3纵队在第2纵队的配合下，向红1军团攻击，红军两军团主力奋起还击，将其2个纵队击溃。这样，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即被粉碎。
第一次反击被粉碎后，晋绥军第2、第3纵队退至孝义、汾阳及其附近地区整顿；第1纵队一部退隰县，一部调回临汾；第4纵队主力仍在柳林、离石、中阳和关上村附近。
蒋介石的“中央军”一部，从3月上旬起陆续入晋，其第25师已进至灵石，第32军第141、第142师已经从正太路向平遥、介休间开进，第13军正准备从晋东南和风陵渡分路向侯马开进。这些部队初到山西，开始行动比较谨慎。
为打乱阎蒋两军的进攻部署，扩大占领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力量，彭德怀、毛泽东决定分兵南下北上作战，扩大和发展战役胜利，其决心和部署是：以第1军团指挥第81师（欠1个营）组成东征先锋军（后称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首先向霍县出击，尔后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第15军团第78、第75师主力和军团直属队为一路（后称左路军），进至灵石以西地区，掩护第1军团南下；以第15军团第75师第224团、第81师1个营和新组建的第30军等部为一路（后称中路军），由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继续包围石楼和在石口镇、关上村附近地区牵制晋绥军第1、第4两纵队，并保障黄河渡口及后方联络线畅通。
3月16日，红军右路军从大麦郊及其以北地区出发，于17日突破晋绥军汾河防线，包围了霍县县城，并占领了城北的道美、南关西村；左路军于16日由双池镇以西地区出发，于17日进抵灵石以西，并佯攻姚家山和灵石县城。这时，阎锡山为解救石楼并夺回被红军所占地区，又集中了4个纵队，于3月17日开始向石楼方向组织第二次反击。
这样，太原、晋南、晋西北地区的防守力量便减弱了。彭德怀、毛泽东决心分兵南北作战：以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继续南下，相机进占赵城、洪洞，并向曲沃、闻喜、运城攻击；以左路军乘虚北上，首先占领文水、交城，威胁太原，尔后继续北进，相机占领静乐、岚县、岢岚等县，创建晋西北游击根据地，力争与陕北的神府苏区打通联系；叶剑英参谋长指挥的中路军，继续包围石楼，反击晋绥军的反扑，控制黄河渡口。这样，红军便形成了左、右两路南下北上发展进攻，中路钳制晋绥军主力的有利态势。
按照上述部署，右路军于3月19日由霍县地区南进，占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乡村，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筹集资材，建立抗日游击队，建立秘密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左路军于3月18日从灵石以西地区北上，进到岔口镇作短暂休整，并开展地方工作。中路军在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之间广大地区钳制了晋绥军4个纵队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在南北两线的作战。同时，继续控制着黄河渡口，保障了后方交通运输，并开展地方工作，扩大部队，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游击队，建立了地方党和政权机构，为下一步的作战准备了战场。红28军在神府苏区，协同当地武装，积极打击晋绥军，有力地策应了红15军团主力的行动。
3月下旬，蒋介石委任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直接指挥由进入山西的国民党中央军编成的第5、第6、第7三个纵队，企图封锁黄河，分别围歼各路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同时，强令在山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长、延川进击，以造成红军后顾之忧。
根据这种情况，方面军首长于4月初决定，逐步收缩兵力，准备集中歼敌。为此，右路红1军团和第81师，即由古城、汾城（今襄汾）等地北上，攻占吉县，进至大宁、蒲县、隰县地区，并逐一扫除了平渡关至清水关的晋军黄河沿岸堡垒；左路红15军团，经白文镇、圪洞镇、金罗镇，于4月12日在师庄地区歼晋军第66师1个团另1个炮营，击溃其3个团，俘团长以下600余人，尔后转至大麦郊镇休整。红28军经金罗镇攻占三交镇后，经石楼到达康城与红一方面军总部会合。在围攻三交镇战斗中，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时，山西境内各路晋军纷纷向红军围拢，同时，蒋介石又命令陕甘宁各省国民党军队，向红军陕甘根据地进攻。为避免与优势晋军决战，保存抗日力量，巩固发展陕甘根据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4月下旬，方面军首长决定回师河西，遂于5月2日下达了渡河命令。自5月2日晚开始到5日，各参战部队分别经清水关、铁罗关渡过黄河，全部返回陕北的延长、延川、永平地区。同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敦促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至此，东征战役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西征1936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时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继东征战役胜利后进行了西征战役，给宁夏国民党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等部很大打击，创建了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地区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开始放弃“反蒋”口号，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的倡议。