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捕
1935年5月，山西工委宣传部长张柏枫（李雪峰）接到党内同志从北京来的信，要他到太原新满城北街8号接收一个转来的组织关系。李雪峰因马上要去上海，便将这个接关系的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书记的郑林。谁也没有想到，这正上了敌人诱捕的圈套。
原来，阎锡山看到太原国民师范已经变成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心，大为恼火，一面宣布不再招生，一面强化对革命师生的法西斯控制，对来往信件一律暗中拆检，妄图彻底查清我党在山西的地下组织系统。从北京寄给李雪峰的信是真的，但被狡猾的敌人嗅出了味道，他们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又将原信照样封好发出……
郑林虽然没有察觉敌人的这一毒招，但他仍像平时一样，凡事都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觉，总要事先考虑好应急的办法。这一次也是这样。临走之前，他很从容地对一位姓田的朋友说：“这几天外头风声不好，我明天晚上要是回不到学校，你可以给我把东西收拾起来，但不要大事张扬。”
第二天中午，郑林将那封信捻成比火柴棍大一点的纸卷，夹在食指和中指中间，按约定时间来到新满城北街8号。一进门，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刚要打听信上写的那个人，就见从里屋走出一个40多岁的男人，笑着说：“快进来坐，那位朋友刚出去，马上就回来。你把信带来了吧？快给我。”一听这话，郑林心里顿生疑团：明明是单线联系，他怎么知道有信？再说，明明约定的时间，为什么人会不在呢？糟糕，出问题了！他情知不好，便镇定了一下，立即作出很奇怪的样子，说道：“先生，你说什么信？你这是几号门牌？”那个女人说：“8号呀。”郑林便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哎呀，错了错了，我是找18号的。对不起，对不起。”边说边往后退。那男人追上来一把抓住郑林的衣服，露出了密探的狰狞面目，“先生，我领你去找那位朋友。”一看这阵势，郑林知道硬走结果更糟，眼下最当紧的是想办法销毁身上的那封信，于是就随机应变地转过口气说：“先生，那就太麻烦你了。”这样一来，密探也不便当着围观的人进行公开搜身，就领着郑林走出人群。刚一转身，郑林就暗中把接头的信撕了个粉碎。
密探领着郑林转过几条大街，向省会公安局所在的侯家巷走去。
敌人把郑林关进看守所里。接着就开始了第一次审问，由一个专审共产党案的姓潘的人坐堂。这人一出来就气势汹汹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赵武生。”
“职业？住址？”
“我从河南来找工作，住在山西大学学生宿舍。”
“胡说！你分明是个共产党。”
“我是来和小偷打官司的，他偷我东西。”
“那你带着信到新满城北街8号干什么？”
“我根本没去过那里，有什么证据？”
姓潘的傻眼了，真的没搜出什么证据来。只好先行收监，想先查清被捕人的真实姓名再说。郑林的目的正是要争取时间，让外面的同志作好应变准备，所以就千方百计地拖延敌人调查的时间。比如敌人要给他照相，他就歪头闭眼免得熟人看见相片认出他。这可把密探们害苦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将近20多天的时间，才查出被捕人的姓名叫赵兴昌（其实还不是真的），是太原法学院的学生。恼羞成怒的敌人立即提审郑林，劈头就喝道：“赵兴昌！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满以为这意外的一击，定能镇住对方。没想到郑林的目的已经达到，心中暗喜，嘴上平平淡淡地回答道：“我是赵兴昌，在法学院上学。”“为什么要冒充赵武生？说！”“我们马上就要毕业，怕校长知道我进了公安局，挂牌开除我。咳，考试也误了。”淡淡的几句话，把敌人的满心希望冲了个精光，当下竟一筹莫展：没证据，没口供。不放吧，不能长期拘留；放吧，那当然不行！于是，便决定将郑林转送到山西省特种刑事临时会审处，继续审讯。
