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对民生影响最严重的是右翼民粹主义。“主义”的背后是利益，哪怕是最华丽辞藻修饰的主义，揭开盖头之后都是赤裸裸的阶层、集团乃至个人的利益。如果说左翼民粹主义主要体现为对精英的不满，而右翼民粹主义则主要体现为对政府的不满。右翼民粹主义已经危害当今世界的最大思潮，在中国也一样。
右翼民粹主义是一套拒绝现有政治共识，结合自由放任自由主义与反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之所以称为****是因他们拒绝社会平等与相关的政府方案、反对社会融合。
右翼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更不等于合理的平民利益诉求，而是带有很强的精英色彩。这些人主张极端个人主义，甚至连福利都反对。右翼民粹主义在20世纪最后30年的时间里新兴起的一股政治力量，并且迅速扩展，尤其是在西欧。它们利用民粹主义动员策略，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稳定，危及民主政治的发展，使政界和民众忧虑不安，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茶党，中国的铅笔社等。
当传统传媒领域仍然是社会精英盘踞的地方，互联网或是都市报上涌起了民粹主义的大潮，各色的知识分子在发言，普通民众也直接表达，但喧嚣过后，人们发现，其实网络并没有给民间人士提供更大的话语平台，反而给那些传统精英提供了冒充民间的平台，这些传统精英，也从虚拟集聚随时会演变成社会运动。
以美国的茶党为例，茶叶党主张一种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强调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和反政府。但他们许多人不只是反对“大政府”（亦即庞大政府支出），而甚至是根本不喜欢政府存在，尤其是痛恨收税的国税局。它们利用的是经济衰退形势下人们的不安全感的加强和对政府的怀疑。在茶党掀起的民粹主义政治气候中——53%的茶党分子对华盛顿政客感到愤怒，认为美国政府不需要一个修补匠，需要大卸八块的拆卸工。
金融危机发生后，首先爆发的不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而是“茶党”运动，因此当时很让人困惑，为什么这次是右翼，而非左翼。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给出了一个解释：因为金融风暴的原因或是经济法案都太复杂，人们很难理解，只知道这会强化政府角色，而极右派名嘴们则刻意把问题简单化，恐吓民众，把政府妖魔化。所以越是危机，人们越不相信政府。而且这些茶党分子自身也出现了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他们在措辞上反精英，但茶党成员却把选票投给保守派的政客，这些政客恰恰是为他们所厌恶的金融资本家和商业精英服务，简直是一群被人利用的傻瓜。
而美国的前总统小布什也是个右翼民粹总统，其支持者集中在南方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特别是没有上过大学的群体中，他把共和党从华尔街精英党转化为大老粗党。
马克思曾说，只有当思想回应了大众的诉求以后才能发挥力量。但后现代主义条件下，人们又拒绝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历史和社会的宏大叙事，人们更多是依据表面性的判断，这就给某些人提供了运作的空间。但欺骗是很难持久的，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后，“茶党”也就立马作鸟兽散了。而在中国宣传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是一些“公知”，而这些人的虚假面貌也日渐被人看清，公众关注他们最开始也是抱着对崇拜成功人士的简单想法，但慢慢发现巨大的阶层差距让人越来越难以认同他们的政治观点时，这些人也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
经济领域的专业派和民粹派
中国经济界也分为两派，一个是专业派，一个是民粹派，专业派的特点是问题是什么就说什么，走专业路线，而民粹派则不同，民粹派是民众喜欢什么就说什么，而不管事实到底如何。
当前中国民粹派主要兜售三种主张，首先，是反通胀和货币发行，因为老百姓最怕通胀，所以谁反通胀，谁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所以反通胀是民粹主义是一个特色，而与之相连的主张就是反货币超发，其实任何客观的经济学者都会知道，中国通胀并不厉害，中国货币更没有超发。而货币紧缩的结果，就是企业全部破产，最后经济完蛋，全社会都遭殃，而一旦企业倒闭潮和失业潮来临，最终遭殃的还是社会最底层的打工族。
民粹主义者的第二个主张就是减税，减税看似是一个所有人都受益的主张，其实不然，减税的益处都被富人享受了，但减税的坏处却让穷人承担，以汽车为例子，汽车销售税可以用于公共交通的改善，如果削减了汽车销售税，那必然导致公共交通投入不足，而削减汽车销售税，富人受益更多，削减公共交通投入，穷人受害更多。在这方面民粹主义者还有个说法是国富民穷，如果国家的财富全部用在了支付官员工资上，那可以这么说，但现在不是，马路的清洁，中小学的免费教育都需要政府支出，政府财政越大，公共支出就越多，这些都是百姓受益的，现在的政府支出除了少部分用于官员工资外，大部分都是用于教育、医疗、国防，基础建设等领域，这才是政府支出的大头。
民粹主义者的第三个主张是反政府干预，特别是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中国确实是对经济干预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经济也是世界上几乎唯一一个波动极小的国家，经济的波动对经济学家没什么影响，但对于那些企业家，产业工人，社会财富都具有极大的影响，企业家会破产，工人会失业，社会财富会浪费，经济不能轻易的波动。民众不喜欢政府，这些人就大骂政府，这些人的主张，毫无经济学基础，也毫无道理，但为什么还能大行其道，关键就是迎合了民粹情绪，成为媒体的香饽饽。
另外这些人的声音主要通过会议，而财经会议的听众以富人居多，他们的听众喜欢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媒体喜欢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其实在中国兜售民粹主义的既有媒体人，又有经济学家，还有财经官员，这些人主要是利用各种财经会议，或是财经媒体，往往是媒体提出一个民粹主张，经济学家进行阐述和附和，财经官员再发言确认，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民粹主义与民本主义完全不同，民粹主义是迎合的民众的短期需求，而民本主义则是迎合的民众的长期需求。民粹主义散布的往往是利近害院，短多长空，似是而非的论调，是一种巫毒，民众在民粹的巫毒迷惑下，以为民粹分子是在为自己办事，其实不然，而且正好相反。现在媒体99%的都有民粹倾向，因此往往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成为了民粹主义的帮手。
