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红”尚占云（1899—1977）河东道情艺人。又名尚天鹏，艺名“娃娃红”。永济县韩阳镇辛店村人。幼时在黄河岸边草丛中玩耍，喜欢摹仿各种小虫鸣叫，还在中条山脚下学唱当地民歌。十三岁时，拜河东道情艺人尚金良为师，不到两年功夫便能随师演出，被观众誉为“娃娃红”。笛子演奏技艺也十分娴熟精湛，并别出心裁，在笛膜上用针尖刺一小孔，吹起来清脆悠扬，好像笛筒中有一铜铃在回荡作响。每当吹奏完毕，总有好奇的观众要拿他的笛子摸摸看看。1953年4月8日，赴京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吹奏了河东道情曲牌【十样锦】。
说唱四十天不重复的王黑孩（1876—1936）屯长道情艺人，屯留县西流寨乡河长头村人，清末民初时在世。少年时代家境富裕，读过几年书。青年时家境衰落，妻子早亡，留有一子，托岳父家抚养。自身以演出屯长道情为生，师承不详，活动于屯留、长子、长治、潞城、壶关一带。他嗓音宏亮，表演吐字清晰。除演出于乡村家户、集市庙会，还受邀经常出入于村镇大户、盐店当铺、衙门宦家。会演的节目很多，据说能在一个地方连续演出四十天不重复，有一次曾在屯留县衙演出了二十多天。他演出的长篇节目有《韩湘子传》、《小八义》、《响马传》、《奇文传》、《刘公案》、《旋风案》等，中短篇节目有《田二红开店》、《珍珠倒卷帘》、《白海棠割肝救母》、《李翠莲上吊》、《大闹圪针店》、《闹五更》、《劝丈夫》、《盼丈夫》、《吕洞宾抓药》、《紫荆树分家》等。他还独自编演过许多小段节目，如《黑小伙娶黑丫头》等。拜他为师学艺的人很多，随他学艺的徒弟们都以受过他的教益而自豪，就连那些没有亲身领教或并没有见过他的人，也乐意称是他的徒弟。他带过的徒弟，影响较大的有常林（长子县城人）、愣种（长子县西里村人）、憨则等。晚年时，凡有同行艺人来他所在的河长头附近演出，都会首先拜访他。
“芝麻旦”菅二毛（1889—1957）二人台艺人。艺名“芝麻旦”，河曲县沙坪村人。十四岁参加本村的社火秧歌活动，十六岁师承郑根喜，学唱道情。十九岁投在二人台艺人范根来门下，学唱旦行女声。不久就能演出《十对花》、《五哥放羊》、《打樱桃》等节目。因不幸染上天花，面部留下残疤，得艺名“芝麻旦”。清宣统三年（1911），组班至内蒙古河套地区演出，结识了同乡、二人台艺人张换锁（“锁锁旦”），拜其学艺，深得教益，使其所演的《走西口》、《顶灯》、《打金钱》等风靡一时，与“锁锁旦”、“百灵旦”（奕贵桌）、何三旦并称河曲二人台“四大名旦”。他在内蒙古土默川一带辗转演出达五年，通过与当地艺人的相互交流，会演出的节目增至七十余个。其中，经他反复锤炼的《祝英台下山》、《进兰房》和《打樱桃》等代表性节目更趋佳境。民国七年（1918），回到家乡，娶妻成家，以打短工和流浪演出谋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只身逃进深山，开荒种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本村组织起业余二人台演出团，除演传统节目外，还上演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新节目。1952年春，他在深山草棚里办起二人台演出小班，在附近村庄巡回演出。1953年秋，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的民歌采集队来到河曲，将他演出的代表性节目《祝英台下山》、《洪武爷放牛》和《爬楼》等予以录音、记谱，收入人民音乐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河曲民歌采访专集》一书。1954年春，他参加了河曲县首次二人台小戏会演，同老艺人樊板太登台表演了《顶灯》等节目，获“名老艺人”称号。1955年秋，河曲县正式成立二人台演出团，他抱病为青年演员传授了《珍珠倒卷帘》、《祝英台下山》等节目，为该团1956年赴京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艺术会演费尽辛劳。