下马威
1935年7月初的一天清晨，一辆马拉平板囚车急促地驰过太原街头，这是省会公安局押送郑林前去“山西特种刑事临时会审处”。围得严严实实的帆布篷里一片黑暗，透不进半点晨光。
阎锡山的“山西特种刑事临时会审处”，直属于“防共委员会”领导，由“太原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和“晋绥公署警务处”联合组成，抽调了一批反共老手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专门审处共产党案。
一进会审处，敌人有计划地先来了一个“下马威”：并不提审，只声言要枪毙，便直接把郑林关进一个四处无人、阴森可怕的单间房里，说是房子，却没有窗户，里头刚能躺下一个人，铁门卡嚓一关，分明就是一个标准的墓坑。
郑林虽然早有了思想准备，但开始对敌人这样做的意图并不十分清楚，他曾想到过，难道这真是死囚牢，敌人不审问就要杀人吗？他知道，敌人是完全干得出来的。自从红军北上抗日以来，阎锡山就惶惶不安，又听说红军很快就要到达陕北，这个土皇帝更是又恨又怕，他一面命令晋绥军加强河防，妄图阻止红军东渡黄河，一面在各县建立“防共保卫团”，搜捕共产党派过来的所谓“密探”，凡是束红色裤带，带红色物品，身装小镜、铜钱、缝纫针等物者均在共产党嫌疑之列，都可就地正法，先斩后奏。在这种发了疯的法西斯专政下，像郑林这样的革命者，的确随时都有被秘密处决的危险。想到这些，郑林作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为了表达自己献身革命的一片忠心，也为了让组织和同志们日后能知道他的行踪，他便用捡到的一点铅笔芯，在囚室的铁门背面写道：“一个布尔什维克，献身革命，何惧死生！”
在一个不怕死的共产党员的面前，敌人的“下马威”就这样不攻自破了。
公堂斗法
敌人的“下马威”失败后，便把郑林和其他政治犯们关到了一起。郑林心里明白，敌人下一步就是开庭审问了。他想，敌人既然抓不到证据，只要自己不留口供，敌人就没有办法审问下去。
但是，敌人也是诡计多端的。
一天上午，看守把全部政治犯都押到法庭上，却并不审问，而是由伪审判长孙森训话，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正当政治犯们都莫名其妙的当儿，突然听到旁边房子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就是他！就是他！”于是，孙森把手一挥，军警们将其他政治犯带走，单把郑林留下，带到那个女人面前。这个女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中年的密探女人。
郑林面临这猝不及防的对证，脑子里急剧地活动开了，但表面上显得并不慌乱，闭着嘴唇一声不吭。
孙森得意洋洋地开口问道：“赵兴昌，认识她吗？”
郑林已经打定了主意，咬定了一句话：“根本不认识。”
孙森这一次显得并不着急，转脸对那女人说：“你说说，那么多人你不认识，为啥单单认识这位先生？”
这个女人记性倒蛮好，便把当时见面的枝枝节节全讲了一遍。
孙森盯住郑林的眼睛，冷笑一声：“赵先生，这怎么解释？”
郑林也直视着伪审判长的眼睛，不慌不忙地答道：“这很好解释，这个女人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我是很可能的，但并不等于我就一定见过她，就像今天她在房子里看见了我，而我并没有看见她，她有什么证据说明我去过她家呢？请拿出来。”
孙森一时张口结舌。那个愚蠢的女人连忙尖叫起来：“你就是去过我家！公安局叫我男人抓的就是你。”
郑林看准这个难得的机会，便大声宣布道：“审判长先生！让一个密探和他的女人作证人，在法律上不足为凭吧！”
气得老奸巨猾的孙森脸色铁青，再也说不出话来。
敌人策划了好久的公堂对质就这样失败了。
“中国不幸”
