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仁政，天下可得治理；不行仁政，则天下不可治理。孔孟主张实行王道，反对霸道。王道与霸道，二者虽一字之差，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方略。行霸道者依靠强权使人服从，往往不会有好的结局。而行王道者则以仁、德服天下，天下人服之并心悦诚服，正如古时周文王在地域广阔的商朝面前，仅凭方圆百里的土地使天下人归顺，这便是王道之威，所以孟子有云：仁者无敌。
1.顺民意、得民心、赢天下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孟子·卫灵公第十五》）
译：孔子说：“老百姓对于仁，其实比生活中的水、火更需要。”
人要生存，片刻离不开水火，有赖水、火而繁衍生息。孔子以仁与水、火相比旨在说明领导者应抚恤百姓，施惠于民，方可取得民心，使天下人归服，以此立威，做到众望所归。得取天下有它的原则和方法，即获得民众的支持，就得到天下了；获得民众也有它的原则和方法，即赢得民心，就得到民众了；获得民众的心也有原则和方法：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替他们聚积起来；他们所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如此而已。
顺民意者可得天下，舜辅佐尧二十八年，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在这二十八年中舜为了国家的事情奔走辛劳，与民众一起生产，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尧逝世后，守丧三年完毕，（为了使尧的儿子能够继承天下）舜躲避到了南河的南面，但天下诸侯朝见天子，不是去找尧的儿子，而是去找舜；告状打官司的，也不找尧的儿子，而是去找舜；唱歌的，也不歌颂尧的儿子，而是歌颂舜。所以说舜才是真正赢得了民心，受民众拥戴，这以后，舜才回到了首都，即位做了天子。
得天下并不是使某人高高在上，而是王者怀仁爱之心，使人民安居乐业，老有所养，幼有所爱，生活富足。王者更应具有的是一种大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其乐融融。但是领导者如果失掉了民心，其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商朝最后一位君王，是纣王。
纣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他没完没了地建造宫殿，在他的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造了一个富丽堂皇的“鹿台”，把搜刮来的金银珍宝都贮藏在里面；他又造了一个极大的仓库，叫做“钜桥”，把剥削来的粮食堆积起来。他把酒倒在池里，把肉挂得像树林一样。他和宠姬妲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还滥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凡是诸侯背叛他或者百姓反对他，他就把人捉起来放在烧红的铜柱上烤死，这叫做“炮烙”。
纣的残暴行为，加速了商朝的灭亡。这时候，在西部的一个部落却正在一天天兴盛起来，这就是周。
姬昌（后来称为周文王）继位的时候，周部落已经很强大了。周文王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他的生活跟纣王正相反。纣王喜欢喝酒、打猎，滥施刑罚。周文王则禁止喝酒，不准打猎，不准糟蹋庄稼。文王鼓励百姓多养牛羊，多种粮食。他还虚心接待一些有才能的人，因此，一些有才能的人都来投奔他。
姜尚字子牙，有经天纬地之才，后为周文王所用。他教导文王：“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和天下同利的人得天下，想独占天下之利的人失天下。天有季节，地出财物，能与天下人共同享用的人，有仁名。谁有仁名，天下就归谁。”
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主要是当时独占天下的殷纣王。姜尚希望文王反其道而行，把纣王一个人的天下，变成天下人的天下，文王自己也就成了天下之王了。
这一篇得天下的理论，用八个字可以概括：同利共财，薄奉寡赋。在当时十分低下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统治者只有薄奉寡赋，才能与天下同财共利。否则，万民只有饥寒交迫了。
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更加强大起来。
没有几年，周族逐渐占领了大部分商朝统治的地区，归附文王的部落也越来越多了。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
文王去世后，武王继承父志，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与民同利，与民同乐，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使国力继续增强，与此同时，殷纣王压迫百姓，陷害忠臣。杀死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姜太公和武王认为殷纣王确已到了孤立无援的地步，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遂率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与诸侯抵达牧野（今河南汲县），武王召开誓师大会，历数纣王听信妇言、不祭祖先、暴虐百姓等滔天罪行，号召各路诸侯，奋起歼敌。殷纣王已是众矢之的，天下的民心也已背，灭纣已是旦夕之间。纣王慌忙驱七十万甲兵仓促上阵迎战。由于商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纷纷倒戈，牧野一战，以周军的全胜而结束，标志着长达五百多年时间的殷商王朝的覆灭和西周王朝的正式诞生。
纣之所以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民众；失去了民众，是由于失去了民心。其实，战争发生之前，胜败便已知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处的天是指民意，如果领导人物逆民意而行，倒行逆施，必将像殷纣一样玩火自焚，自食其果，唯有实行仁政，才能天下可得，天下可治。
〇得民心是为政之道
顺民意，得民心，是为政者治理国家所要达到的总目标，也是人民对为政者做出斐然政绩所表示的无声赞颂！
如果为政清廉，轻徭、薄赋，庶富教，处处为人民着想，让人民受惠、得利，给人民带来安乐和幸福，那么，近者被其泽而喜悦，个个笑逐颜开，远者闻其风而仰慕，必人人投奔前来，又何愁赢不得民心，得不到信任？
