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要撰写《玄奘与玉华山》一书时，脑海里突然闪现出“高山仰止”这个词。我以为，无论是对玄奘，还是对玉华山，都是恰如其分的。
玄奘与玉华山有缘。玉华山是玄奘法师晚年著述译经、生活的场所和圆寂的地方，这里是玄奘学术生涯的精髓所在。他在翻译《大般若经》后曾动情地说：“吾来玉华，本缘般若。”他生命的最后四年是在玉华山度过的。公元659年金秋十月，玉华山野果飘香，山花烂漫，59岁的玄奘法师来到这里，建立译场，率领他的高足，夜以继日地工作，翻译佛经14部，682卷，占其毕生译经总数的半数以上，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其中，佛经里600卷的煌煌大典《大般若经》就是在这里译出的。他携弟子窥基等创立佛教法相宗，把佛学的博大精深发挥到极致，涅盘成“大遍觉法师”，使玉华山梵音缭绕，佛光普照，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圣地，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在铜川工作、生活，长达四年多时间，视这里为他的第二故乡，这是铜川的骄傲。
对玉华山而言，她逶迤在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松林茂盛，峰峦叠障，幽谷绵长，石窟深邃，怪石嶙峋，悬瀑飞泻，为关中北部一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和自然景观奇秀的佳境。在陕西境内，玉华山不算巍峨，近代几近销声匿迹，不为世人所熟悉。但她所蕴藏的悠久历史文化和优美动听的传奇故事，充满了灵性与活力，使人流连忘返，正应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至理名言。她久负盛名，在她的怀抱里，留下了唐初三代帝王的足迹，那巍巍的大唐离宫，是大唐走向盛世的明证。尤其是由于玄奘法师在此译经弘法，并圆寂于此，使玉华山笼罩着浓厚的佛教氛围，成为人们心目中十分向往的圣地。
有玄奘法师在此留下的遗迹，有大自然所垂青的秀丽风光，二者相得益彰。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走进玉华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精神与物质并存的两座大山。
然而，在很长时间，玉华山“养在深闺人未识”，不被外界所认识，尤其是人们回避她与玄奘的关系。
关于玄奘译经的记载，在许多书籍中，玄奘法师在玉华寺译经的史实被遗漏了。有的书籍干脆就说玄奘在大慈恩寺译经19年，只字不提玉华寺，个中原由，耐人寻味。
例如，《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人类·社会”卷《玄奘历尽磨难取经》一节中这样写道：“玄奘在印度游学17年，于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带回梵文佛经657部……在长安慈恩寺专心译经，费时19年，译出75部、1335卷。”
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何建斌编著的《中华历史五千年》一书“玄奘取经”中，只说“他先后在弘福寺和慈恩寺主持译经”，而漏掉了玉华寺这一重要的译经场所。
说到玄奘圆寂的地方时，有的史书更是含糊其辞，并不说玉华山。有的说在长安，有的说在长安附近，有的虽然提到玉华官，但却弄不清玉华宫在哪个地区。
由潘玉田、杨明著《历史上的玄奘》一书，竟认为玉华宫“当时属东都洛阳境地”（见该书第134页）。
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在《玄奘西游记》第三十五讲“晚年风波”一开始这样讲到：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五月十五日，玄奘四十九岁，作为玄奘西行求法成功的最主要的象征之一《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工作正式完成。这年六月，唐太宗离开长安，来到坊州宜君县凤凰谷玉华宫（今延安附近），玉华宫后改建为玉华寺（请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玄奘法师就是在这座寺庙圆寂的）。唐太宗到达玉华宫后，诏玄奘前往。玄奘还在路上，唐太宗就多次派人传令，请玄奘不必赶路，以免劳累。（见《玄奘西游记》下第324页）
而实际情况是：玉华宫位于铜川市北42公里处，铜川距西安70公里，距延安251）公里。历史上的玉华宫距当时的京城长安仅有300里地，可见，玉华官离西安比离延安近，怎么会在延安附近呢？如此说是笑掉牙的，只能说作者没有来过玄奘圆寂地玉华山，没有做过实地调查，仅凭空想象而已。
玉华寺是玄奘法师的主要译经地之一，玄奘法师在玉华寺译经四载，并圆寂于玉华寺，这是不争的史实。玉华寺对玄奘法师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方，决不能忽略不提。
这也说明，铜川以及玉华山的知名度还不高。
这里，有必要对铜川市做简略介绍：
铜川市位于陕西省中部，处于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的过渡地带，南距西安市区60公里，北距“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陵70公里里。辖耀州区、王益区、印台区、宜君县和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区，面积3882平方公里，人口86万。铜川矿产资源丰富，煤炭储量巨大，境内含煤面积占到34%，石灰石、耐火黏土、陶瓷黏土、油页岩等储量均居陕西省首位。作为西北地区一座以煤和水泥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建市50年间，累计生产原煤达5亿吨，水泥1亿吨，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2007年，铜川市进入“中国特色魅力城市”行列。
