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重要作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依笔者的观点，至少得有如下四个条件：第一，天赋。关于天赋笔者回头再论。第二，文化积淀。包括其民族、家族、家庭的文化积淀和所在地域的文化积淀。第三，经历，作家本身的人生经历。第四，教育，尤其是少年儿童时代的各种启蒙教育。
注定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名的马烽先生，他的产生也是上述四个条件决定的。
先说教育。
正如马烽先生自己所讲，他所进过的正规学校只有东大王村国民初级小学校和孝义县立高级小学校，尽管那位老先生在关帝庙里搞的那一套也并不怎么正规，用现在的教育标准说，他只是个小学毕业生。这就是说，一位着名作家所应该具备的教育程度，马烽先生几乎不是通过学院式的系统教育取得的，而是靠非正规学院式、或者准正规学院式的其他各种教育方式达到的。他一生接受过多少种这种教育，比如延安时期的“部艺”教育，比如建国初期的“中央文讲所”教育等等，他在以后的回忆文章中自有交代。笔者在此只讲马烽先生的少儿教育。
马烽先生在16岁参军之前（现在讲究与国际接轨，18岁才是儿童年龄的上限，严格说他还算个童子军呢——笔者），接受启蒙教育的全部情况是：东大王村王家门众来串门时说的笑话，讲的故事，和母亲从父亲那儿“贩买”来的《聊斋》里的神、鬼、狐狸，以及联珠儿现编现卖的故事笑话；关帝庙里老先生逼着念的《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新老师讲的新课本和课外读物《儿童世界》、《作文模范读本》；孝义县立高小两年的正规教育；再就是看戏、看秧歌、看灯影和看“闲书”了。
在以上的全部启蒙教育中，对作家马烽最有造就力的是哪一种？笔者以为是听故事、看戏看秧歌看灯影和看“闲书”，尤其是看“闲书”。
汾阳县，古名邑也。自春秋初叶建县以来长达2600年的建县史上，作为郡、州、府治所的历史就有1500多年，所以不但是晋西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更是文化之中心。自古以来文化昌明，人文荟萃，代有良才。远古文明以杏花村等三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为代表；唐代再起高峰，宋令文与其子宋之问、宋之悌一门三进士，诗、书、画各占一绝，尤以宋之问出类拔萃，开中国律诗之先河；明代王文素异军突起，着《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为当时数学之巨擘；近代画家卫天霖，学贯中西，艺海纵横，成为中国油画之先驱……这些经典成果和经典人物的不断涌现，与这块热土所拥有的悠久而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是绝对分不开的。
由历代汾阳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化，则是经典“汾阳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用之不尽的艺术宝藏，是着名文人学士吸吮不尽的乳汁和脱颖而出的摇篮。
自古以来，汾阳地区就是神话传说、民谣、民歌、民乐、戏曲的汪洋大海。被誉为天下白酒第一的汾酒，就出产在汾阳杏花村，关于它的传说故事就是一部大书。什么醉仙居神井的传说，马刨神泉的传说，水母娘娘的传说……后来有人为它拍了一部十几集的电视连续剧还用不完。还有人将汾阳地面的民歌民谣和民间故事编成一本《汾州采风集》，共约40多万字。恐怕也未必能收录齐全。
马烽先生提到小时候看的秧歌，必定是“汾孝秧歌”即“地秧歌”。这是只流行在汾阳和孝义两县的一种民间表演说唱艺术，俗称“干板秧歌”或“磕板秧歌”，又因为它自演小戏，杂以舞蹈、曲艺、杂说，故也称作“混秧歌”。据考证，它起源于当地先民们举行祭祀活动的娱神舞蹈。祭祀时，以赛锣鼓（即猴舞、大头舞等）为开祭和终祭，小锣鼓居中行祭，并间以“四六句”短式和“一唱众和”的长式颂声歌唱。到清朝末年，地秧歌已经不再是专为祭祀神灵的舞蹈形式，开始同旱船、推车、竹马等民间广场艺术为伍，出村演唱了。汾孝两县的地秧歌，纯粹用当地方言土语演唱，语句通俗，唱腔平稳，乡土气息很浓。唱法分“过街板”、“小曲调”、“戏曲板”三种。“过街板”是专门用来唱“四六句”的一种唱法；“小曲调”用于秧歌小戏；“戏曲板”是专门用来唱大戏的。演出内容极为丰富，当地老百姓用顺口溜概括为：“三娘教子二进宫，状元拜塔下河东”，“正德戏凤别窑，二娘写状挑袍”，再就是《白蛇传》、《渭水河》之类等等。民国早期是地秧歌的鼎盛时期。难怪它给马烽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汾孝地区也是晋剧的发祥地之一。但它必须由专门的戏班子演出，乡下老百姓很难欣赏到。难怪马烽先生说：“我在这（东大王）村里生活了七八年，记得只唱过两台戏。”笔者想来，这也不会是多么有名的剧社演出，草台班子走穴罢了。填补这个空白的，就只能是“灯影”，“差不多每年都要唱一台”。
马烽先生这里说的“灯影”，就是皮影戏，又叫皮猴戏。它的来源还在自己的老家孝义县。这是在孝义境内长期流行的一种皮影声腔艺术。据考古工作者对县城元墓壁画和题字的鉴析，皮腔形成当在宋金时期。“灯影”戏演出时，以纸糊窗亮影，故而又称作“纸窗腔”。又因其演唱时主要以唢呐、管子和笙伴奏，则还有“孝义吹腔”之谓。清代光绪初年，碗碗腔由陕西、晋南传入汾孝一带，立即被用于灯影戏，故而又称作“灯笼调”。灯影戏的“影子”用纸或皮革制成，这种雕刻艺术脱胎于民间剪纸。演出班子由7-9人组成，分拉、打、说、贴四部分。拉是文场，打是武场，说是说唱人，贴是说唱人的助手，整个演出有“七紧八慢九消停”的讲究。灯影戏的剧目非常之多，传统剧目就有《火焰山》、《白杨河》、《八大锤》、《清一统》、《日月富贵图》、《明公断》等近百个，更别说根据现实生活现编现演的新剧目了。这种妇孺皆爱、寓教于乐的民间艺术，别提对儿时马烽这样的少年郎有多大的吸引力和熏陶性了！只要读读大文豪鲁迅先生的那篇《社戏》，就会知道对于一位作家的成长来说，乡土文化最初的启蒙教育是多么的重要，真可说是受用终生啊！