因此，为政者一切政策措施都应该是为人民的利益，都应该坚定不移地朝“得民心”这个目标，努力求其实现。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繁荣昌盛，保持着人民的幸福安乐，保持着社会的长治久安。否则，“失掉民心”，甚至怨声载道，那就不是什么“民心”的问题，而是将由此发展，最终导致统治者“天禄永终”！
因此，虽说这是给为政者设想的总目标，但它关系着人们的凝聚力，和人心的向背，直接影响着统治者的存续关键。可以说，这是以人民利益为前提而提出的、具有强烈人民意识的政治远见，高瞻远瞩的为政者能无借鉴之！
2.以德治国国更强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
译：孔子说：“用政法命令来引导、治理老百姓，用刑罚来整齐、约束老百姓，老百姓只是勉强地克制自己不去犯罪，但没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治理老百姓，用礼来整齐、约束老百姓，老百姓不但感到做坏事可耻，而且能自觉地向所要求的规格去做。”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两种对立的治国方针。前者强调“政、刑”，后者强调“德、礼”，通过道德教化，让民众懂得道理，再以礼制规范，最终让民众心悦诚服。
靠威严和权力让下属服从只是初级领导方式，而通过“礼，文化”来约束下属。增强下属的自律意识，从而达到无为而治则是领导工作的另一种境界。
三国时期，刘备病逝后，刘禅即位，朝廷上的事不论大小，都由诸葛亮来决定。诸葛孔明兢兢业业，治理国家，想使蜀汉兴盛起来。没料到南中地区（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一带）几个郡发动叛乱。
益州郡有个豪强，听说刘备死后，就杀死了益州太守，发动叛变。他一面投靠东吴，一面又拉拢了南中地区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叫他去联络西南一些部族起来反抗蜀汉。
这样，蜀汉差不多丢了一半土地，让蜀国君臣心急如焚。
可是，当时刘备刚刚去世，出兵不利。诸葛亮一面派人和东吴重新讲和，稳住东吴；一面奖励生产，兴修水利，积蓄粮食，训练兵马。过了两年，局面稳定，诸葛亮决定发兵南征。
临别的时候，诸葛亮问计于马谡：
马谡回答道：“南中的人依仗地形险要，距离成都又远，早就不服管了。即使我们用大军把他们征服了，以后还是要闹事的。我听说用兵的办法，主要在于攻心，攻城是次要的。丞相这次南征，一定要叫南人心服，才能够一劳永逸呢。”
马谡的话，正合诸葛亮之意。孔明不禁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诸葛亮率领蜀军向南进军，节节胜利。大军还在半路上，南蛮部落，已经发生火并，于是趁机派李恢、马忠两员大将分两路进攻，不到半个月，消灭了那里的叛军。四个郡的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但是南中酋长孟获收集了散兵，继续反抗蜀兵。诸葛亮经过打听，知道孟获不但打仗骁勇，而且在南中地区各族群众中很有威望，不由想起马谡临别的话，决心把孟获争取过来。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只许活捉孟获，不能伤害他。
诸葛亮先用计活捉了孟获，孟获被押到大营，心里想，自己一定没有活路了。没想到进了大营，诸葛亮立刻叫人给他松了绑，好言好语劝说他归降。但是孟获不服气，说：“我自己不小心，中了你的计，怎么能叫人心服？”
诸葛亮也不勉强他，放他回营。孟获回到大营，自以为深明诸葛之计，坚守不出，但是，他疑心过重，反被自己手下因感念诸葛亮不杀之恩，把他缚了，径直送入蜀军营中，来见诸葛亮。
诸葛亮问：“你曾言‘倘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
孟获道：“此次乃是我手下人自相残害，而致如此，自然不服。”于是，诸葛亮又将孟获放回去。
这一次，孟获用的是诈降计，结果又被诸葛识破，三次擒住。第四回，孟获往八番九十三甸，调来十万精兵，欲与蜀军决一死战，结果又是中计，致被生擒。
四擒四纵，诸葛亮不慌不忙，仍旧以礼相待，将孟获放了回去。第五次，孟获请来朵思大王，却被另外的一个洞主出卖，献与诸葛。
六次放还，孟获仍不死心，又与族人集全洞之兵，再战蜀军，结果却一样无贰，再度大败。
最后一次由蜀军营中生还，孟获请来了刀枪不入的藤甲兵，誓与诸葛亮一决生死。一场大战，诸葛亮火烧盘蛇谷，再度擒住孟获。
这一次，诸葛亮连孟获的面也不见，只是派人来传话道：“丞相面羞，不欲来见你。只令放你回去，再招人马，来决胜负。”
孟获却不肯走了，哭泣道：“丞相七擒七纵，待我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从今以后，不敢再反了。”
孟获回去以后，还说服各部落全部投降，南中地区重新归蜀汉控制。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命令孟获和各部落的首领照旧管理他们原来的地区。有人对诸葛亮说：“我们好不容易征服了南中，为什么不派官吏来，反倒仍旧让这些头领管呢？”
诸葛亮说：“我们派官吏来，没有好处，只有不方便。派官吏，就得留兵。留下大批兵士，粮食接济不上，叫他们吃什么？再说，刚刚打过仗，难免死伤了一些人，如果我们留下官吏统治，一定会发生祸患。现在我们不派官吏，既不要留军队，又不需要运军粮。让各部落自己管理，汉人和各部落相安无事，岂不更好？”
事实证明孔明如此做乃是明智之举，孟获感恩戴德，从此一心归汉，南中地区恢复了稳定，解决了蜀国后患，为日后诸葛孔明伐魏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以德治国则可令政权更加稳定。周朝时期的周康王同样是以德政缓和了民众矛盾，达到了天下大治的良好局面。
周公说：“勿庸杀之，姑唯教之。”孔子也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不进行教育和劝诫就惩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恶劣政治的表现，也很难使赏罚达到教育引导的作用。诸葛亮以执法严明而著称。但他同样主张先教后罚，先诫后惩的思想。他多次告诫同僚，要“以教令为先，诛罚在后”。并提出在制订法纪之后，就及时教育民众、士卒，使之懂得法纪条文和如何遵纪守法，“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他还特别强调领导要带头守法，身教重于言教。他说：“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由于诸葛亮科教严明，所以两川之民，个个遵纪守法，“人人奋发向上，道不拾遗，强不侵弱，社会风气清明而严肃”。为蜀国的稳定和强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〇仁者无敌
