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把法作为树立国家权力的重要的手段来强调，并且他又坚持，法必须诏告众人……他同样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罚不讳强大。”……他立法的用意是维护赏罚制度，这项制度分别有利于鼓励善行，遏制坏事。
连坐
关于惩罚方面，对犯罪集体负责的原则也得到了强调。人民被分成5户或10户的单位，在每个单位，所有成员对任何个人的坏事集体负责。据《商鞅传》：“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了加强这种国家推行的道德制度，商鞅显然试图削弱家庭团结的纽带，办法是在一开始对有两个以上男丁住在一起的家庭征双倍税赋……他明令禁止父亲与成年之子或成年的弟兄在一户同居……但是尽管如此，为了控制的目的而把民众分成小单位的基本思想，连同其变异形式和更细致的形式（最着名的是保甲制），在以后的帝国时代，甚至晚至民国时代，仍行之不辍。
奖励
为了奖励功绩，设立了分等级的荣誉爵位，按传统的说法，爵位共18级。它们具有独特的称号，如公士（初级，最低级）、不更（四级）和五大夫（九级）。在一开始，爵位可能赐给有军功的人（“日斩一首者爵一级”）……爵位显然不是世袭的，但有些随爵位而来的土地可能是世袭的。
经济政策
商鞅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以勤劳的农民和有纪律的军队为基础的统一强大的国家，军队的士兵实际上征自农民。农战“本业”得到鼓励，经营和制造奢侈品的“末业”要加以限制。目标是建立一个靠满足现状和定居的农民的劳动和不受追逐利润的商人和手工业生产者的活动干扰的静态的农业社会。法家反对私人经商活动的措施一直有力地阻止了工商业者在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
度量衡的标准化
最后，商鞅采取行动统一度量衡。商鞅对统一度量衡的兴趣，是他对行政中计量和统计方面更广泛的兴趣的一部分。
上述西方人卜德对商鞅变法的理解，也许失之肤浅，也许表述有欠准确，也许判断错误。但他的思路和思域是别致而宽阔的，对我们理解商鞅变法的内容不无借鉴作用。
（8）
太史公写道，“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这就是说，秦孝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395年，身任左庶长之职的商鞅，根据秦孝公的命令，在秦国正式实行变法。这时秦孝公23岁，商鞅32岁。
那么，左庶长是多大的官？
前引卜德教授的说法，爵位共有18级，实际上后来增加到20级。这20级爵位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即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即列侯或通侯。左庶长是第10级，已占卿位。《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颜师古说：“庶长，为言众列之长也。”总之，是个已有相当实权的高级官员吧。
有了秦孝公的支持，有了相当的职务和权力，有了一整套变法方案，事情就好办了吗？商鞅并不完全这么看。他心里清楚，这好比千里之行，才有了资助人、行头和大致的路线图，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呢；而且他还清楚，这整个路途之上充满艰险曲折，尤其第一步还不知道能否顺利迈出。后来的悲惨结局证明，商鞅的这些预见和思想准备还是未尽充足。
商鞅的最大顾虑是：上层贵族势力的守旧、排外、顽固。从甘龙、杜挚们的言论和神态中，他深感这股势力的背景复杂，实力雄厚，而且盘根错节，将是改革大业的最大威胁，必须认真对付。从下层来说，阻力也不会小，通过这些日子在京师市面上的有意探访，他发现秦人的文化素质特差，可以说文盲太多，根本谈不上有思想、有个性，任何煽动家都可以叫他们狂热起来而无限崇拜，去混打混闹，去破坏一切、打倒一切，整个一群无知愚民。当然，自己也可以利用他们。关键是一开始你怎么取信于他们？这一点很急迫，必须尽快想出高招。相比之下，贵族方面倒还可以放一放，因为他们暂时还不会发难，他们还要等待下手的机会。
那么怎样取信于民呢？商鞅终于想出了一个怪招、绝招。
新法公布前的一天，京城南门外忽然竖起一根3丈长的圆木，旁边的告示上写得明白，任何人只要将此木扛到北门口，赏给10金。
秦人哗然。
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这根木头谁扛不动？扛过去就给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哎呀，这是哄瓷熊呢嘛”……
3天过去了，那根圆木依然静静地竖在那里无人问津。可围观者却越来越多。
告示里的赏金又增加了，涨到了50金。
秦人一个个张大嘴巴合不拢，议论纷纷变成了窃窃私语：“听说这是新来的左庶长搞的，咋知道他操的是好心？说话算数？”“要是咱们大王放下话就好了。”“甘大人和杜大人说说话也行呀”……
