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逢干的行为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企业家没有把企业视为自己的个人财产，除了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资金外，对于利润，却是不停地、不间断地流回社会，资助最普通的社会大众。
社会主义的企业主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是带领广大产业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充当排头兵，是旗手的角色。谈到金钱，陈逢干认为：
“赚钱不难，花钱很难，花到对社会有用的地方更难。”“一个人不要总想着自己，一个企业家要有责任感，更重要的要有正确的金钱观。一个人一天就吃那么点饭，多了也吃不下，一个晚上也就睡一张床。”
“钱太少，吃不饱穿不暖是很糟糕，但是太多钱就是数字。”“所以要把钱用出去，把‘死宝’变成‘活宝’，那些花在最需要钱的社会最底层的大众身上的钱才是最有意义的。”
“中国的企业家不要成为守财奴！”
陈逢干的金钱观和实际行动，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的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区别在于资本的运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为了更大的逐利，会更血腥地发挥资本嗜血的本性。
资本逐利性在资本论里是如此论述的：资本如果有10%的利润，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论里阐述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亚里士多德拿经济同货殖作对比。他从经济出发，将经济作为一种谋生术，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
“真正的财富就是由这样的使用价值构成的：因为满足优裕生活所必需的这类财产的量不是无限的。但是还有另一种谋生术叫做货殖是很适当、很贴切的。由于货殖，财富和财产的界限看来就不存在了。商品交易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货殖范围，因为在这里，交换只限于他们自己（买者和卖者）需要的物品。”他又说。因此，商品交易的最初形式也是物物交换，但是随着它的扩大，必然产生货币。随着货币的发明，物物交换必然发展成为商品交易，而后者一反它的最初的宗旨，成了货殖，成了赚钱术。
货殖与经济的区别是：“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一种技术，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更加接近这个目的；而那种只是追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技术，就不是无限的，因为目的本身已给这种技术规定了界限。货殖则和前一种技术一样，它的目的也是没有止境的，它的目的就是绝对的致富。有界限的是经济而不是货殖……前者的目的是与货币本身不同的东西，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由于把这两种难以分清的形式混为一谈，有人就以为，无限地保存和增加货币是经济的最终目的。”
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
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
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
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这种不可遏止的追逐利润的狂热，这种可诅咒的求金欲，始终左右着资本家。”
而陈逢干对于资本的理解是：把他用于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没有明确的人群，并不图任何回报的最底层的群体上。比如学生的助学，普通民众的桥路的建造等等。
陈逢干没有像资本家一样追逐利润无休止的狂热，也没有资本家那种可诅咒的求金欲。他家中没有古董，没有字画。
他认为企业创造了利润，不是他个人的。企业到了一定规模，企业就是全社会的。那种疯狂地逐利，不择手段，其实是最愚蠢的，因为钱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走。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得了多少，又能喝得了多少？在家中摆置成万上亿的古董、字画，充其量就是一个“死宝”，不如把钱花在那些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身上，会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陈逢干把自己的企业当成慈善的蓄水池，企业实现的利润最终是为了社会大众解决困难。
他的行为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社会主义的中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和工人们努力奋斗，创造了巨大的利润。
但是作为企业家，他对利润的看法和处理，从本质上和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有了质的飞跃：资本家用资本去逐利更大的资本，循环不断。社会主义的企业家没有把企业视为自己的个人财产，除了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资金外，对于利润，却是不停地、不间断的流回社会，资助最普通的社会大众。社会主义的企业主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是带领广大产业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充当排头兵，是旗手的角色。
积累的财富是属于全社会的，是回报全社会的，资本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焕发出慈善、公益的另一面。
陈逢干的行为让资本在中国彻底改变了本质，获得了新生。他的行为也告诉全世界：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国的优秀企业家，可以让资本从“嗜血”变成救人、帮人的工具，成为“善良、服务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