称王天下绝不是霸道和气焰的体现，而是以德服人、以礼节人，在礼乐和仁爱的氛围中治理天下。王者和执政官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能与民同乐，做天下人的表率。聚敛财富和穷兵黩武是贤人所不齿的，心怀仁爱的王者却能不战而得天下。
依凭实力来使人服从，那只是因为别人惧怕；而以德服天下，人家才能心悦诚服。以强力权势压服，表面沉默无事，一俟时机成熟，便会反目相向，到那时，任何强力都会失去它的效用。
能征善战的人不如不战者。因为战胜是除战败之外最惨的事，也会使城市变成废墟，百姓流离失所。贤明、仁爱的君主会不战而胜，施仁政于天下，百姓自然归附。宋太祖在大将曹彬的帮助下，不费一兵一卒便收回了南唐和后蜀，使国家统一，就是“仁者无敌”的最好例证。
依靠武力来使人服从，那只是因为别人惧怕，不能算是真正的服从，因为那不是心悦诚服。夏桀、殷纣之所以失天下，正是因为滥施暴政，失去了民心。
君主的王冠如果是以贤明、仁爱编就的，那它的凝聚力、感召力将超过任何武器，使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当然天下无敌。而这就像水往低处流、野兽奔走于旷野一样自然。这也是商汤以方圆七十里的土地、文王仅凭方圆百里的土地使天下归服的原因。
3.真心爱民民助之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
译：限制人民不必用国家的疆界，保护国家不必靠山川的险阻，扬威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行仁政的帮助他的人就多，不行仁政的帮助他的人就少。援助他的人少到极点，连亲戚都反对他；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都顺从他。
对于残暴的国君，人们往往编出歌谣来诅咒他们，战争时要么退缩不前，要么干脆逃跑，甚至临阵倒戈；而对于爱惜民众的国君，他们则倾力相助，因为保护国君就等于保护自己较好的生活。所以，作为领导者谁得到了人心，谁就能稳定国家，谁就能在战争频仍的多事之秋取得发展。这正是孟子的观点：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大权逐渐落到了一些士大夫手中，出现了士大夫专权的局面。在这些士大夫中最终以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四家最为突出。在这四家中，智氏的势力最强，但也最骄横，赵氏的力量较弱，但能够勉力勤政，爱惜民力。
在治理国家方面，赵氏赵简子独具风格。一次，他派大臣尹铎去晋阳任职，临走的时候，尹铎问赵简子说：“您派我到晋阳去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呢？您是想让晋阳成为一只蚕茧，您可以从中不断地抽取茧丝呢（意即榨取百姓的血汗）？还是希望晋阳成为国家最为可靠的保障呢？”赵简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要它成为国家的保障。”于是，尹铎到了晋阳，就用少报晋阳户数的方法以减少应该上缴的租税，他还努力发展生产，注意爱护百姓，晋阳逐渐富裕起来，而且民心大服。赵简子知道了这些以后，曾经极其郑重地对其子无恤说：“假如将来赵国遇到危难，就到晋阳去躲避，不要以为晋阳偏僻地小，那里却是赵国的最好的保障。”
后来赵简子去世，其子赵襄子继位，他继承其父的风格，宽待民众，赢得了民心。智氏智伯依靠自己的强权向赵襄子索要蔡地和皋狼之地，两者面积加在一起有一百里以上，遭到了拒绝。
智伯十分气愤，联合韩、魏的军兵一起前去攻打赵，并约定战胜之后三家平分赵的土地。形势危急，赵襄子准备逃到其他城池去，他向手下征求意见说：“到底到哪里去呢？”从人说：“长子县城离这里近，城墙坚固，可以到那里去。”赵襄子说：“当地的老百姓下大力气来修筑了城墙，现在又要他们拼命去护守城池，谁肯跟我一起干呢？还是别去了！”属下又有人说，“邯郸的粮仓充实，可以到那里去。”赵襄子说：“粮食充实是因为收刮民众啊，现在又要他们因守城而死难，老百姓会乐意吗？还是不能去！实在不行的话，就应当选择晋阳。晋阳是先父简子嘱托给我的地方，又是尹铎施行爱民政策的地方，百姓必定会拥护我！”于是赵襄子率领百官逃到了晋阳。
赵襄子到了晋阳，老百姓果然乐意跟襄子一起守城。晋阳先是由家臣董于安治理。后来又由家臣尹铎治理，尹铎在当地很得民心，因此，晋阳城可以说固若金汤。三家兵马把晋阳城围住，就是打不下来，当他们进攻时，总是遭到大量箭矢的乱射，就这样，两年过去了依然没有打下来。晋阳城里的箭已经剩得不多，赵襄子很着急。这时有人提醒他说，听说当初董于安在宫殿藏了无数的箭枝，不如去找一找。赵襄子就下令推倒了宫墙，果然发现了许多做箭杆的材料，又融化了铜柱，用来制作箭头。赵襄子对部下们说：“假若没有董于安，就不会会有这么多兵器，没有尹铎，老百姓也不会拼死守城？”
最终韩、魏与智氏发生内讧，联合赵襄子杀死了智伯，反而是把智伯的土地给平分了。其后三家又进一步平分了晋国的其他土地。
公元前438年，三家就只给晋国留下了绛州和曲沃两座城，剩下的地盘全都平分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
在“三晋”之中，赵国并不算强大，其实最有实力的是魏国，尽管魏国刚开始的君主也十分贤明，但是只有赵国能够善始善终，一直都实行仁政，所以，它最终坚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最重要的是得人心，没有人心的归附，以赵国之弱小，是绝不可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我们从赵国的兴亡史中可以看出，前人的那句万古不变的名言是有着极其深刻的道理的，这句名言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
道，即仁义，得到它，君主才是九五至尊，威仪赫赫；失去它，君主就难免会仓皇出逃，如丧家之犬。如果早明白这个道理，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也不至于自尽煤山了。
〇如何获得民众的帮助
一个政府如何才能获得民众的帮助？首先要为民，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其次要信民，要想得到人民的信任，首先必须信任人民，要言而有信，向人民讲真话而不讲假话。