但是，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视中共的倡议，继续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仍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共，并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调集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东北军等部共16个师另3个旅，对陕甘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新的“进剿”。其部署是：蒋系中央军汤恩伯第13军（辖第4师、第89师）和晋绥军李生达第72师和1个炮兵团，渡黄河入陕，协同原在陕的高桂滋第84师、高双成第86师，进攻陕甘苏区东北部；以中央军李仙洲第21师、关麟征第25师和晋绥军的2个旅为预备队，集结在山西境内待命机动作战。另以东北军王以哲第67军（辖3个师）、刘多荃第105师主力（2个旅）和西北军冯钦哉第7军第42师、孙蔚如第38军第17师，由延安、甘泉、鄜县、洛川、韩城、宜川向北，进攻陕甘苏区南部；以东北军董英斌第57军的3个师，由合水、西峰一带向东北，进攻陕甘苏区中部；宁夏马鸿逵第15路军（1个师5个旅）一部驻守定边、盐池、豫胜（今下马关）等地；马鸿宾第35师驻守环县、曲子、庆阳、镇原地区，防堵红军西进。还以晋绥军4个多师，在黄河东岸的晋西、晋西北地区，防备红军再次东进。
是时，东北军、西北军领导人已同中共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其广大官兵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倾向抗日救亡，不愿同红军打仗。蒋介石、阎锡山素有矛盾、貌合神离，阎只求自保不愿再以大量兵力投入“剿共”。所以，蒋介石进攻陕甘苏区和红军的主力，实际上只有中央军第13军汤恩伯所部。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虽然反共坚决、积极，但防区广大，兵力有限，第15路军总指挥兼所编第7师师长马鸿逵仅有步〈骑〉兵12个团，马鸿宾仅有第35师共步〈骑〉兵8个团。这是一个较薄弱的战略方向。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确立了中共的政治任务是：扩大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红军力量，努力争取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在军事战略上，避免与当面敌人决战。据此，赋予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陕甘苏区党的战略任务是：向西面进攻，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而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策应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北上；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坚持东面的游击战争。确定上述三项战略任务之目的，在于争取时间、空间和力量，为将来的大发展，进而发动全国抗战创造条件。
中共中央军委依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战区形势，决定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第81师、骑兵团等部，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发起西征战役，向坚持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进攻，开创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策应红四方面军与红2、红6军团北上。同时以红29军主力、红30军、陕北地方红军部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牵制蒋系中央军和晋绥军，保卫陕甘苏区；以红28军准备出击陕南，协同陕南红74师，巩固与扩大鄂豫陕苏区，并吸引蒋军南下，策应西方野战军作战（后因情况变化参加西征作战）。
1936年5月18日，中央军委下达西征战役行动命令。规定西方野战军的第一阶段任务是：夺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地区。20日前后，参战各部由现地出发，分2路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左路军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经蟠龙、安塞进抵吴起镇（今吴旗）；右路军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经永坪、蟠龙之间进抵新城堡；红81师、骑兵团及野战军直属队随右路军跟进。是时，彭德怀的决心是：以红15军团兵分两路首先袭占宁条梁（今梁镇）和安边，尔后向定边、盐池攻击，再视情况袭击灵武、金积或豫旺县城，佯攻宁夏，以调动驻守庆阳至洪德城一带的马鸿宾第35师回援宁夏；红1军团则在运动中寻机歼灭第35师，并迅速夺占曲子、环县、洪德城等要点。
5月28日，红15军团右翼队第73师袭占了宁条梁，左翼队第75师强攻安边未果。
随后，红15军团以第78师围困安边，主力转向定边以南地区前进，并派一部兵力（骑兵团）前出到盐池、灵武地区侦察。红1军团则由吴起镇向元城镇、曲子镇方向攻击前进。
宁夏系“两马”的老巢，红军进攻宁夏，顿使“两马”惊慌。马鸿宾第35师一部急速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其边防由东北军接替。毛泽东一面致电东北军领导人，请其“让出曲子、环县、洪德城”，不要阻碍红军的进攻；一面电示彭德怀，要红1军团立即进至元城镇，派一部兵力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东北军由庆阳北上，相机攻占曲子及其南北一线，并指出，执行上述任务时，“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
