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后的几百年间，从东太平洋向西横过亚欧大陆，几乎同时出现了四个大帝国——中国汉朝、贵霜、安息及罗马。在历史上蔚为奇观。地处安息（即帕提亚）和汉帝国之间的贵霜帝国，是由我国甘肃境内古老的游牧民族月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公元1世纪迄2、3世纪，大月氏贵霜帝国国势臻于极盛，其统治范围包括现在苏联中亚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北印度等地。这一时期也是古代中亚奴隶制最发达的时代。贵霜帝国的建立对于中亚及四邻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史的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仅与中国及西域各国有着政治上的外交往来，而且还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就在这个过程中印度的佛教也最早通过贵霜帝国传到葱岭以东和中国内地。
由于大月氏贵霜帝国的建立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作用在世界古代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外学者就已开始重视和研究它的历史，近几十年来苏联学术界对中亚古史及大月氏的研究做出了新的巨大的努力，由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马尚（masson M。E）、李特文斯基（Litvimskiy B。A）、托尔斯托夫（Tolstov）等人为首包括许多语言学、碑铭学、古钱学、人种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方面专家组成的大型考古工作队，在苏联的中亚地区及阿富汗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发掘，发现了大量大月氏时代的古城遗址、佛教遗址、贵霜钱币等物，为研究大月氏的历史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实际材料。
但由于文献史料较少以及受旧的研究方法局限，所以关于大月氏贵霜帝国历史中的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解决。本文试图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有机联系上，对大月氏贵霜帝国的历史进行新的更加充分的再认识。
一、大月氏西迁的经过及其对大夏的征服
关于月氏的族属问题，过去一些外国史学家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如美国史学家麦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就认为月氏属于印欧语系人种；苏联一些史学家又认为月氏属于居住在里海以东到锡尔河之间的中亚土著马撒该塔伊人。国内史学家对月氏的族属问题过去虽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见解，但各位史学家的基本看法即月氏属于我国境内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这一点却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西北地理和民族的记载，最早提到当时活动在中国西北边境的犬戎和月氏情况的是《穆天子传》，在该书卷一中有“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管子·轻重乙篇》中也说“玉出于禺氏之旁山”。《逸周书》卷七中也记载了伊尹举八狄来献者有十三个，月氏是其中之一。在《逸周书》中“禺”、“月”二字互用，所以据近代史家考证：月氏与《管子》及《逸周书》中之禺氏、《穆天子传》中的禺知应为同一名称。汉代以前，“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活动于甘肃河西走廊的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广大地区，“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秦汉之际，月氏和匈奴都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部落联盟阶段。这一时期的月氏，势力比较强大，“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由于它强大的军事力量，曾迫使居于漠北的匈奴也屈从于月氏，匈奴头曼单于时（约在公元前209年前）还曾经把他的儿子“冒顿质于月氏”。与此同时，为了掠夺财富、奴隶和牧场，月氏也不断侵夺和他同处于敦煌、祁连一带的乌孙部落，杀了乌孙王难兜靡，夺走了乌孙在河西的牧地，难兜靡之子昆莫投靠了匈奴，由匈奴单于收养。
当冒顿于公元前209年杀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后，匈奴势力迅速强大，于公元前174年前后（汉文帝初年）派右贤王西征，首次击败了月氏，一大部分月氏人被迫退出敦煌、祁连一带，从此开始了它辗转西迁的第一个旅程。这一支西迁的月氏人，在以后中国的史籍上就称之为大月氏，而一小部分残留故地的月氏人，就逃入南山（今祁连山），与当地羌人杂居，被称为小月氏。
西迁的大月氏人最早到达的地方是地势平坦、文化比较发达的伊犁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带，把原来游牧于这里的塞种人（Sacae）驱逐到西南方。匈奴之彻底击败月氏，月氏被迫第二次西迁，是在匈奴老上单于（冒顿子稽粥）统治时代（约公元前174—前161年）的末年。这时被匈奴收养的乌孙首领昆莫已长大成人，为了报月氏杀父之仇，在匈奴单于的帮助下率兵西进伊犁河流域，彻底打败了大月氏。据《史记》记载：“（冒顿）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无法在原地立足，被迫再向西移。