不过，毕竟50金的诱惑太大了，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也。第5天头上，有个粗汉再也沉不住气了，心想咋不能试试？顶多是个白扛，莫非他还能要咱的命！他把事办了。
于是，奇迹真的发生了，黄灿灿的一大堆金子，由一个当权大官亲手发下，说：“拿去吧，都是你的了。”
这个大官就是商鞅，他用一口浓重的非秦腔，对围观的老百姓即兴发表演讲：“大家都看到了吧，50金全归这位兄弟了。你可拿好，想买吃的就买吃的，想买穿的就买穿的，想买啥就买啥，只是别丢了，也别叫人偷了。因为这都是你的钱呀。有人问了，这钱就挣得这么容易？就这么容易。有人说了，早知道我先去扛。对呀，谁不叫你扛呢，都怨自己，为什么不相信那告示上的话呢？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呀。有人也知道那是我叫搞的，可就是不相信我这个新来的外路人，如今后悔了也没办法。不过，我告诉大家，从今以后，这样的告示还要出，还会有天大的好事，还有比钱更贵重的东西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相信我，别看我是卫国人，又从魏国来，但我现在做着咱们秦国的官，受着大王的重用，是实心实意要为咱秦国出力，为咱秦国老百姓办事的。请大家一定要信任我呀！”
这个扛圆木受奖的故事非常有名，流传至今，过去中学的课本上都选过，现在还有没有就不知道了。
当时，秦人一下被这件事所震撼，对商鞅的演讲听得很用心。不过，事情一过，大多数人还是半信半疑。他们受了贵族们的思想影响，自己又没有多高的判断能力，所以长期以来总是对外国人放心不下，心想这个来自仇国的家伙该不会是个奸细吧？
正是出于这种封闭落后的社会心理，秦国老百姓对接着公布的新法虽然没有强烈的反感和抵制，但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各种方式表示不习惯、不方便、不赞成的人也数以千计。
不过，商鞅对这样的情形已经很满意了，只要不出大乱子就是了不起的胜利，他原先最怕新法一公布，经贵族势力挑拨煽动，闹不好会发生全国性骚乱的。因为心灵愚昧的民众犹如火药桶，任什么火星都会引发爆炸。那可就不好收拾了。“看来秦国的贵族老爷们还是略逊一筹呀”，商鞅不由得这样想道。但这只是一闪念，随即他就提醒自己说：“好我的左庶长，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你就瞪大眼睛吧！”
果然不出所料，上层势力开始挑战了。他们真聪明，推出太子打头阵，由这位未来的君主公然破坏新法，看你商鞅怎么办？你要不敢动太子，那好，咱们下面接着玩新花样；你要真敢在太子头上动土，那也好，叫你吃不了兜着。至于太子犯了新法哪一条，太史公语焉不详，只说了“于是太子犯法”6个字。所以，我们也不好瞎猜。总之是太子头一个违犯新法犯了罪。
这还真是个难题，让商鞅也感到头疼。很明显，太子不是过失犯罪，而肯定是故意犯罪，就是要碰一碰你的新法，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可太子还是个未成年的娃娃，分明是受人鼓动而为之，你还不能治他的罪，就是能治罪你敢吗？大王不高兴起来怎么办？……那就放过去行吗？更不行。新法实施伊始，贵在取信于民，一上手就自行败坏，从此谁还信它？新法难以实施，还要我商鞅干什么？换句话说，我平生之抱负岂不付之东流，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绝不能叫这种可怕的结局出现！一定得想出一个办法来，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你别说，商鞅还真有些机智，这一回又搞出个绝活来。他的思路是：违犯新法者必定惩罚，不管他是谁，太子也不能例外，于此没商量。这一头先堵死。反过来只能在另一头想办法了：太子不是不能动吗？动了风险太大反而会伤害大局，那么动动太子背后的教唆者们，比如说动动他的老师怎么样？一来震动效果也不亚于动太子；二来动他们也是其罪有应得；三是师出有名，教不严师之惰也！任谁也说不出个啥来。好好好，就这么办。
这下，太子的师傅公孙贾和公子虔可就倒霉了，前者被施以黥刑，后者叫判了几年徒刑。这黥刑乃古代五刑之一，商周叫墨刑，就是用刀在额头或脸颊等处刻上犯罪标记，再以浓墨涂之，一辈子都去不掉，是永久性的耻辱标志。
此举震惊朝野，比扛圆木的冲击波不知要大多少倍，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新法顺利贯彻，再也没人敢以身试法了。太史公接下来记载道：“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就是说变法10年以后，秦国明显地富强起来了。
当然，对于商鞅变法的思想、内容及其效果，也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历来争论不小，聚讼纷纭。