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很多，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型民粹主义，这一派主要是为富人服务，为大地产商服务，而他们的主张从根本上都是有利于这些人的，另外一派主要是以叶檀，马光远为代表的投机型民粹主义，这些人很难说为哪些人服务，忽左忽右，主要是投机，观市场风向而写，因此他们的文章以自相矛盾闻名。其次是无知型民粹主义，这类人非常多，他们接受的是错误的知识，他们是以正义出发，但做的却是不正义的事情，这些人一旦接受了正确的思想，很容易转过来。
民众具有天生的反政府倾向，但民众反政府是为了让政府做的更好，但这些民粹分子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从根本上是排斥政府，否定政府的存在，是对政府进行诱错。
做政治公民不如做经济公民
西方早就建立了公民社会，但是民众的利益并没用因此得到保护，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民众不拥有经济知识，总是被“经济打手”和“经济杀手”忽悠，因此笔者认为现代民众不仅要做政治公民，更要做懂得如何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公民”。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
梁启超和鲁迅的时代主要是通过报纸或杂志对民众进行启蒙，但是反观中国现状，中国的报纸几乎全部“民粹化”，已经不能承担起启蒙的重任，当然也有少数混迹于一些都市报的三流写手，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人连知识分子都不够格，何谈公共知识分子了，而民众送给他们的“公共姿势分子”、“公共滋事分子”倒是恰如其分。
在当代媒体中，网络主要面对的是学生，报纸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市民，而只有出版界才是真正面对知识分子，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启蒙的希望就在出版界。启蒙首先是知识界内部的一场思想更新运动，知识分子在哪来，启蒙的主战场就在哪来，开民智首先就是要“开知识分子的智”。知识分子也不是天生正确，一贯正确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进行思想更新。当年孙中山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阶级无知识”是最大的社会悲剧，“军阀背后都有学阀的支持”，知识分子自己都没有做足知识储备就来指点江山，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是自己已经落伍了，却在那里抱怨时代。
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公民与其说是政治公民，不如说是经济公民，因为公民的每个政治选择都是对其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因为让公民都具备现代经济思想也将是当代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
当代西方国家，公民因为不具备经济思想而导致的悲剧已经显现。当政客为自己的国民欠下了百年的债务的时候，而公民却茫然不知，当债务危机爆发时，等待他们只有被成倍提高的大学学费、被大幅推迟的退休年龄，已经亏空殆尽的养老金，破烂不堪的公共道路。比如国债占GDP比例的警戒线为60%，因为只要超出这一比例，一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偿本付息的能力，而西方国家都早已超过这一警戒线，日本国债总额已占GDP的229％，美国也已经超出100%，希腊债务/GDP比例也高达166.1%，几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超出债务警戒线，而这些国家的财政其实已经破产，他们只能是借更多的债，以新债养旧债，已经很难实现周转，如果他们要还清这些债务，则国家福利则要面临极大的削减，即使这样也要至少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而而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呢，经济学家的谎言是这是因为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些钱早已经通过减税进入了富人的腰包，或是通过公共产品私有化进入了资本的口袋，通过穷兵黩武满足了政客的战争欲望，而真正进入国民福利的极少。
这就是典型的缺乏因为公民缺乏经济思想的恶果，他们看不穿政客的作秀，看不透经济打手或是经济杀手的谎言，西方的悲剧已经显露，而中国的部分学者们仍然在煽动民粹主义，比如鼓吹公共产品私有化，鼓吹减税，鼓出平分外汇储备等已经在世界上证明是失败的东西，而且这些人的鼓出在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颇能迷惑人。
其实观察世界各国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秉承“经济良知”的学者的力量要远远薄弱于“经济打手”，而“经济卫士”的力量也远远小于“经济杀手”，而民众更多的在其中充当着不知所从的看客角色。如果中国人也不能清醒看待这一情况，就必然同西方国家的公民一样陷入“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悲惨境地，而公民如果不具备经济学知识，也就不能辨别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如果公民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也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这也就是笔者提出公民要具有强健的经济思想的必要之处。而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的、大量的、拥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者们一同参与进来，才能真正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