6月1日，红1军团第1师进至曲子以北，向木钵方向警戒，第2师向进抵曲子的马鸿宾第35师第105旅旅长所率的特务连发动攻击，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下，该旅长冶成章率150余人投降；第4师于马岭附近击溃第35师1个营，进占阜城。2日，马鸿宾集中8个步（骑）兵营，向阜城反扑。3日拂晓，红1军团主力突然向马部发起猛攻，战斗3小时，马部8个步（骑）兵营大部就歼，1100余名官兵被俘虏。阜城战斗后，红1军团第4师控制曲子、阜城，并派1个团进占曲子西南的三岔；第1、第2两师继续北上，于4日攻占环县，5日攻占洪德城。红15军团第73、第75师，于4日攻占定边西南的洪柳沟，并准备打击马鸿逵的出援部队。为协调同东北军的关系，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请令其部队不要超过庆阳、镇原一线，红军则以该线以北地区为根据地。东北军部队按中共的要求停止于庆阳、镇原一线，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
6月5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心继续兵分两路向西攻击，“消灭两马部队，扩大地域，争取赤化，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部署是：左路军红1军团以第4师控制阜城至洪德城一线，开展群众工作，并准备在红29军一部接防后，向三岔以南发展进攻，扩大占领区域；主力继续西征，攻占豫旺堡、七营、黑城镇等要点，并在上述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征集资材。右路军红15军团主力继续向西推进，攻占小台子、萌城、豫旺县城及其以北地区，并以一部兵力进占同心城；第78师准备撤回安边，西进红柳沟地区，向定边、盐池、金积方向游击，准备打击马鸿逵部出扰部队。第81师和骑兵团暂留宁条梁、安边地区游击和做群众工作。西方野战军司令部率直属队进至洪德城附近。6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彭德怀，指出：横山、定边之间地区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与苏联联系的战略枢纽，也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应在7月半以前完成初步赤化。据此，彭德怀于10日下令由红军第28军、第81师和骑兵团组成北路军（又称中路军），由红28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统一指挥，由陕南转兵北上，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要点，在东与老根据地连接，南至薛进口、小河畔，西至定边、盐池，北至绥远边境的广大地区进行赤化工作，并准备以有力一部，消灭马部出援部队。
6月7日，西方野战军各路开始行动。至11日，右路军红15军团先头部队第73师第219团进占了同心城，其主力进抵王家团庄附近；左路军红1军团主力于13日进抵七营、上新堡地区，第4师继续控制三岔地区。至此，西方野战军终于切断了马鸿宾第35师余部经七营、同心城大路撤退中宁、石空堡的退路，打破了“两马”收缩兵力加强宁夏腹地防守力量的企图。在此期间，宋时轮、宋任穷指挥的北路军已进抵宁条梁、安边附近地区；红29军一部亦进至元城、曲子、阜城、合水之间地区活动，以配合红1军团的行动。这样，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境广大地区，并开展了创造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胜利地完成了西征战役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6月14日，彭德怀确定西征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部署是：左路军红1军团主力控制七营、上新堡地区，开展赤化工作，打击马鸿宾出扰部队；第4师控制曲子、阜城、三岔等要地。右路军红15军团主力攻占豫旺县城，尔后攻占韦州城，以一部兵力控制同心城、高崖子一线，并向海原、中宁方向游击侦察；第78师进占惠安堡，并向金积、灵武方向游击侦察，打击马鸿逵的出扰部队，以掩护军团主力夺取豫旺县城。北路军主力夺占安边，以一部兵力置于定边以南，向盐池、灵武方向游击；另以1个小团在宁条梁、横山之间地区开展赤化工作。各路军根据上述部署，旋即开始行动。
6月16日，北路军第28军、第81师和骑兵团完成了对安边的包围。是日2时许，暂归宋时轮、宋任穷指挥的第15军团第78师乘定边守军不备，一举袭占了定边城，全歼城内守军。17日，北路军首长留第28军一部与第81师继续围攻安边，率主力西进定边，准备进占盐池。21日3时，第78师和骑兵团攻占盐池，歼灭马鸿逵骑兵2个连和民团200余人，缴枪200余支、战马200余匹。此后，北路军以定边城为中心，展开工作，一边肃清残匪，一边扩大红军和征集资材；第78师和第81师夺占安边并准备打击马鸿逵部出扰部队。左路军红1军团第2师于20日进占七营，主力位于七宫、八百户之间地区，防堵马鸿宾部北窜；同时在防区两侧地区展开群众工作。此后，马鸿宾部向西转移到海原、黑城一带，东北军一部接替七营以南的阵地防务。21日黄昏，右路军红15军团第73师一部攻占同心城以南的王家团庄，全歼守寨民团，缴枪数十支，战马100余匹；27日2时，军团直属手枪团夜袭豫旺县城成功，歼灭守军2个连，俘守军营长以下280余人，缴长短枪180余支、战马150匹。尔后，红15军团主力向韦州城攻击前进。