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然而，要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从历史上看，还没有哪一个王朝能自始至终地做到这一点。要获取民众的帮助，最重要的是，夺取权力的人，在达到目的以后，能否实现自己在夺权时对天下百姓的承诺。无论是在古老的中国，还是在现代的西方，在权力还未到手时，夺权者无不说得天花乱坠，什么拯国家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什么实现福利社会，减轻国民负担。可一旦江山坐稳，权力到手，还记得自己诺言的，能有几人？那一切大多会被丢弃到脑后，甚而至于倒行而逆施！此时，虽然天下人都知道掌权者的言而无信，可你又岂奈他何？然而百姓心中是有一本账的，当一次又一次的言而无信，使百姓彻底失望了时，这个王朝，这个掌权者存在的基础便完全崩塌了，它的末日也就来临了。试看一些王朝，在其巅峰时期，其武力不可谓不强大，其财力不可谓不雄厚，可为什么最后却一个个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呢？归根结底，就是失去了百姓的信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4.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译：孟子说：人们对别人都有同情心。过去的君王因对别人有同情心，于是才有同情人们的政治。凭着对别人的同情心，去实行同情人们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运转在手掌之上了。
在上位者虽然手中拥有权力，但如果没有同情心，过分迷信权力，靠压制的手段施行领导工作实非上策，能够容人，具有同情心，不仅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修养，在很多时候，也是成事不可缺少的条件，是一种高明的做事策略，有些事情在一般人看来确属大事，但如果领导者也当做大事揪住不放就可能误了真的大事，所以领导者在面对这样的“大事”时要有一种容人的气度。
人在面临绝境时，有时会全力挣扎，以死相拼。
斩草除根固为重要，但“置人于死地”也往往容易激起更大的反弹力，反而可能会瞬间成败易位。因而在征服者已经把被征服者置于必败之险境的同时，必当考虑要给其留有一点“生”的余地。能作出这样决策的往往是能想得更远的决策者。
三国时期，曹操平定河北之后，曹仁跟随曹操包围壶关。攻城主将曹仁下令说：“城破以后，把俘虏全部活埋。”结果连续几个月都攻不下来。
曹操对曹仁说：“围城一定要让敌人看到逃生的门路，这是给敌人敞开一条生路。如果你告诉他们只有死路，敌人会人人奋勇守卫。而且城池坚固，粮食又多，攻则会伤亡士兵，围守便会旷日持久。今陈兵在坚城下面，去攻击拼死命的敌人，不是好办法。”
曹仁按命而行，城上守军投降了。
乱世之主，一生百战，胜败在所难免。而每一战的胜利，都可能有一批降者，如何对待降者，霸主们或杀或留，自有一番主张。虽然对于降者斩尽杀绝的做法，可以起到斩草除根的作用，但是英明的霸主往往是不杀降的。
曹操一生不杀降的事很多，收编青州黄巾军即为其一。
曹操打败黑山军后，于兖州东郡有了立足点，做了名副其实的东郡太守，名声大震后，决定先平定黄巾，再图取天下。于是曹操向青州黄巾军发起进攻。当黄巾军退至济北时，已是寒冬十二月，衣食接济很困难。曹操敦促黄巾军投降。经谈判后，黄巾军数十万人向曹操投降，愿意接受他的指挥。曹操非常高兴，宣布既往不咎，一个也不加伤害，将其中的老幼妇女缺乏作战能力的，全部安排在乡间从事生产，挑选其中精壮者五六万人，组成“青州军”。
这样，曹操的军事力量大增，他终于有了一支同其他割据势力抗衡的武装队伍。
同时，对于像张绣那样降而复叛，叛而复降，曹操多次南征，并致使爱将典韦、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在南征中丧生的投归者，也不计较其杀子侄及爱将之仇，并表示热烈地欢迎，立即任命他为扬武将军，表封他为列侯，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为己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在后来的官渡之战中，张绣为曹操打败袁绍立下了战功。
因此曹操的一生，虽然杀了很多人，但他的不杀降，向天下人显示了自己宽阔的胸怀和不计私怨的品格，从而为曹操取信于天下，争取更多的贤士归附，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管是战场上的敌对双方，还是生活、工作中的竞争对手，对人切不可赶尽杀绝，对照曹操的做法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给人活路，自己就有出路。
领导者可以指示、指导下属，也可以纠正下属的过失。虽然如此，但如果决策时太仰仗权力，采取强硬手段来压制下属，口口声声说，“我说这么做就这么做”，不厌其烦地一再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向人们显示自己的权力。这样不但不能使下属信服，而且蛮横、高压地利用权力，还会引起下属的反对，甚至会把小事激成大事，以致到了让你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酿成大事也是有可能的。所以，领导者容人的气度将决定他们日后所能取得成就的高度。
〇容人者才能为人所容
如果想到“做人君”的，不但要执掌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的命运，而且还要担负国家盛衰、兴亡的责任，这样，“为君难”，也就会成为兢兢业业，竭心尽力，治理好国家的动力。
可严重的问题是，总有那么一些领导者，沾沾自乐于“唯其言而莫予违也”的自我陶醉中。这就是说：他们对臣民操生杀予夺之权，他们的话是没有人敢违抗的；他们可以指鹿为马，可以以黑为白，胡说八道；他们更可以胡作非为，为所欲为，无所不为。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就根本不可能理解暴政可以导致人亡、政息、邦丧的严重后果。这是一些不见棺材不下泪，非到上绞架、断头台，绝不会放下屠刀的暴君。
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史实，都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任何视民如草芥的君王和为政者，最终都是被人民视之如刍狗而被打倒！所以领导者要有不忍人之心（同情心），行不忍人之政（同情人们的政治），才可称王于天下。
5.民事不可缓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滕文公上》）
译：孟子说：“民众生产和生活的事是不能拖延的。”
关于民众事务的观点，孟子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
民众的根本道理是：有固定产业的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稳定的心态；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做什么事情心态往往不稳定。如果没有个稳定的心态，就会任意胡为，违法乱纪。等哪一天犯了罪，然后再抓起来处罚，这样对民众太不重视了，也即失去了民众。所以身居领导之位，为官之道，体恤民事，执政之要，合乎民心。
