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大庆日子，这一天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60周年的纪念日。60年来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为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出了其它任何组织所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60年的历史显示了人民政协强大的生命力和宏远的前程。
我作为一名出身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无党派人士，虽然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在高校从事历史专业的“教书育人”和科研工作，但从未涉足政坛，从上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却有幸被选为学校所在地——兰州市安宁区第11届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在此之后我又连续被选为六届甘肃省政协委员，文史资料专委会委员；七届省政协常委，文史资料专委会兼职副主任。1998年我又当选为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妇联界）。从此，在我的一生中经历了“教书育人”工作之外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意的工作。这十多年的经历，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回忆，正是由于这些经历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逐步增强了我对社会现状较广泛深入的了解，也增强了我对百姓疾苦进一步关切之情，从而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总之，担任十多年政协委员的过程是我一生中很值得回忆和总结的一段历史。
现在想起我在担任政协委员的初期，限于原来高校工作生活圈子很小，对社会现状的认识和了解的视野也很狭窄，所以我在政协会里会外建言献策的内容大多还是局限于我所熟悉的领域。例如：关于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高校的教学管理工作；高校的师资断层等等方面。在以后的参政议政和深入了解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我才逐步开阔了视野，并且开始尝试结合自己所熟悉的专业知识，针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有待执政党、政府密切关注并采取措施的一些问题，在政协会上以各种不同形式（提交议案、书面发言、大会发言等等）建言献策，在锻炼自己社会能力的同时也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现在简略总结一下我在参加政协工作十多年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成绩，最能感到欣慰的还是我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多次建言献策，因为这是和我从事专业有关的一个领域，所谓情有独钟也。以下就按时间顺序简单回顾一下这段经历吧：
（一）1996年元月，在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针对我省重要古迹——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大面积盗掘，贵重文物流散世界各地的严重情况，由我牵头并联合了7名省政协委员，他们大多是社科界、教育界的委员，有李并成、李正宇、周丕显、杨子明、王致中、刘玉林、张鸿勋。向七届省政协申效曾主席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要求进一步严肃查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盗大案的专题报告》和一份同名提案。省政协申效曾主席及其它政协领导都十分重视这一报告和提案，并在1996年5月22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由省政协党组向省委常委会就这一问题作了专题汇报，同时还播出了由省文化厅文物局录制的秦公墓被盗现场的纪录片。省委常委会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并立即进行了专题讨论，当时的省委常委张吾乐、阎海旺、杨振杰、孙英等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会后，省委常委会还发出了《中共甘肃省委听取了省政协党组汇报后的指示》。由于省委、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措施及时得力，秦公墓被盗掘问题，算是得到了比较有效的遏制，受到了学术界、文物界及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多年以后当时省政府分管文教工作的副省专陈绮玲还专门为此问题写了一篇题为《守土有责——神圣的历史使命》的文章，沉痛地回忆了当年打击礼县大堡子山的盗墓活动的经历及经验教训（本文刊登于《甘肃文物工作五十年》）。由于礼县秦公墓的盗掘活动得到了比较有效的遏止，也才使考古工作者们进一步发掘并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得以逐步开展，这一段更为早期的先秦文明为甘肃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增添了更耀眼的光彩。
（二）1997年的省政协七届的一次常委会上我又提交了一份《对进一步加强我省文物保护工作的四点建议》的书面发言。我记得这份发言大体内容是：
1.增加以法保护文物的意识，进一步修改，完善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2.应把对本地文物保护工作列为省、地、县、区有关党政领导履行岗位职责的考核项目之一。
3.在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建设及其它建筑设施的同时要认真注意出土文物的保护工作。
4.建议在省、地、县文物管理部门内设公安组织，对本部门文物进行有效安全管理。
在今天看来，当年我的这四条建议也还是言之有理，也并未过时。但是当年能否引起各地党委、政府部门、文物管理部门的重视，实效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三）1998年，我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妇联界），进一步增强了我履行一名政协委员职责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由我个人提案或和其他委员联名提交的议案不少，有些提案也曾引起当时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的关注（例如我个人提交的关于储蓄存款实名制的提案等等）。