何为“中国不幸”？这是郑林等狱中同志给叛徒们起的外号。正像革命出英雄一样，革命也出叛徒。与这些出卖灵魂者作斗争，往往比对正面的敌人还要来得困难和复杂。
一天深夜，郑林他们住的西边房子里又关进来一个人，大家一看，是一张陌生的面孔。郑林还像平时一样，主动上前招呼新进来的人，关心地问道：“先生，你是什么犯？”来人答道：“我是政治犯。”一听是政治犯，郑林便热情了，鼓励来人道：“同志，我也是政治犯。要坚强些，我们能在敌人的会审处顶过去，再打别的官司就像吃豆腐一样。”谁知过了几天，当来人跟郑林混熟以后，他竟干起了无耻的劝降活动。一开始还是暗暗地来，借着郑林和其他政治犯向他了解外面情况的机会，说某某判了重刑，某某住了优待室，敌人怎么厉害，党组织已经瓦解了等等，散布悲观和恐怖情绪。后来，他胆子越来越大，公然宣扬叛徒哲学，说什么“自己讲了是自白，让别人咬出就重了”，“还是交代了好”等等，彻底暴露了叛徒嘴脸。
郑林平时最恨这些没有脊梁骨的败类，何况又是个替敌人劝降的叛徒，顿时怒火中烧，当众揭露了这个叛徒的假面具，组织政治犯用种种办法收拾这个内奸。大家给这个叛徒起了个外号：“中国不幸”。治得他像个没有翅膀的苍蝇一样，再也无法飞来飞去的放毒了。敌人这一招又不灵了，便赶快将这条狗领走了。
挤走叛徒以后，同牢的政治犯都很高兴，但是郑林却沉思不语。他既对党内出现这样的叛徒感到痛心，也预感到敌人还会利用其他叛徒大作文章。因为这种人比密探要危险得多。他不能不考虑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斗争。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的一天，敌人把郑林押到法庭上，让一个向敌人屈服了的人指认，暴露了郑林“山西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的身份。面对这个变节者，郑林气得浑身发抖，他圆睁怒目，大声喝斥道：“你胡说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你！”
敌人很快又把一个正在患病的变节分子招进牢房，让他当面指认郑林。这个人曾当过革命互济会的干部，因为对革命前途悲观动摇，经过郑林多次做工作无效，早把他开除了。想不到他今天竟充当了这样无耻的角色。
敌人指着郑林问那人：“你说的那个人是不是他？”这人点了点头，说：“二三年前他是我的上级。”于是，敌人取来一个口供单，让这个变节者在上面签了字划了押。
郑林亲眼看见这种肮脏无耻的场面，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革命义愤，一面厉声大骂“无耻叛徒”，一面伸手向对方狠狠打去。
深夜，难友们都已入睡，郑林却难以成眠。他透过牢房阴森森的黑暗，看着铁窗外的一颗明星，清醒地估计着形势。他知道，敌人有了“人证”，下一步就该是严刑逼供了。他每次去上堂受审，都看见敌人把各种刑具示威似的摆在堂下，分明是吓唬胆小鬼，不禁觉得好笑，心里暗暗想道：“别说装样子吓人，就是真的来用刑，我也要让它们一样不起作用。”现在，也许就是明天，这样的严酷考验就要到了。
父子情
一场突发的重伤寒病，推迟了敌人严刑逼供的计划，但也差点要了郑林的命。
阴暗潮湿的牢房，猪狗食一般的囚饭，健康人尚且难以忍受，何况一个大病临头的人，这要忍受多么巨大的痛苦。被郑林的凛然正气气得暴跳如雷的敌法官们，连最虚伪的仁慈的招牌都不要，严令不准给病人治疗，不下脚镣，有时连水都不给喝，将地下党组织和亲友们送进来的食物和药品，也统统予以没收。他们残忍而愚蠢地存着一线空想，也许这个重要的共党分子，受不住病痛的折磨……
敌人的空想注定要失败。他们根本不懂得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和集体主义，究竟有着多么巨大的威力。郑林在狱中同志们的全力照顾下，在外面党组织的关怀下，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咬紧牙关，默默地与伤寒病——也是与凶狠的敌人顽强地较量着。
敌人终于又使出了更为阴险的一招。