春秋时期，鲁哀公执政阶段，有一段时间由于王室发生内乱，加上连年天旱，收成不好，国内经济长期不振。为了渡过危机，哀公派人去请孔子弟子中据说最有理财能力的有若来做顾问，看他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有若到来后，哀公也等不及寒暄便照直问道：“今年农业收成不好，本来就不丰裕的国家经济更显困窘，我请你来是想请教一种帮我解决这种困境的好办法啊。”
有若也不客气，略作思考便回答：“既然全国欠收，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分的税制呢？”
哀公叹道：“先生，慢不说十分抽一，我已经采用十分抽二的税制还感到入不敷出呢，十分抽一这法子还用请你有若先生吗？”
有若并不因哀公的不理解而退缩，而是耐心劝道：“君侯既然请我来，我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帮您。现在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任何经济政策的制订，都是为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君主，绝不能只顾眼前，不管长远，绝不能像小人一样鼠目寸光。”
哀公点头称是，有若便接着说道：“既然今年普遍欠收，民间生活之苦便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年份，绝不应增加人民的负担，而只应减少他们的负担，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和增加民间财力，人民便会安居乐业。如果课以重税，则民不聊生，很容易激成民变，那样就会适得其反了。要知道，只有人民富足，国家才能富足啊。”
哀公听了有若的话，果然一年以后政通人和，鲁国形势好转。民富是国强的基石，脱离了民富的国强是虚幻的或是不巩固的。秦灭六国后，积天下之财富为己有，南定百越、北击匈奴，军力强盛，国不可谓不强，但这种国强，是建立在暴虐、盘剥百姓的基础上的，因此，幻想秦的统治能够千秋万代延续下去的秦仅历三世就走向灭亡。据此足以得出民安国安，民怨国危的结论，这点的确值得后世领导者引以为鉴。
〇做个为民做主的好官
为政者要心存仁德，立足于老百姓，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施政、处事。如：
一、对待任何政事都要严肃、认真，不骄傲、不欺诈，做到言而有信，说了的话要兑现，决定做的事不拖延、不推诿。
二、节约财用，多多体恤人民、爱护人民，反对铺张浪费，更反对穷奢极侈，每一个从政者应该“一饭一粥当思来处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
三、遇有役使老百姓，要爱惜民力，不耽误农时。
这些正如姜太公回答周武王所问时说的：“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问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爱民是为了得民心，民心之得失，亦即政权之得失：得民则兴，失民则亡，概无例外。
过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老百姓常称地方的县官为“父母官”，而这些地方官中，确实也不乏孜孜为民，所谓“爱民如子”，或者“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父母官受到百姓的爱戴，而受到后世的传颂。而今，时代大大前进了，人民也当家作主了，一切为政者、从政者，不论地位高低，职务权力大小，都是人民的公仆、勤务员了。因此；如果说“公仆”之对主人，为官而不清廉公正，处事而不认真、负责，态度而不诚实、守信，对国家财物又不珍惜、爱护，使民更不以时，常常糟蹋民力，暴殄天物，借公奢靡，挥霍无度，而且反仆为主，高高在上，恃权骄横，欺压良善等等，那么，这就不是什么治国之道的表现，而是祸国、殃民的反映了！能不引为鉴戒和反思？
6.善政不如善教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子。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译：孟子说：“仁的言语比不上仁的音乐深入人心，好的政治比不上好的教育能得民众。好的政治，民众怕它；好的教育，民众爱它。好的政治聚敛到民众的财物，好的教育得到民众的真心。”
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意思是说不教育民众就使用他们，叫做祸害民众，没有固定的产业而能有坚定的信念，只有士人才能做得到，至于一般民众，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没有坚定的信念，要是没有坚定的信念，任意胡作非为，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所以要改变普通民众的行为和思想，只有用教育去感化，用“礼”来约束，只有发展良好的教育才能得使民众从心理上真正地归服。
雄韬武略的汉武帝不仅崇尚武功，开疆拓土，还特别重视倡行风雅，以文治国。他在位期间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兴辞赋。辞赋又称为赋，它是汉初以来在古诗、楚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体。是一种以华丽的辞藻、铺张的手法，进行叙事、咏物、抒情的长篇韵文，题材广泛。武帝即位后，便广泛延揽文学之士，倡兴辞赋。
辞赋这种兴起于汉初的新文学体裁，经过武帝的大力提倡、司马相如等著名词赋家的发扬光大，进入了繁荣阶段，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的瑰宝。
集古籍。秦始皇禁锢百家思想，焚书坑儒，使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炬。还有一部分宝贵的典籍，散失于民间。学者畏惧“挟书律”，将保存的古籍深藏密室，不敢使之见天日。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时，正式废除了“挟书律”，允许民间讲习诗书，于是一些密藏的儒家经书及其他古籍不断出现。汉初的统治者开始注意复出的各种古籍。但由于没有专人负责，缺少具体措施，因而成效不大。
武帝即位后，在大力发展儒学的同时，非常重视古籍的搜集与整理。“招求天下遗书，上亲自省校。使庄（严）助、司马相如以类分别之”；又“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在全国范围开展征集古籍的工作。