“一盆花”邢翰臣（1889—1965）晋北道情艺人。原名邢儒，字瀚澄，大同市人。幼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临帖习字，背诵诗词，悟性超人。后随父外出，在内蒙古“隆盛庄”做生意。因爱好晋北道情，一边走村串庄经商，一边演出，群众风趣地叫他“叫卖旦”。日常往来的朋友有周鼎、冯泉子、罗存仁、李相采、苑兰亭、王玉山（水上漂）等，都是晋北道情的票友。他们几位时常聚会表演并应邀参加庆典和堂会演出。他嗓音清脆洪亮，行腔清晰流畅，颇得同行和群众的喜爱。后与周鼎等人办起了“坐腔道情大西票社”，又名“民间小曲班”，并成为这个班社的领牌主唱，人送艺名“一盆花”。1949年5月大同和平解放，他积极组织该班社配合时政宣传演出。1953年后，大同文化行政部门经常组织他们班社进行接待和慰问演出。1956年11月，东北音专（今沈阳音乐学院）李劫夫院长聘请他与胡其福、孙清泉、薛永祥、王荣五人去该院教授晋北道情说唱。1957年1月13日，邢翰臣等五人在完成教学任务回到山西后举行了汇报演出。1953年、1957年和1962年，山西省举办过三次民间音乐舞蹈会演，邢翰臣均作为大同代表团成员参加，演出了晋北道情《春红出府》和《林英观花》等节目。
“铁嘴”高福树（1902—？）潞安鼓书艺人。艺名“高铁嘴”，长治市铜锅巷人，回族。他从小酷爱说唱，遭到了父母及全家族人的竭力反对，但他毅然作了艺人。开始说书时，他手拍两个瓷片，干说干唱。后用脚打锣镲，手击板鼓。但因无弦乐伴奏，遂使演唱具有节奏紧凑、过门短促的特点。他天资聪慧，嗓子极好，吐字清晰，出口流利，表演生动活泼，说起书来刚劲稳健，铿锵有声，被当地群众誉为“高铁嘴”；所唱曲调，人称“钢口”调，被许多书迷誉为“说书第一，史无匹敌”。擅演的节目有《打潞州》、《打登州》、《破孟州》、《燕王扫北》等。他不但艺品好，人品也好，待人和蔼，处事公道。后来他由单人说唱表演，改为师徒二人合演，并用两片钢板击节，突破一鼓一板的传统伴奏方式，加入了打击乐和老胡胡，对潞安鼓书的伴奏艺术进行了改进。1937年日军占领当地，他被抓去做苦力，从此杳无音讯。他仅带过的一个徒弟也远走他乡，下落不明。
“农民诗人”李希文（1910—1978）快板艺人、“农民快板诗人”。陕西省郃阳县东王村人，民国十八年（1929）来到山西省临猗县城关镇兴教坊村落户。出生贫苦农家，七岁开始给人当小雇工，十五岁后四处流浪，靠出卖力气糊口度日，先后当过药铺店员、毡房徒工、客栈招待等。业余喜爱说唱表演，常编快板（顺口溜）抒发感情、讽喻社会。曾因编演快板引起当地乡绅和财主们的不满，被诬陷入狱。民国三十六年（1947）2月，猗氏（今临猗县）解放，他得以出狱。土地改革时被选为农民代表，分到了两间房子和五亩地，还有牲口和农具。为此他编演了快板《翻身乐》，抒发翻身解放的喜悦心情。他接到样书感慨万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扉页上写道：“旧社会压得我变成了不敢说话的憨憨，如今我竟然成快板诗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全民扫盲运动中，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学文化，他积极编演了快板《识字歌》。他热爱学习，勤奋创作，自己订了四种报纸，六种杂志，每天下地干活的途中，都身背书包，手拿书报，边走边学。每天晚上也要坚持两小时的学习，第二天下地劳动时，就把学到的内容编成快板念一念，让乡亲们提意见。他随身装有笔记本，把报上、舞台上、民间传说和群众使用的笑话、俏皮话及发生在身边的有用事件，都记在本子上，不断积累创作语汇和素材。一次，他听见一位看孩子的老大娘一边看孩子，一边给孩子念儿歌：“红鞋鞋，绿袜袜，我在池边吆鸭鸭。鸭鸭还没吆罢哩，我娘叫我吃饭哩。”他就记录下来，赋予新的主题，使之变成“红花花，绿叶叶，我去送粪推车车（方音念‘叉’），车车还没推罢哩，支书叫我去开拖拉机”的歌谣，用以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将快板表演到哪里。在他的影响下，临猗县组织成立起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李希文农民快板队”。