铜川建市虽短，但同官县历史悠久，西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开始设置县，1946年7月，同官改称铜川，1958年4月5日，国务院决定，撤销铜川县建制，成立铜川市，建市时间在全省仅次于西安。
铜川市虽然没有西安13个王朝千年故都的显赫、圣地延安革命纪念地的凝重、万人景仰的汉太史令司马迁故里韩城的深邃、有“东方金字塔群”美誉之称的咸阳众多皇帝陵的宏伟气势、榆林塞上秀丽风光和汉中丰富的三国历史文化，但历史上属于京畿之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境内山青水秀，人文荟萃，物华天宝，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层出不穷，灿若群星，有的是国家级名人或世界名人。他们中，有的就是地地道道的铜川人，如孙思邈、柳公权、范宽等；有的在铜川工作、生活或路过，如玄奘、杜甫、范仲淹等。铜川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所创造的业绩和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明史上留下了值得纪念和骄傲的一页。正如人们所说，不提孙思邈的卓越贡献，不可能写出完整的中国医药史；少了柳公权的杰出成就，祖国书法艺术的宝库就会显得逊色；宋耀州窑遗址的发掘和耀州窑文化研究成果，改写了中国陶瓷史；陕甘边山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一一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使铜川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铜川是座文化城”，这是著名国学大师、红学专家冯其庸1999年来铜川参加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对铜川作的客观评价，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
也许有人会问，玄奘不就是唐僧吗？是的，人们习惯上把玄奘称为唐僧。前者是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后者是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实际上，《西游记》里的唐僧，是被广泛误读了的玄奘，也就是说，《西游记》里的唐僧与现实生活中的玄奘有着本质的区别。
当然，受《西游记》的影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总是把唐僧与玄奘看成一个人。如果要强行把他们两个人分开，一时还难以割舍。
真实的历史事件被演绎成神话故事，真实的历史人物被塑造成无所不能的神话人物，这就是艺术的魅力。的确，在我国，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在老百姓眼里，唐僧比玄奘的名气要大。这是因为，唐僧取经的传奇故事，从唐代起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妇孺皆知。但《西游记》在传播玄奘西天取经的传奇经历的同时，也让玄奘遭受了“不白之冤”。
如果把唐僧与玄奘放在一起PK（实际上就是同台比拼），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端严若神，美丽如画”。正如《西游记》里所描写的那样：骨子里品性良善仁厚，富有同情心，信念坚定，面对权、财、色的种种诱惑，丝毫不为所动，克服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终于到达佛国，求得了正果。
区别在于，《西游记》里的唐僧好坏不分、软弱无能，胆小如鼠，优柔寡断，昏庸糊涂，听信谗言，老是冤枉孙悟空，动不动就要念紧箍咒欺负孙悟空，什么本事也没有，一次次吃亏，一次次上当，还不吸取教训。唐僧一听见说妖精来了，便心惊胆战，“坐个雕鞍不稳，扑的跌下马来，挣挫不动”，缺乏闻变不惊，指挥若定的领袖风度，连徒弟孙悟空气得骂他“脓包”。遇到孙悟空和猪八戒的闹矛盾，唐僧便以封建家长式的偏执，认为猪八戒“他两耳盖着眼，愚拙之人也”，处处偏袒之而苛责孙悟空，甚至屡听其话，念起“紧箍儿咒”。
真实生活中的玄奘，坚毅，勇敢，博学，进取。他也曾多次遭遇强盗，却从不畏惧。例如玄奘与八十多人从阿踰陀国沿着恒河乘船东下，准备到阿耶穆怯国去，当船行约百余里时，突然遭遇一伙盗匪，想用仪容伟丽的玄奘来祭祀。玄奘面无惧色，在祭坛上镇定自若。忽然黑风四起，折树飞砂，河流涌浪，船舫漂覆。强盗大惊，知道触怒了天神，忙问与玄奘同行的人：“和尚从什么地方过来？名字是什么？”同行人回答说：“这是从中国远来求法的僧人玄奘，你们如果杀了他，恐怕有无量的罪孽。这般天象，也分明是天神震怒。”强盗们当即扔掉劫具凶器，归还了玄奘等人的衣资，顶礼辞去。应该说，这次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是玄奘的大智大勇征服了这些强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