终武帝一世，一直没有停止搜集古籍的工作。国家和皇室的图书馆——秘府里的书籍堆积如山。在武帝主持下，搜集和整理出了许多古籍，使之得以永世流传。为汉代的经学、文学、史学、医学及其他各门学科的发展、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武帝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
修史。汉王朝是空前统一的大帝国，武帝时，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达到了繁盛阶段。时代要求有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史书问世，以便鉴古而知今。武帝重视修史，以学识非常渊博的大学者司马谈为太史令，使其次第旧闻，裁剪论著。司马谈有志于编撰一部汉王朝的通史。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他的宏愿还没有实现，便于元封元年（前110年）病死于洛阳。（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任司马迁（司马谈之子）为太史令。
司马迁任太史令后，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著史大业。
大约在征和三年（前90年）左右，司马迁终于最后完成了他的史著。前后用了大约18年时间。时人称之为《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或《太史公》。约在魏晋以后，称为《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而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也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正史的规范体制。
武帝时期文兴史盛，社会稳定，民众安居乐业，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治世局面。
可见，好的政治还要辅之以好的教化才能更为完善，正如孟子所言，好的政治民众怕它，好的教化民众爱它，好的政治能够聚敛到民众的财物，而好的教化则可以得到民众的真心。
〇富裕之后强化教育
领导者应该具有“大道容众，大德容下”的气度和宏量。在治国的大政、方针，以及具体政策方面，诸如政治、经济、法令、制度，或者文化、习俗、生活等等，都要深入体察民情，理解民心，宁可宽厚，更宽厚些，不要随心所欲，朝令夕改，更不要凭好恶，滥施刑罚。不仅身居上位者应该如此，即使身居下位的各级领导和一切从政者，都应该具有这德性。
总之，“宽则得众”，宽宏大度就能够得到大众的拥护、爱戴，使上下同心同德，使国家发达、昌盛，使人民安康、幸福。所以说实行好的政治可以让人民富裕。
“教之”，是在人民富裕起来的情况下，必须及时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既教民“学诗”、“学礼”、学“文、行、忠、信”；还要教民习军旅之事，所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前者借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自觉遵令守法，人际关系的和睦相处等等；后者促使人民重视国防，重视战备，增强爱国意识。“既富矣”后，所以“教之”，不仅因为人民物质生活富裕起来后，必然要辅之以文化生活，使之不觉得精神贫乏、空虚；更因为没有文化的国家，是落后的国家，没有文化的人民，是愚昧的人民。只有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和认识水平，才能最终摆脱愚昧、野蛮和落后，才能使人类文明得到发展。
“富之”是物质生活的基础，“教之”则是精神生活的根本，更是为人的根本，立国的根本。
7.民信是最强的凝聚力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十二》）
译：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先求充足民生最需的粮食，再求充实保卫国家的军备，老百姓自然信任政府了。”子贡说：“如果万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那么，在这三项中，哪项为先？”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又万不得已，一定要再去掉一项，那么，在这二项中，又哪项为先？”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哪有不死？但，如果无信，人民不信任政府，那么，国家也站立不住，其群体也不存在了！”
“民信”，是令行禁止，团结人民，上下同心同德，克服一切困难，建设国家的可靠保证，是战胜一切灾祸，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独立和人民安全、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得民信，就是得民心，无往而不胜利；失民信，亦即失民心，就处处碰壁、受挫折、遭灾难。“民无信不立”，一个得不到人民信任的统治者，是不可能长治久安而不被人民所推翻的。历史上，纵然像秦始皇在“六王毕，四海一”那样一统天下时的显赫声势，和鼎盛不可一世的情况下，由于暴虐无道，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亦即失却民心，因而仅仅十余年，最终还是难逃覆灭的命运，被人民的起义埋葬了！
春秋时期，齐国将要攻打鲁国，在举国上下没有良好对策时，鲁庄公手下大臣施伯举荐了一文武全才之人——曹刿。
鲁庄公见面就问曹刿怎样才能打退齐国人，曹刿说打仗没有固定的规律，要根据实际情况行事。曹刿又反过来问鲁庄公如何打退敌人，鲁庄公说：“我经常把自己吃不完的食物、用不完的东西分一部分给百姓，我相信百姓会支持我，和我共同与齐人作战。”
曹刿说：“那只是些小恩小惠，仅仅靠这些不能从根本上取得百姓的信任，再说，只是少数人得到了这种恩惠，广大的民众怎么会跟您一起作战呢？”庄公又说：“我祭祀神灵祖先的所有物品，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欺诈，百姓们会相信我的诚实的。”曹刿又说：“这只是对待神灵祖先，怎能获得百姓的信任拥护呢？”庄公最后说：“国内大小案件，虽然不是每件都亲自办理，但都是公正的，我想这会有点用处。”曹刿这回点头道：“这才是根本的方面，真是这样的话您肯定会得到广大百姓的信赖和支持。我看据此可以跟齐国打上一仗。”