1952年3月，山西省举办第一届民间艺术观摩演出大会，该队参加并表演了《新婚姻法》、《李顺达游苏联》、《速成识字》、《抗美援朝》等快板节目。大会最后组织十九个优秀节目对外公演，李希文的《抗美援朝》参加了演出。国家颁布《婚姻法》后，他一连三天吃饭睡觉都在思索和写作，写出的快板曲本《自由恋爱真好》演出后影响很大。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群众思想混乱，尤其是缺儿少女无劳力的人户，对国家的政策不理解，认为高级社去掉了土地分红，实现按劳取酬，老年人就死路一条了。对此，他马上编写了一个讲道理的快板《说说高级合作化》。演出后这个快板广泛宣传后，解除了不少人的思想顾虑。1958年，他赴京参加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郭沫若曾特意看望了他。1960年5月7日，他出席了山西省文教群英大会，被评为山西省先进工作者。1960年6月1日，全国文教群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他和临猗县委书记祁英一道出席。会间，他和同属快板艺人的陕西“农民诗人”王老九与诗人郭沫若对诗唱和，一时传为佳话。1961年5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希文快板诗》，选录他创作的快板曲本二十五篇。1963年11月，他出席了山西省第四次文代会，并被评为甲等模范宣传员。
“文明丑”温耀高（1910—1967）迭杂子艺人。字明轩，艺名“文明丑”。交城县人。从小家境贫寒，生活艰苦，但酷爱文艺。一度在皮行当学徒，终因爱好而转入艺行。青年时多次赴祁县、太谷等地行艺，会演各类节目二百余个，自行编演迭杂子和评说节目一百多段，深得观众喜爱。编演节目有《红军不怕远征难》、《坚决镇压反革命》、《买卖婚姻害死人》、《山药蛋是农家宝》、《多卖余粮》、《养猪好》、《人民公仆焦裕禄》、《学雷锋》、《赞王杰》等。他编演的迭杂子，语言清新，格调向上，并通过自身的创演推陈出新，自觉抵制不健康的段子，故得艺名“文明丑”。1962年，他响应国家精简机构的号召，带头将演出团的体制变为半农半艺性质，受到中央文化部的重视和肯定。中共交城县委因此送他“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匾额一块，以示表彰。曾任交城县第三、四、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州三把”张林书（1906—1962）武乡三弦书艺人。又名张效荣，艺名“大林书”，武乡县凤台坪村人。自幼家贫，十六岁拜武乡县石泉村石生华学艺。擅长演奏三弦、反二把和小海笛，演唱也很出色。出师后很快名噪沁州三县，被群众称作“州三把”，意为他所表演的武乡三弦书在沁州府辖的沁县、沁源、武乡三县内属于第一把手。民国二十七年（1938），他进入武乡县鼓书团。他对当地流行的各种鼓书颇有研究，认为“鼓儿腔软、州调（沁州三弦书）散、柳调呆、鼓调（武乡三弦书）喘”。意思是“鼓儿腔”即武乡鼓书的唱腔曲调没有生气；“老州调”即“沁州三弦书”的唱腔曲调杂，不易衔接；“柳调”唱腔仅上下句，旋律性差，较呆板；“鼓调”（武乡三弦书）急，唱大书太费劲。为此，他有意识地接触其它各种鼓书和当地的戏曲与民歌小调，广泛吸收其唱腔乐汇，运用到武乡三弦书的说唱表演，使其唱腔音乐面貌一新，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向他拜师者也接踵而来，并在当时成立的“太行区联专五县曲艺联合会”的推广下，武乡三弦书很快广泛地普及开来。他经常演出的节目有《于公案》、《芦公案》、《争亲传》、《访通州》、《姚公案》等传统的中长篇。抗日战争时期，还编演了大量的新节目，如《井冈山会师》、《南昌起义》、《过雪山草地》、《任爱珍杀敌》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编演了《组织起来》、《抗美援朝》、《速成识字法》、《陈林保单干》等配合时政的新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