关于变法思想，不喜欢商鞅的人说，他有什么变法思想？整个法家又有什么变法思想？不过是一些急功近利的政治商人而已。只是最后到韩非手里才总算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然而这种理论已经成了一种脱离人性、脱离实际、反对仁义、反对传统文化的非常反动的理论。要说早期法家还有些好东西的话，那也是从儒家那儿来的。大学者钱穆在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中就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当代山西着名学者林鹏先生也指出：“商鞅所说‘民不可虑始，而可以乐成’，这原本是儒家的思想，或者说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思想。”“商鞅所使用的一些观念，尤其‘法者所以爱民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应该说都是正确的。爱民利民，本是儒家的根本原则，法家也打着这样的旗号。”“总之，有关法制的思想，有关时势变迁因而必须变法更制的思想，乃是先秦各家共同的思想”……
关于变法的内容，一种主要的不同看法是，这并不是商鞅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从前人那里东搞一点西搞一点拼凑起来的。比如所谓令民什伍收司连坐，就是从李悝那儿搞来的，再说早在秦献公时已经建立了户籍制；比如立木南门的点子，不过是吴起的故伎重演；再比如郡县制，魏国早在公元前400年就有了郡制，而县制的历史更长，最早出现在秦武公时代；还有什么开阡陌封疆、迁异令者边城等等也都是李、吴搞过的把戏……
关于变法的效果，看不起商鞅的人更是大摇其头。林鹏先生在认真分析了商鞅的政治、经济政策及形势后断言：“这是运用行政手段迫使和平友善的人际关系变为你死我活的兽际关系。这样的社会生活，不仅是恶劣的，而且是脆弱的。这样的国家，没有道德，没有文化，没有正人君子。无论它外貌多么强大，它的脆弱是无可救药的。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制品，稍一打击，整体破碎，它注定要垮台，一旦垮台则十分彻底，没有人会怀念它。”
那么，商鞅变法到底功过如何？笔者将在最后讲出自己的看法。
（9）
历来贬低商鞅的人，认为他在变法之外还有两件不光彩的事难以原谅，也证明他人品不高。一件就是在太监门下钻营，我们前文已经表过。另一件就是欺骗魏将公子昂，害友求荣，有些不择手段。现在我们就来说说这件事。
这事发生在秦孝公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这时商鞅已经51岁，经营他的变法大业也快满20年了。在这一段不算短的岁月里，除了我们前面提过的他的所作所为以外，还干了下面这些大事：
孝公七年（前355），辅佐秦孝公在杜平与魏惠王会盟；公子虔又犯新法，被处以劓刑（割掉鼻子，乃古代五刑之一）。
孝公八年（前354），率领军队在元里与魏国交战并取胜。
孝公十年（前352），升任大良造（亦称大上造，秦20等爵的第16级，它既是爵名，也是秦国当时的最高官职，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兼军委主席），率军进击魏国，包围了安邑城，迫使魏王屈服。
孝公十二年（前350），主持修造咸阳城，建起宫廷和专门公布法令的冀阙，然后把国都正式由雍城迁于新都咸阳。
孝公十四年（前348），主持制定新的赋税制度。
孝公十九年（前343），由于国势强大无比，周天子赐予秦国以霸主称号。
孝公二十年（前342），天下诸侯皆来秦国祝贺，派公子少官率领军队与各诸侯国会盟于逢泽。
到了周天子亲赐霸主称号，各诸侯国巴巴地跑来朝贺，足证秦国当时已经强大到巅峰状态，比昔日穆公称雄之辉煌来，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在这种称王称霸的巅峰状态之中，商鞅干出了一件缺德事。
前一阵子，魏国在马陵道被齐国打败，统帅庞涓阵亡，太子申当了俘虏，魏国处于危难关头。商鞅看准这一时机，向秦孝公进言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呀。咱们秦魏两国的关系，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长久以来，魏国与我们以黄河为界，据有崤山以东的有利地形，进可以侵犯我国领土，退可以向东去发展，进退自如，乃秦国之宿敌也。眼下，我国在大王您的圣明领导下繁荣昌盛，国力强大无比。而魏国呢，却刚叫齐国打败，国力士气低弱，原先跟他走的诸侯都纷纷脱离开去，整个一个方寸大乱。此时不发兵进击更待何时？统一天下的帝王之业在此一举啊！”
秦孝公称霸兴浓，岂有不允之理？当下就决定由商鞅亲率大军出征。
魏国新败，见秦国大军铺天盖地而来，有些底虚，心理上先自不敌，可又不能不抵抗，遂派大将公子昂领兵应战。
商鞅一见是公子昂为帅，心里一阵窃喜，眉头皱处，计上心来，当即修书一封，派人送到魏军营中。那信的大意是说：“老朋友，真想不到是你来率兵对阵。咱们俩谁跟谁呀，当初在魏国时两人吃酒谈心，度过了多少欢乐日子。你难道忘了吗？我可是忘不了哟！咱们分别多年，今天好不容易会面，怎么能兵戈相见？虽为敌对两国的将领，也不忍心开杀戒呀！老朋友，我想了又想，您看这么办行不行？您要相信老朋友我的一番好心的话，咱们就握手言和吧！具体说，由您定个地方，咱们私下举行一次会谈，订立盟约，永不再战，叫魏秦两国从此世代相安无事，和平欢乐。咱们两个老朋友呢，也好互诉别离多年的衷肠，喝它个一醉方休。不知尊意若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