郑林的父亲听说儿子被捕后，匆匆赶到太原。当敌人知道郑林的父亲到了太原，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布置，安排了一个父子相见的机会，企图以父子之情软化郑林。
已是深秋季节，看守所的院子里，一阵寒风吹过，卷起满地落叶，悲呜声声，好一派萧瑟的秋景。挑这样的日子让父子相见，敌人的用心何其良苦。
父子一见，一时都愣在那里。铁窗里儿子脸色焦黄，头发蓬乱，胡须也挺长，脚下是啷当铁镣，只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不屈不挠。看到儿子被折磨成这种模样，年过半百的老父亲心如刀绞，老泪纵横，伸手死死抓住儿子，似乎想一下子把儿子从铁窗里拉出来，嘴里一个劲说；“孩子，你受苦了，你受苦了……”
郑林再坚强，此时也不能不动情，他凝视着父亲明显见老的面容，花白的头发，想着他千里之遥来探监，一路上所受的跋涉之苦，不禁百感交集，差点洒下热泪。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因为门外那时隐时现的人影，父亲身后新来的“看守”，都叫他顿生疑云，马上提高了警觉。他开始劝慰老父亲，问候奶奶、妈妈、姐姐和弟弟，扯一些不相干的家常话。待老父亲略为平静下来后，他才压低声音询问父亲怎样到的太原，住在哪里，都见过什么人等等。老父亲见儿子问得严肃仔细，早把敌人教他的那套鬼话抛到脑后，尽自己所知和盘托出。郑林终于摸清了敌人的意图，他想了想对父亲说；“爹，你别难过。你回去问候全家人好，告诉我奶我娘别牵挂我，相信我不会干叫你们丢脸的事。爹，你要是想帮助我，你就赶快离开太原回家去。”
至此，敌人的这一套“软刑”也没奏效。
到了1936年1月，全国的抗日爱国运动更加高涨，革命形势开始转入高潮。蒋介石、阎锡山等反动派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山西特种刑事临时会审处”便急忙以两三个变节分子的口供，判处郑林有期徒刑8年，押送到山西陆军监狱执行。郑林在敌人的“会审处”坚持斗争半年多，终于以胜利而告终。
陆军监狱
1936年1月，到处流传着红军东渡黄河的消息，阎锡山又惊又急，慌作一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特种刑事临时会审处”急急忙忙地将郑林判了8年徒刑，送交陆军监狱执行。宣判这一天，一个姓袁的法官，一本正经的宣判道：“赵武生，兹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你有期徒刑8年……”郑林是学法律的，他有意以胜利者的身份，想最后嘲笑敌人一次，就大声问道：“法官先生！请让本人看看判决书。”
袁法官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表示没有什么判决书，是口头宣判。
郑林紧追不舍，说道：“再请问法官先生，判我8年徒刑，理由何在？你们说我是共产党要犯，物证又何在？既无物证，而又以你们指派的密探为人证，这叫什么法律？”
问得袁法官招架不住，当堂出丑，急令军警将郑林带下堂去，押解陆军监狱服刑。
就这样，郑林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新的斗争环境——山西陆军监狱。
他一来，就首先了解这里的基本情况。
原来，阎锡山的“山西陆军监狱”，只是个关押军犯的地方，地址在太原城东北角原小教场一带。1935年以前，政治犯都由公安局送法院，判刑后送“山西第一模范监狱”或送“反省院”执行。从1935年起，阎锡山为了更加残暴地镇压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便开始把逮捕的政治犯扣押在“山西特种刑事临时会审处”。因为在这里可以不按一般法律程序审理，可以将革命者随便判刑和处死。判刑后，就送陆军监狱执行。陆军监狱是一座更为黑暗的人间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