齐、鲁两军在长勺展开了大战。齐国人数占优势，首先擂鼓呐喊，发动进攻。但曹刿只是让鲁军摆好阵势，并不出击，严守以待。齐军看见鲁军阵势牢固、不易冲杀，只好退回去。过了一会儿，齐军又发动攻击，曹刿仍按前法对待，齐军又只好退了回去。齐军统帅终于按捺不住，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这时，齐军军士已经没有了先前的锐气，可鲁军士气正旺。直到这时，曹刿才下令出击。鲁军一下子就把齐军冲垮了，齐军顿时大乱，只有逃走。鲁庄公认为这是追击歼敌的好机会，就要下令追击。但曹刿并不同意，他登上高车，向远处看了看，发现敌军旗帜东倒西歪，确认是逃跑而不是假装失败诱敌，这才下令追击。最后鲁国大获全胜。
战后，曹刿指出，军士作战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齐军攻击三次，士气已衰，鲁军则斗志旺盛，取胜就有了把握。再者齐是大国，可能会有伏兵，所以只有确认齐军不是诈败诱敌后才能追击。
长勺之战的胜利，主要靠两条，一是曹刿能够正确地掌握和利用战士的心理和情绪，把握住了作战的规律，再加上他的谨慎和果断，处处不失时机，就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掌握了主动权。其二是他认为人心可用，长勺之战一方面是鲁国的保卫战，带有一定的正义色彩，更重要的是鲁国统治者较为廉明，有一定的威望，人们愿意替国君打仗。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鲁人才获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其实前一方面是具体的战术的运用，后一方面才是根本，如果民心不可用，无论怎样巧妙的战术也是无济于事的。
从长远观点看，“信”比“食”更为重要，更具战略意义，应该十分重视取信于民——不仅施政纲领、大政、方针要符合人民利益，而且说一不二，一切政策、措施都应是能够兑现的，对人民有惠，让人民看得见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人民的信任；也只有真正取得人民的信任，才能赢得民心，立于不败之地。
〇用领导而非管理争取人心
领导者只有争取到人心，才能实现真正的领导。人心是根本，是领导的关键，如果领导者能够争取到人心，那么一切都会一帆风顺。
对于领导者来说，增强自己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激励下属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有效的领导，才能促进组织的发展。然而，提高领导力和影响力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领导者进行了多种尝试，但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他们进行的是管理而非领导。他们果断地采取严格的制度管理，用僵化的规范和行为标准约束下属的行为，并用呵斥和无情的惩罚维护这一严格的管理体系的运转。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体系是有效果的——严厉的惩罚使得每一双“手”都变得听话和顺从了，没有人胆敢违反操作规程，更没有人敢犯错——然而这些效果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一种损失，“手”的听话和顺从导致了“心”的违背和背离，不敢犯错同时也意味着创新的乏力。从长远来说，这种管理是失效的，是不利于获取下属的忠诚的，是有碍组织长远发展的。
要想实现卓越的绩效，成就伟大的事业，首先必须正确理解“心之为用大矣哉”这一博大精深的领导智慧，必须争取人心，争取下属的尊敬、忠诚和敬仰。若忽视了对于人心的争取，舍本求末，抛却领导而注重管理，只会导致组织成长的乏力。
8.镇压立威不是良策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第八》）
译：孔子说：“以勇敢自负而恨（自己）贫穷，会闹乱子，对不仁的人，谴责他太过分，也会激出乱子。”
对待“不仁”的人是采取镇压的方式，还是招抚或是利用群众的力量让他们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困境？镇压不彻底，反而会激起更加顽强的抵抗，招抚也是古代帝王常用的方法之一，但对于有些既不愿降服，又不容易镇压的人，则要考虑其他方法了，古代羊舌职治盗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晋景公时，晋国遇大饥荒，盗贼蜂起。景公只好让军队统帅来干抓强盗的事。这个苦差落到了中军荀林父的头上。
荀林父找到了一个抓强盗的能手。此人非同小可，在街上走来走去，看一眼，就知道谁是盗贼，而且一抓一个准，一天抓好几十个。
让元帅头疼的是，盗贼并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聪明的大夫羊舌职对荀帅说：“你让这个人抓盗贼，可能贼还没有抓尽，他自己的死期先到了。”
荀林父问此话怎讲，羊舌职说：“有句谚语你听说了吧，看见深水里的鱼不是好兆头，料到别人隐私的人必定有灾祸。一个人抓不完盗贼，而盗贼们联合起来，必定干掉这个群盗的克星。”果然，不到三天，这个人就被群盗割掉了脑袋。中军元帅忧愤成疾，很快就死掉了。
景公把羊舌职找来，问道：“你预料的结果很准，荀林父的办法不行，你有什么办法？”
羊舌职说：“用小聪明对付小聪明，就像用石头压草不让草生长一样，草会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用暴力禁止暴力，就像用石头打击石头，打和被打的都得碎。目前治盗的最好办法不是多捉盗贼，而是除人盗心。要用安抚的办法，感化人心，使人们知道廉耻，知道行善比作恶好处大。”
羊舌职建议治盗要用善人，不要用刽子手。景公于是任命说话算数、公正廉洁、有勇有谋、深得民心的士会接替荀林父的职务。
为了劝善，景公升了士会的官，提了士会的级，加了士会的职，扩了士会的封地，还让周天子赐给他高级官服。士会废除了前任缉盗的苛刻条款，行仁布善，注重教化，盗贼奸民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纷纷逃到秦国去了。晋国从此大治。
晋国两次治盗，两种办法，两种结果。荀林父用的是对抗的办法，效果不佳；羊舌职、士会用的是感化的办法，效果很好。
怀柔有时候比镇压更具有威力，而且此时受降者是诚意的成分更多一些，从长远看，也便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〇教化比刑杀更利于“治”
以道德教化、主体治的治国方针，比起用强制性的行政命运和严刑峻法，要更为有效，更能得民心。用行政命令强调“政、刑”，不遵从就加以惩罚，老百姓在残暴的统治和奴役下，纵使不得已而屈从，但是这种屈从仅仅为了逃避刑罚，并不是真正屈从。教化强调“德、礼”，通过道德教化，让老百姓懂得道理，再以礼制规范，就能够做到心悦诚服。