韦州城是宁夏黄河以东地区的战略重镇，马鸿逵接韦州告急讯后，立刻派兵3个团（其中骑兵2个团）前往增援。7月5日，马鸿逵部第20旅旅长马全良率3个步（骑）兵团另2个营的兵力由韦州城进犯豫旺县城，企图夺回该地。当马全良部进至红城水一带时，遭到红15军第75师有计划的抗击，马部死伤300余人，狼狈退回韦州城。战斗后，右路军主力即在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红城水、大水坑、甜水堡、豫旺县城这一大片地区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在北线，防守横山的国民党军高双成第86师，以1个团（骑兵1个营、步兵3个连）的兵力，于6月24日向安边推进，企图解安边之围。红军北路军首长当即决定：留一部兵力防守定边、盐池，主力回安边，准备打击高双成第86师援兵。7月13日晨，由横山西援的第86师所部进至安边附近，被围城红军击溃，退回堆子梁。在此前后，北路军曾再次攻击安边，均未奏效。根据彭德怀的决定，红28军停止围攻安边，撤至安边以南休整，并准备打击出扰之马、高部队；第78师集中于盐池，担任赤化工作；第81师集中于定边，担任赤化工作。至7月下旬，第78师调至豫旺县城，归属红15军团建制；第81师调至甜水堡附近待命，盐池、定边西北防务由第28军接替。
在南线，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指挥骑兵第3、第6、第7、第10师），在张学良赴南京期间，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第106、第108、第120师与骑兵第3、第6、第7、第10师及马鸿宾第35师余部，自固原至安庆一线北犯。6月中旬至7月初，攻占了红军控制的三岔、阜城、马岭，并继续向曲子推进。随后，何柱国直接指挥步〈骑〉兵4个师和第35师余部，集结于固原、七营之间，准备兵分两路夹清水河向北进攻。
本来，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已同中共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红军西征以来，为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一直采取忍让和避免与其决战的姿态，但何柱国却认为红军的克制态度是软弱，继续向北推进。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7月14日电示彭德怀，指出：
“对何柱国指挥‘进制’〔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以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需要多的忍耐性”。于是，彭德怀决心集中红1、红15两军团主力，给予何柱国以有力打击。
部署是：以红1军团第4师及第1师第13团于曲子地区，阻击东北军第106、第108师北进；第1师主力和第2师集结于七营、双井子东北地区待机出击，并以一部兵力保持同七营以南之东北军的接触；红15军团集结于豫旺县城附近，待机出击。
7月17日，何柱国以骑兵第6师向红军进行试探性攻击，被红2师一举击溃。何柱国鉴于红军已有充分的准备，加之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东北军遂暂时停止了进攻。
在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的同时，东线红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游击战争同进攻的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兵力，有力地配合了西方野战军的西征行动。7月底，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行动胜利结束。
两广事变和绥远抗战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素有矛盾。1936年5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常会主席胡汉民病故，使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介石决意利用此机会解决两广问题，派居正、孙科等人赴粤以祭胡为名，要求西南与中央精诚团结，取消西南半独立状态。于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联络广西李宗仁等，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帜，进行反蒋。6月1日，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呈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吁请抗日。
2日将抗日主张通电全国，同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接着出兵湖南，南京政府也调集部队进入防御状态，内战一触即发。
两广事变的发生，引起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要求南京政府接受西南当局的抗日要求，同时要求西南当局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抗日诚意，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则对事变采取打拉并用的两手策略，一面派出大军准备进袭两广，一面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部下，用分化利诱手段瓦解了这次反蒋行动。
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西南问题的决议》，撤销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陈济棠被迫通电下野，旋即赴港。蒋介石认为分化桂粤目的已达到，便电令白崇禧、李宗仁离桂任职。遭拒绝后，蒋又调集大军，准备用武力解决，广西方面也严阵以待。对此，全国人民一致要求蒋介石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冯玉祥居中调停，双方举行和谈，蒋介石被迫收回成命，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两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因为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并起作用的结果。