但是至今回忆起来，我在提交全国政协的大会发言和提案工作中，最耗费心力的还都是集中在历史文物的保护工作方面。
例如：在1998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全委会上，我提交的书面发言题目是：《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保护好祖国的文化遗产》（大会发言编号183号）。这份发言稿当时受到与会的许多政协委员的关注和好评，也曾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翻译为各少数民族文字，向少数民族地区广播。这份书面发言提交以后，我也曾接受了《人民政协报》记者的专访，1998年3月23日该报的第2版以《下大力气保护好我国的珍贵文物——全国政协委员水天长答记者问》为标题，介绍了我这篇发言的要点。
（四）在2001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我又就文物保护工作，提交了一份《西部大开发中应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严格保护及合理的开发利用》的书面发言（大会发言总编目083号）。这篇发言曾被全国政协机关刊物《中国政协》杂志2002年增刊的“委员论坛”栏目以《再次呼吁认真保护文物古迹》为题全文刊载。还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在去年‘两会’上，水天长委员关于保护我国文化遗产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了普遍关注，今年‘两会’前，记者采访她时，她再次呼吁，应尽快解决全国文物工作队伍中严重的人才流失，人才断档问题，应尽快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有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发展旅游资源的联席会议，并把所取得的共识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这篇书面发言受到了与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五）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是甘肃省内古丝绸之路东端的一颗耀眼明珠，它和丝路西端的敦煌莫高窟遥遥相望，誉满天下。但由于国家投资不足及其它诸多方面的问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任务迟迟未能完成。在2001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由我牵头，杨振杰、邓成城、周宜兴、樊锦诗、杨拯美等11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署名提出了：《国家文物局应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完成天水麦积山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提案。就此议案大会期间我还接受了《甘肃日报》记者顾淑龙的专访，这次专访以《让陇上明珠名满天下——访全国政协委员水天长》为题，登载在2001年3月15日的《甘肃日报》上。
（六）关于刘家峡恐龙足印群遗址保护问题的议案提出。
位于甘肃省靖远县盐锅峡水库库区北岸的“白垩纪（距今约l亿年）恐龙足印群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恐龙足印群，有极高的历史与科研价值。2001年虽然国土资源部批准建立“甘肃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但对恐龙足印群的保护工作与国家地质公园的建设进展十分缓慢，并存在许多严重的困难。针对以上问题，在2002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五次会议上，由我牵头提交了一份《提请国务院应尽快立项落实刘家峡白垩纪恐龙足印群址遗迹保护设施所需经费案》，为这一提案署名的还有杨振杰、杨拯美、周宜兴、陈剑虹、郝承瑞等9名在甘全国政协委员。这一提案提出后，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部委对甘肃省刘家峡恐龙足迹遗址保护工作的进一步重视，在保护经费的投入及其它相关设施的加强上都逐年有所提高，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七）在2002年的九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上，我再次针对甘肃省野外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由我牵头联合了樊锦诗、邓成城、杨拯美、汤中立、黄欹昌、潘光炎、俞正等11名在甘全国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了《请求国家加大投入，加强对甘肃省野外文物保护工作》的提案。
本提案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各地基层文物管理机构不健全，农村野外的一些文物处于无任何保护措施，任其自生自灭的状态，再加上基层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所以近年来野外的石雕、石刻、古墓被盗挖的案件时有发生，建议：请求国务院加大对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财政投入。各基层文物管理部门对常年工作在野外及基层艰苦地区的文物工作者们要在工资、福利、职务、职称的晋升上实行有所照顾的倾斜政策。
岁月匆匆，人生苦短，回顾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竟有十多年长的时间内，担任受人民重托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职务，实在是心存愧疚。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几乎很少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做出过什么有价值的建言献策，主要是怕说外行话。所以也只能是针对自己比较熟悉，也比较关心的一个狭小领域——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发表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看法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或对或错的建议而已。当然从出发点来说还可谓是用心良苦也。这篇文章只能算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对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些片断往事的回眸和梳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