历史上，乐于以刑杀为威的秦始皇，在“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这样不可一世的显赫声势下，做“始皇帝”美梦，想“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永远地统治下去；可是，曾几何时，“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仅仅十余年，秦王朝却很快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熊熊烈火所毁灭了！
这充分说明：“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为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虽说可以起到一时的震慑作用，但终究如同肥皂泡，难于长治久安的，充其极，老百姓也只不过勉强地不去犯罪而已，并无羞耻之心；而用道德教化，让老百姓通过自我修养，由被迫的、强制性的约束，变为内在的自觉要求，这只会大大激发人的自尊意识和知耻心，很自然能达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目标了！
9.要让下属心悦诚服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
译：仗着实力让人归服的，并不是真心地服你，只是由于自己的实力不如人而已；依靠仁德让人归服的，那才是心悦诚服。
对于不顺从自己的人采取武力虽然能使其暂时归顺，但心里未必真实服从，一旦条件成熟则可能继续反抗，别人只有心服口服了，才能为你卖死命，才能真正佩服你，因此领导者追求的目标应是使别人心服而不单单是口服，也只有心服才不会留下后患，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和团结。
赵陀是真定人，秦朝时期，奉命率十万军士向岭南进军，占领了悉易。后来秦在那里设置了南郡，任命任嚣为南郡守尉，赵陀为龙川县县令。
秦朝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任嚣当时有重病在身。他觉得自己所剩时间不多，就把赵陀叫到床前说：“国内农民起义遍布，国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南海郡地大物博，山川险峻。你只要守好各个关口，不让中原军队进入，就可成就一翻大业！”说完，把秦朝颁赐的符节文书移交给赵陀。
任嚣死后，赵陀当了南海郡守尉。他首先把朝廷任命的官吏排斥掉，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又给各个地方的驻军发出命令，要他们严守关隘，不许中原军队进来。赵陀得知秦朝被推翻的消息后，趁机攻占了桂林郡和家都。控制了整个岭南，自封为“南越武王”。
岭南的主要居民是越人。赵陀紧密的团结越人并且吸收越人做官、组成汉、越联合政权。对边远地区的越人首领，经常送些礼物，进行拉拢。越人对赵陀都很感激。
刘邦也认为赵陀把南越治理得很好。于是决定对山高路远的赵陀采用安抚手段，使之归顺朝廷，便派太中大夫陆贾为特使，带着贵重礼品，去岭南封赵陀为南越王。
陆贾在南越呆了大概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和赵陀真诚地交谈，劝他恪守臣道，服从朝廷。时期已到，陆贾要回长安了，赵陀送他许多贵重的礼物，心甘情愿地向中原朝廷称臣纳贡。此后几年里，南越和大汉相处融洽。双方在边界设立了专供交易的场所，买卖商品，互通有无，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发展。
刘邦死后，吕后趁机篡夺了政权。她对南越的发展感到忧虑，于是采取了和以往不同的政策：终止了与南越所有的交易，并且辱骂南越人。赵陀十分气愤，宣布与中原朝廷断绝关系，还领兵攻打长沙郡，挑起了战争。吕后派将军周灶率领大军前去讨伐。但中原的军队不习惯南方的湿热气候，大多得了疫病。结果汉军在北城打了一年多，还是到不了岭南。
第二年，吕后死了，周灶领着残余部队撤回。赵陀更加疯狂，他出兵威逼周边的小国向他纳贡称臣。没用多长时间，赵陀控制的疆域，从东到西，扩延了万里。他自称为“南越武帝”。边境上的局势十分紧张。汉文帝继位后，决心改变这种现状，重新与南越修好。他再次派陆贾为特使，出使南越，劝说赵陀归汉。赵陀被感动了，取消了皇帝的称号和天子的仪仗，并向全国发布通告说：“两雄不顶立，两贤不并世。从今以后，永做大汉的藩臣。”汉与南的和好关系，又维护了好几十年。
刘邦为巩固中原统治，对赵陀实行安抚手段，使之“和集百越”，避免了其成为南边的祸害，事实证明在当时是高明的。
〇要善用手中的权力
权力可以用作指示、指导，也可以用以纠正过失。
虽然如此，但如果太仰仗权力，不管什么事都采取过硬手段来压制下属，口口声声说：“我说这么做就这么做”，不厌其烦地一再向人们显示自己的权力，则不能使下属信服。
领导应该认清的是，指责应该是根据客观事实，就事论事，要具有充分的理由。而不应因为是被赋予了权力，赋予了使人服从的权势而滥用指责。
领导只有善于把强制及使人服从的力量深藏不露，才是较为明智的办法。从权力的宝座上走下来，以一种交换意见的态度解决问题和争端，才是高明的领导所具备的素质。
本来身为下属的人，就算不喜欢强制，也会有服从的心理，如果领导用一种以上压下的态度对付下属，即使是性格温顺的人也会引起反感。所以领导不能借助权力压人，而应靠本身的威信使人服从才是正确的办法。
当然，对于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对于那些顽固不化、刚愎自用、不可理喻而又盛气凌人的下属，当然应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组织的秩序和领导的权威。
权力是力量的源泉。但是当它被用在责备上时，只会招来对方的反感，助长其反抗心理，使领导失去依赖。权力是必要的，但不是万能的，权力需要施行，但不能滥用。
领导要自立，要建立自己的人格权威和技术权威，而不是依靠权力来刻意扩宽与下属距离的那种权力权威。否则，一旦失去权力，就会成为一个人人鄙视的废人。
魅力比权力更重要。放弃权力的滥用，把精力放在建立魅力和威信上，效果会好得多。聪明的领导应在务实的工作中，通过一点一滴，通过自己能力的施展，通过自己良好的品德风范，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树立起形象，展示出魅力。
有了威信，大家才能信服你，你的计划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时，你具备了无形的感召力，你所作出的决定，才会得到大家一致的拥护，大家才会信任你，齐心协力按你的决定去做。你的决定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会得到大家一致称赞，你的威信同时也得到进一步增强。
不讲方式地随意使用权力，只会使领导失去威信，自信心下降，而学会如何巧妙地使用权力，建立起领导威信，才会使工作做得圆满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