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各地的文化部门等编辑出版了《山西群众文艺创作选（曲艺演唱）》（1979）、《诗歌曲艺选（晋东南）》（1979）、《曲艺集（太原）》（1979）、《山西短篇曲艺集》（1984）、《钗环记（中长篇说唱书选之一）》（1984）、《甜田寻夫（中长篇说唱书选之二）》（1984）、《铁臂飞龙（中长篇说唱书选之三）》（1984）、《光棍传奇（山西曲艺选）》（1985）、《盲人说唱集（方山县）》（1985）、《曲艺作品专辑》（1986，《晋阳文艺》编辑部）、《山西曲艺选（1979—1989）》（1991）、《无品清官（曲艺作品选）》（1993）等一批有代表性的曲（书）目专集，显示了这一时期的曲（书）目创作和建设的成果。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山西省曲艺团为代表，创作了一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服务社会的曲艺作品，如小品《名副其实》、大型笑剧《咱爹咱妈》、专题节目《情满人间》等作品，一些作品荣获“牡丹奖”、“金狮奖”等文学奖项。地方曲种如大同数来宝的曲目《望子成龙》2007年夺得中国第二届中部六省曲艺大赛金奖；《婆媳之间》，2008年荣获“牡丹奖·文学奖”。2008年第三届全国少儿曲艺大赛山西分赛区决赛，相声《运动迷》、快板书《临危不惧小英雄》、潞安鼓书《春游》等作品脱颖而出。这些作品成为山西曲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骄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山西曲艺创作的新气象。
其五，对本土传统曲艺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得初步成果。1979年，国家文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出了《关于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的通知》，省内的曲艺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结合编纂《山西省文化志》的精神，山西省文化局、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于1983年编纂了《山西曲艺史料〈一〉（征求意见稿）》（王怀德执笔、王仲祥、马学超）、《山西曲艺史料〈二〉》（王怀德），这是山西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1984年，在1953年成立的山西省文化事业管理局音乐工作组的基础上，成立山西省音乐舞蹈研究室（一年后改为“山西省音乐舞蹈曲艺研究所”），内设专门的曲艺研究部门。1985年，列入国家“七五”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西卷》正式上马，编辑部设立在山西省音乐舞蹈曲艺研究所。山西省文化厅在阳泉市召开第一次曲艺音乐集成编纂工作会议，之后山西省文化厅录音录象室、山西省音乐舞蹈曲艺研究所对全省各曲种的代表性曲（书）目进行录音录像、文字整理，挖掘、收集、抢救、保护了一批优秀的传统曲（书）目。各市县文化馆抄录曲艺艺人口述的传统曲书目近百余部。到2004年《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西卷》正式出版发行。与此同时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曲艺志·山西卷》也于1997年正式开始编纂，于2009年4月被国家总编辑部终审定稿。这两部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是山西曲艺史、山西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为后人研究山西曲艺文化奠定了基础，为传承山西本土曲艺文化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延，它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将越来越显著。
另外，一些曾经参与编纂省卷集成志书工作的基层同志，含辛茹苦，用十几年的功夫编纂出版了《武乡三弦书、琴书音乐》（王仲祥编著）、《襄垣鼓书》（王德昌编著）、《长子曲艺音乐集成》（杨树田编著）、《陵川曲艺志》（赵喜胜编著）、《沁州三弦书》（马留堂、田兆文编著）等，这些书籍的出版发行为我们今后研究山西地方曲艺文化提供了生动翔实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也将为我们研究山西文化、民俗等提供多方面的讯息。这些编纂者均都是已过了古稀之年的老人，他们热爱山西本土文化的精神感动着后代、滋养着后代。他们是未来山西曲艺传承与发展的铺路石、奠基人。
山西曲艺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同样也为我们留下一些值得思索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一些山西本土曲种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这主要表现在这些曲种后继乏人，或者是曲种艺人由于没有政府的管理和关注，可能重新回到一种散漫状态。主要原因可能是近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由于曲艺的弱势状况，不能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扶持。实际上，一些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改革中被合并裁减，也影响了他们对本地曲艺资源的关注。还有一些从基层有权岗位转任到文化岗位的官员，由于本身对本土曲艺的不熟悉和不热爱，自然就会冷淡曲艺艺术。
其二，山西曲艺的传承和发展，一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一个组织如果没有理论的建设和滋养，从某个角度讲，它就没有发展的思路和创意，也就没有了灵魂。近年来，相声的兴起与发展，语重心长的理论呼吁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山西本土曲艺明显缺乏理论的支持，因此它很难在多元文化冲击的时代，找寻出自己的坐标，很难为自己定位，便处于飘忽不定的状况，导致的现实是既没有学到姊妹艺术的精华，为吾所用，又丢失了自己的灵魂和特性，变得不伦不类。重视本土曲艺的理论建设，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三，政府和政府主管的媒体对曲艺的关注不够。在封建社会，在没有任何传播工具的时代，说唱曲艺客观上承担着传播历史知识，宣讲人生道理，明辨伦理是非的任务，说书艺人在民间被老百姓尊称为“先生”，就有这方面的意味。现在我们既有平面的报刊杂志，又有立体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体，但在这些媒体传播的讯息里，很少听到对本土曲艺的宣讲，或者给予它们一个自我宣传的空间。广播电视、网络都是传播的工具和手段，它传播的内容应该是我们的本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相反，我们更多地听到的看到的是些流行的东西。民族民间的本土文化在政府主导的媒体上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是不争的事实。民族民间文化需要我们的主流媒体反复播演。这样，它才可能渗透到我们的人民的心田，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的心里、血液里、灵魂里。对于我们的本土曲艺传播，我们的主流媒体更需要这方面的胆识和责任。
其四，由政府主办的一些重大的曲艺活动不能减少。曲艺艺术需要政府有规划的定期举办一些活动，这既是对民族民间艺术的具体扶持，又是对它的形象的具体宣传。这样的活动，要同样本着“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主题来办，甚至可以把这样的活动办到基层。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晚会，长期落户南京，实际上，意味着看曲艺精品就要到南京去的文化暗示。这是很有文化战略思想的做法，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活动是曲艺发展的载体，活动是曲艺竞技的运动场。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举办的一些活动，至今看来还有它的积极意义和指导意义。今后山西曲艺的发展需要借鉴、发扬和坚持那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其五，山西曲艺要尽快纳入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范畴，同时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山西曲艺也要有具体的做法。潞安鼓书、襄垣鼓书等曲种先后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有一些曲种也被纳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对艰难生存发展的山西地方曲种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事情。我们衷心希望这些被纳入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的曲种，因为国家的支持，有新的发展和繁荣的空间。同时也希望那些濒临生存危机的其他曲种也尽快争取这方面的支持。另外，山西曲艺具有十分典型的原生态艺术特征，我们希望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这些本土艺术进行有效的保护，希望在这方面有新的边缘化的艺术学科介入。
新时期山西曲艺的发展，也许只是漫长艺术历史发展长河的一瞬，它所创造的辉煌也许仅仅是浩瀚艺术天空的一丝星光。希望我们的本土曲艺能找出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结合点，寻找出自身发展的坐标系，珍惜文化盛世和发展机遇，为发展和繁荣山西的文化事业作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