再说马烽先生的看“闲书”。真庆幸他爱看“闲书”，看了不少“闲书”，否则不会有后来这么一位作家马烽。如果说一个作家在他的少年儿童时代，就必须具有过人之处的话，那么除了天赋便是知识和语言的储备。而这种启蒙时期的有益储备，在中国的教育环境里，往往取之于“正规教育”者很少，甚至根本就无济于事，倒大抵得益于看“闲书”之类。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出来，如果马烽先生一打小就不爱看那些《大八义》、《小八义》、《说岳全传》之类的“闲书”，或者在挨了老先生那顿板子以后“改邪归正”，一门心思地读《论语》、《孟子》，读孝义县立高小的各门功课，接着读初中、高中、大学……那么他很可能成为学者教授，但绝对成不了作家。就按读完高小参加革命的实际经历看，他可以作军队文书甚至高级文官，但他也绝对写不出《吕梁英雄传》而成为晋绥解放区的着名作家。
因为受时代和家境的制约，马烽先生当初课外阅读的范围不会很宽，大致走不出章回体的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圈子。这种“单项熏陶”对他影响一定很大，与西戎先生合作的长篇处女作《吕梁英雄传》首选章回体写法便是明证。在后来的岁月里，尽管马烽先生也认真接触了西方文学，尤其在中央文学讲习所曾系统研读过西方文学理论和名家名着，但纵观他一生的创作道路和创作风格，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小说对他的影响太大了。这成全了他，也局限了他。
再说天赋。无疑，马烽先生具有成为作家的独特文学天赋。那个“家里有好多章回体的旧小说”，而且“经常看”的小学同学任成树，按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应该成为着名作家。但他终究没能顶起作家桂冠而终老乡间，何也？无他，缺少文学天赋也！说到这位任成树，不妨补叙几句闲话。他一生看了那么多书，非但没有成为作家，最后还变成了“右派分子”而受尽磨难。打成“右派分子”的原因，就是他在村里给人说“旧书”。后来马烽先生在汾阳县挂职（县委副书记）体验生活时，还为他的平反摘帽帮过忙。
笔者在此说天赋，主要还不是想具体对马烽先生的文学天赋进行考量，而是想就天赋说天赋，给这个长期以来被人猜忌、贬损和歪曲的圣物正名。
关于天赋，笔者的观点有二：一是，造就世界上任何的成功者，都是天赋第一（请注意，不是唯一）。作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作家，同样也是天赋第一（同样请注意，不是唯一）。大天赋造就大作家，小天赋造就小作家。二是，天赋就是天才，乃大自然所赋予，遗传基因所造就，与生俱来，天性使然，绝非后天所得。古人说“天资文藻，下笔成章”，说的就是作家的独特天赋。这些观点本来很好求证，正着看，一部文学史上，哪一位垂名者不是独具天资而才华出众？反着看，成名作家的同代人无其数，有着作家梦的又何其多，为什么绝大绝大多数有志者到头来却难圆作家梦？
如此明白无误的事实，自称信仰革命唯物主义的我们却从来不敢面对，一方面不得不最低调地注解说，天才就是“特殊的智慧”和“高度发展的才能”，另一方面则立即改口强调说：它是“通过教育和环境的影响，本人的勤奋努力，并在实践中不断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逐渐发展起来的。”然后再进一步狠狠批判“天才论”：“它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它在历史观上则是主张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这才真正是唯心主义的怪论！
请问：如果不将作家的天赋才能摆在首位，过分强调教育和环境的影响，本人的勤奋努力和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那么，岂不是天下所有人凡经过以上努力者，皆可成为作家吗？客观事实是这样的吗？
一部中国文学史，根本不是由什么人民群众创造的，而是由一个个具有天赋才能的大文豪创造的，是由屈原、司马迁、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王维、杜牧、刘禹锡、白居易、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辛弃疾、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鲁迅、巴金……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无数着名作家创造的。假如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天才作家，一部中国文学史就什么也不是，只能是一堆文化垃圾！
天赋越高的作家越有创作个性，对世俗人生的剖折和批判越透彻无情，对人格尊严、人性尊严、个性尊严、思想尊严的追求越高。这恰恰都是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所最难容忍的所在。这也就是它们要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封杀天赋天才的根本原因。
人们悲叹新中国成立以来没能出现世界级的文学巨匠，却不从根本上找原因。以笔者之见，中国当代文学的波澜不惊，可能原因很多，但要害是作家们的天赋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应该承认，马烽先生的创作天赋是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但也应该看到，这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圈子中。这个圈子是由毛泽东先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一笔圈定的。
（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