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前是否有“文人下海”这个命题？本人疏于考证。既然当今“下海”一词十分走俏，也就不妨将其安在古人头上，叫刘鹗先生赶赶时髦。
刘鹗之名，随着一部《老残游记》而光鲜于古今中外，仅国内版本就多达46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专着有96种，这自然不包括鲁迅、胡适、H·谢迪克、樽本照雄等国内外文坛大家的早期有关论着。一位作家能活到这份儿上，真不枉来人世走一遭。
但是且别忘了，经典作家刘鹗却又是一把“下海”老手。他从小对读书做官不感兴趣，独自钻研外语、数学、医学、力学、船械、测量等西方知识，并浪迹江湖，去追随“太谷学派”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下海”生涯：28岁在淮安南市桥开设“关东烟店”，店门口榜书时人莫名其妙的4个字“八达巴菰”；29岁在扬州木香巷开一家诊所，或坐堂接诊，或手摇串铃行街；31岁跑到大上海，开设华人经营的首家石印书局——石昌书局石印局；40岁又在湖北汉口出现，倡议利用外资修筑“芦汉铁路”；41岁奔波于北京、太原之间，鼓动当时的太原巡抚胡聘之，积极参与利用外资开采潞安、泽州、沁州、平定铁矿之举（没想到我们山西人一贯“忠心耿耿”，群起而告御状，终将他姓刘的打入“汉奸”之列！）；44岁在上海四马路青莲阁旁建起五层楼商场，乃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45岁来在北京开设平粜局，专办赈灾粮务，并筹办“北京自来水公司”；46岁在东北制炼精盐销往朝鲜，又与日商合资筹办肥料厂和小火轮；49岁在株洲拟办碳素钢厂，在杭州拟办铁机绸厂，在上海组织“大成公司”；51岁再赴北京筹建电灯公司和电车公司，还雄心勃勃地要开办银行和海运公司……直到53岁被清廷治罪，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最后含冤死在那里为止，可以说刘鹗终其一生，大半辈子都在“海”里扑腾。可惜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既未成为实业界的大腕，也没当上腰缠万贯的款爷，唯有信手一部千古绝唱《老残游记》，诉说平生坎坷世路艰难，反倒成为他生命的不朽延续，中国文学宝库的一颗珍珠。
由此，我想说什么呢？
第一，文人“下海”，古已有之，勿需大惊小怪。
第二，谁想“下海”最好悉听尊便，一如刘鹗时代那样官不问、法不究，但听凭社会和市场去打磨裁决。你今天不要大张旗鼓去鼓吹，明天早上也别风向一变，来个什么红头文件，凡“下海”者都得吃家伙。
第三，凡“下海”文人若想始终确保不失“童贞”，其结局大抵不妙，与刘鹗氏的命运大同小异；若想在海里“八八八（发发发）”、“九九九（抖抖抖）”，我看总得出卖点什么。
第四，单对作家来说，“下海”失败未尝不是好事，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不定你赔尽血本丢尽面皮受尽磨难之后，还真能鼓捣出另一部别样的《老残游记》呢。一切都很难说。
（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