大月氏第二次西迁的路线，《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得很简略，只是说：“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这表明他们是越过帕米尔高原，取道大宛（即费尔干纳盆地，今属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地区），约于公元前130年左右首先到达阿姆河（古代希腊称奥克苏斯河，中国古称乌浒水、妫水）和锡尔河（中国古称药杀水）之间的索格底亚那地区（Sogdiana，中国古称康居亦称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及布哈拉一带）。据《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条说：“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史记·大宛列传》大夏条说：“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上述材料明确地说明作为汉武帝使者的张骞于公元前128年（汉武帝元朔元年）西行至大月氏时，大月氏人仍活动于索格底亚那地区，继续保持其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但其势力已显然扩及公元前3世纪以来就建立在阿姆河南农业地区的希腊化国家——大夏（巴克特里亚Bactria）。并将奴隶制经济文化有高度发展，却“无大王长”、“兵弱畏战”的大夏作为自己的属国，从而控制了整个阿姆河、锡尔河流域。此时的大夏名存实亡，仅仅在阿姆河上游的南部，保留着一个形式上的都城蓝市城（即阿富汗北部的巴尔克Balkh，亦译作巴里黑）。被大月氏人所占领的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不仅地处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商业贸易十分繁荣，而且自古以来就是肥沃的绿洲农业地带，在波斯的阿赫明尼德王朝统治这里（公元前6—前4世纪）以前，就已经兴建了以地下水渠为主的水利灌溉工程，考古学家在中亚发现几条长达数百公里的阿勒克（沟渠）干线。没有强大的国家组织，没有大量的奴隶劳动，要开浚和保养这样长的水渠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说：“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布哈拉（Bokhara）、撒马尔罕（Smarkand）、霍阐（Khojent今列宁纳巴德）、费尔干纳（Farghano）诸古城，就是在这个时期由于灌溉农业的发达，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而跨入了奴隶社会，并建立了地方性的国家政权。
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入侵中亚以后，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又成为波斯帝国阿赫明尼德王朝东方领土的精华部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一书中就曾经记载了波斯统治中亚时期是如何重视发展农业而修筑复杂的水渠系统的事。
公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崛起以后，亚历山大王东征入侵亚洲，灭波斯，入巴克特里亚，又南下印度，葱岭以西诸国皆被占领，自此至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公元前312-前250），巴克特里亚一带又成为亚历山大帝国东部的一部分，从亚历山大开始，为了造成一个“大希腊主义”的帝国，凡被希腊征服之地都兴建了大量希腊式的城镇，迁移希腊人、马其顿人在此定居，于是希腊文化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
公元前3世纪中期塞琉古王朝守将第奥德斯（Diodotos）自立为王，占据了阿姆河两岸一带地方，建立了独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即中国史籍中所称之大夏。公元前2世纪是大夏统治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大夏除手工业、商业贸易都很发达外，还更大规模地修筑密如蛛网的水利灌溉系统，开垦了大片农业绿洲，同时继续修筑大量希腊式的城镇，所以当时大夏被誉为“千城之国”，大夏的都城蓝市城（巴尔克）被誉为“诸城之母”。可以想见当时大夏之繁华富庶。
所以，当游牧的大月氏人在公元前2世纪末，征服了这一片土地肥美、户口殷实的新领土，并在此定居以后，过了约二十多年（公元前91年—前80年），又进一步过阿姆河，将其根据地完全移到阿姆河以南的大夏本土（巴克特里亚），还把大夏的都城蓝市城作为自己的都城，希腊化大夏王国自此结束了它在这里的长期统治，逃到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处于被征服民族的地位，其名字几乎再也不出现在历史上了。据《汉书》卷96《西域传》载：“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即《史记》的蓝市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日本汉学家羽溪了谛在其著的《西域之佛教》一书中，十分重视大月氏移其根据地于阿姆河以南这一史实，他认为这是“大月氏之生活状态已于其文化上起一重大之变化”。自此以后，大月氏人不仅结束了它辗转西迁的全部旅程，以定居的农耕生活代替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与此同时也结束了从原始氏族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建立了奴隶制的大月氏王国。大月氏人对大夏地区的农业采取了保护和鼓励的方针，利用奴隶劳动继续扩大了水利灌溉系统和耕地，增强了大月氏国军事、经济势力，为以后贵霜翎侯建立统一的大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贵霜帝国的建立及其族系
公元前2世纪末1世纪初，大月氏征服大夏并定居于阿姆河以南的农业地区后不久，即分裂五个小王国：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高附。每封一翎侯（相当于汉之将军，也类似世袭总督）分治各地，大月氏人的这种社会制度称为“五翎侯分领制”，五部翎侯所在地的详细位置，中外史家都做过一些考证，但众说纷纭，疑问甚多，所以张星烺先生说：“五翎侯之地，多不可考”。五部翎侯中以贵霜部（Knshan）最强，它通过一百多年的征服活动到公元1世纪上半叶，贵霜翎侯丘就却（即库久位·卡舆塞斯KnjnlaKadpises）在位期间最后征服了其它四部翎侯，自立为王。在大夏王国的废墟上进一步创建了统一的贵霜奴隶制帝国。丘就却即位之初就开始向外扩张，西侵安息，占领西南的高附（今阿富汗喀布尔平原），南侵印度天濮达（犍陀罗Tandhara，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罽宾（克什米尔）等地。