南方两广事件刚刚平息，北方绥远再燃抗战烽火。1936年10月，在日军直接配合下，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进攻绥远。对此国民政府严正声明：“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亲赴平地泉指挥，蒋介石也飞太原与阎锡山商议战事，并令汤恩伯十三军驰绥增援。
保卫红格尔图的战斗是绥远抗战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战役，11月中旬，双方激战数日，终将伪蒙军彻底击溃。此后，日伪军以百灵庙为依托进犯绥北。百灵庙位于归绥西北300余里，为西通河套，南达归绥、包头之交通要道。为确保绥远，红格尔图胜利后，傅作义即针对日伪军之行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收复百灵庙。11月23比伪蒙军数千人在日本指挥官率领下，由百灵庙向武川、固阳方面出动。绥军奋起应战，迅速将敌击退，并乘胜追击至百灵庙附近。双方在百灵庙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至24日拂晓，敌势衰不支，全线溃退。为挽回败局，日军又指挥大量伪蒙军集结于百灵庙东北160余里的大庙地区，企图以此为根据地，向百灵庙反扑。10月2日，伪蒙军由大庙出发，向百灵庙发起攻击。严阵以待的绥军，当即予以迎头痛击。9日夜，傅作义下达总攻大庙令，10日上午，绥军收复大庙。
绥远抗战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声援，上海各界派出以黄炎培为首的慰问团携款10万赴绥慰问抗敌将士，北平学生成立了救护队、慰劳队、义勇队等组织，亲赴绥远抗日前线。绥远抗日获胜，举国为之振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西安事变驻在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又称西北军）都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把这两支部队放在陕西，作为进攻红军的主要力量。张、杨所部在“剿共”战争中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蒋介石不但不予支援，反而趁机削弱张、杨的力量。张、杨十分不满，又感到和红军作战没有出路，现实逼着他们寻求新的出路。东北军、西北军的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更是厌倦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日趋高涨。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在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的同时，开展了对这两支部队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还在瓦窑堡会议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就分别给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和陕西地方实力派写信，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了争取张、杨两部合作抗日的工作。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红军将领名义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阐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并希望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不久，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兼主任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释放了在“围剿”战争中被俘的东北军军官，并派李克农到洛川先后同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本人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意见。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当时东北军驻防的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重要协议。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派遣不少共产党员，如刘澜波、刘鼎、宋黎等到东北军做中、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杨虎城在国民革命时期就同共产党人有过合作关系，以后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1935年11月，共产党员南汉宸派人向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转达了中共《八一宣言》精神，杨虎城当即表示赞同。12月，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并派汪峰携信件到西安与杨会见。杨虎城联共抗日决心日坚。1936年2月，共产党又派王世英与杨虎城继续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十七路军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双方同时着手抗日准备等协议。不久，国民革命时期就在杨虎城部担任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回国，奉命到杨虎城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