丘就却死后，其子阎膏珍（即维马·卡德菲塞斯vimaKadphises，约公元65-75年）即位，他继续对外扩张，征服了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和印度东北部，从此统一的贵霜帝国进一步强大起来，《后汉书》说：“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继阎膏珍之后的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统治时期（约公元78-102年），是贵霜帝国的极盛时期，也是中亚历史上奴隶制的发展繁荣时期，他通过多年战争，建立了纵贯中亚和南亚的庞大帝国，公元初几个世纪，其领土范围最大时：北部可能达到咸海，里海海滨，中部包括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至北印度，西抵伊朗高原，南部伸展到中印度的文迪亚山，东至葱岭和中国西部边疆接壤。帝国的首都也由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向南迁到北印度的富楼沙（今白沙瓦）。迦腻色迦时代的贵霜帝国，除货币经济很发达外，城市化和灌溉工程及文化活动的发展也达到最高峰。疆域辽阔的贵霜帝国境内居住有多种民族，所以，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在整个帝国中同时并存，迦腻色伽统治时代不仅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了兼容并包，保护鼓励的方针，而且利用帝国在东西方交通中的枢纽地位，对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同列于五翎侯之一的贵霜部是大月氏的一个分支，所以对公元1世纪上半叶被贵霜帝国取代以前的大月氏国，应当看做是大月氏国家内部的政权交替。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过去西方及日本的个别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及日本的羽田亨等人在论述贵霜帝国建立的过程时，却提出了贵霜帝国的建立者并不是从我国河西一带西迁中亚的大月氏族，而是由被大月氏人早已征服了的希腊化国家大夏所建的错误论点。这种说法和前述麦高文认为月氏是印欧人种、托尔斯托夫认为月氏是中亚土著玛撒该塔伊人的用意都是一致的，他们不承认这个在中亚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家是由中国的一支游牧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目的在于切断中国和中亚在古代的联系，抹杀中国文明对中亚地区的巨大影响，借以夸大欧洲的希腊文明对中亚的影响。我国许多学者都认为研究大月氏南迁及贵霜帝国早期历史，最珍贵也最有权威的文献材料应当首推我国古代史籍：《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因为《史记》、《汉书》的《西域传》记录的是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归来后的报告，而《后汉书》的《西域传》则是作者范晔在编书时，收入了东汉再通西域的主要人物班超之子班勇所写的《西域记》一书而成，班勇的《西域记》则根据他一生在西域的所见所闻而写的。这些史料都比较详细真实。这些书中有较多的材料证明：贵霜帝国并不是被征服民族大夏所建，而是由大月氏人建立的国家。
如《汉书》卷96《西域传》明确地说：“凡五翎侯，皆属大月氏。”这个“属”字并不是表示异民族间的臣属关系，而是说明五部翎侯出身都属于大月氏系统，五部之一的贵霜当然也不能例外。又如：《后汉书》卷113《西域传》明确地说：“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证明东汉王朝对大月氏内部政权的交替有充分的了解。
所以对贵霜继续以其族名的大月氏称其为“大月氏国”，而西方各国不过是以其王室名称呼为贵霜国罢了。
再如：据《三国志·魏书》卷3，明帝太和三年条载：“太和三年（公元292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据研究《魏书》中提到的波调就是公元3世纪以后的贵霜国王韦苏特婆二世（vasndeva二世）。假定贵霜王族渊源于曾拥有百万人口的希腊化大国——大夏，韦苏特婆二世也决不会甘愿接受这个曾灭亡了自己的旧敌——大月氏王称号。
所以，在中国古代史籍上被称为大月氏国的贵霜帝国，正如其名所示是大月氏族所建，是大月氏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不是被征服民族——大夏族所建立的国家。当然这个国家的王朝系统属大月氏系统，并不等于否认这个国家统治下的人口属于多民族的混合类型，贵霜帝国的人民除大月氏人以外，还包括大夏人、伊朗人、希腊人、西徐亚人、帕提亚人和印度人的成分。
总之，我们研究贵霜帝国的历史，不应该像过去一些西方史学家那样，把它只看作是希腊—大夏王国历史的继续，也不应该因为它曾经控制过印度西北部一部分地区，而把它纳入印度史中，只作为印度史上的一个王朝（通常称贵霜王朝）。而应当着眼于它是一个由中国的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由于它在中亚、南亚一带的崛起与称雄，使公元初几个世纪欧亚非三洲的古典文明地带几乎连成一片，从而对东西方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技术、宗教文化的接触交流、融会、渗透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总是由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支流汇注而成的，世界史也应该体现出每一个国家或民族对整体世界文明与进步所作出过的贡献，不能由于有些国家或民族现在已经衰弱了、灭绝了、分裂了，因此而抹杀它们对世界文明与进步曾经作出过的贡献，也不能因为某些国家在当前世界上的地位，而夸大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这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本文原载于《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文章发表后曾被摘要刊载于中国史研究文摘编辑委员会编印、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研究文摘》（1985年7—12期第265—26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吕宗力撰写的《一九八五年秦汉史研究概况》中又对我写的《略论大月氏贵霜帝国的建立及其族系问题》一文也作了重点介绍。该文指出：“近年来，关于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是比较活跃的，去年尤为突出。在此只能做一些重点介绍在中外关系史方面，较重要的论文有水天长的《略论大月氏贵霜帝国的建立及其族系问题》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