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又称为“信息与通信理论”，是一门应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的科学。它研究存在于通讯和控制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传递的共同规律，以及如何提高各信息传输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经过50至60年代许多学者的研究，一般信息论逐渐发展成一门相当完整的科学理论，并开始越过通信领域而广泛地渗入到其他学科。这些年来，人们试图利用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来解决本学科所面临的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并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卓著成效。
翻译也是信息传递的一种方式。它是从信息交流中起源的，没有信息也就没有翻译。信息论和翻译就是这样通过信息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布拉格语言学派（Prague school）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雅可布逊说，翻译“不是用一种语言的信息来替代另一种语言中单个的符号，而是用信息替代信息。”（这里的“信息”二字提得比较概括，包括思想、内容、感情、神韵、风格等等，也可以说是包括原作所含的一切意义。）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也认为“翻译就是传递信息”，他把翻译界定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这种观点在他的近著《翻译就是传递信息》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翻译的全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信息传递系统，它符合信息论的一般原理。因此，用信息论的观点和方法对语际翻译的信息传递过程以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是顺情合理的和必要的，而且还比其他学科有更大的适应性，因而也必定会取得更大的成效。笔者想从信息论的观点出发对语际翻译（按照雅可布逊的分法，翻译一般有三大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本文所讨论的翻译主要是指跨文化的语际翻译。）的信息转换过程略陈管见。在探讨中尚能提出一些可供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就算如愿以偿了。
从信息论说，一个较为复杂的信息系统应由这样一些部分组成：信息源、编码、译码和信宿及传输信道。
为了以后论述的方便，这里我们有必要把其中的基本概念搞清楚。
信源：系指信息的来源——发出消息的来源，信息源可以是人、机器、自然界的物体等等。信源发出信息时，它一般以某种符号（文字、图象等）或某种信号（语言、电磁波信号等）表现出来，而表示信息的这些符号或信号称之为消息，消息的形式是具体的、多样的，如各种语言、文字、图象等，消息一般可理解为信息的载体，它载荷着信息，而信息是指包含在各种具体消息中的抽象量。
编码：所谓编码就是把信息变换成信号的措施。“码”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它就是一个符号序列和将这些符号序列排列起来时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则。换言之，码就是按照一定规则排列起来的符号序列。这些符号的编排过程就是编码过程。编码过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信源编码，信源编码就是把信源输出的符号序列，用某个给定的字母表中的字母编排成最佳的字母（又称码子）序列。如讲话时的语言，书写时的文字等都经过人脑，把各种语言文字按照一定的语法结构和规则进行编排，形成优美的语言文字，表达一定的信息。二是信道编码，就是把经过信源编码后的码子序列变换成适于在信道中传输的最佳信号序列。
信道：所谓信道就是信息传递的通道，是传输信息的媒质。从广义上看，信道不仅承担了信息的传输任务，而且也担负着信息的贮存任务。信息的传输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信息的存贮过程。信息一经书写在纸上，纸张就成为存贮信息的载体。
噪声：噪声被定义为所有对正常信息传递的干扰。它可分为两类，系统外的噪声和系统内的噪声。
译码：当信号序列通过输出端输出后，必须经过翻译，复制成消息，即把信号翻译成文字、图象等，这就是译码。译码就是编码的反变换。
信宿：系指信息的“归宿”，信息的接收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器，如收音机、电视机等。
翻译的过程是异语交际中语言话语体系转换的过程。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考察一下翻译的全过程，我们发现，它正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信息传递系统。它有信源，也有信宿；有编码，也有译码，当然也拥有传输信道。
显而易见，在翻译这个主要由作者、译者和读者组成的信息传递系统中，译者是关键的一环。这是由语际翻译的性质所决定的。作者发出的信息能否传真，换言之，译文读者能否与原作者“息息相通”，这与译者有直接的关系。这就要求，作为双语工作者的译者必须熟练地掌握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并且具有一定的信息双语转换能力。杨松河认为：“从驾驭语言代码的能力来说，译者的水平应当与原说、写者的水平不相上下，也就是说，莎士比亚作品的中国译者的汉语编码能力，应与莎士比亚的英语表达能力相当，应成为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代言人或化身，用第一流作家的语言表达水平来译第一流作家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与写作一样，是一种编码表达的劳动，是富有创造性的劳动，也可以说是一种创作活动，翻译家的文字水平不应低于作家的水平。”奈达提出，好的译者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纳巴可夫（V·Nabokov）认为，从根本上说，好的译者应当具有原作者的才能，“至少应具有同一类别的才能”。泰特（A.F.Tytler），也曾经对译者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他说，“译者的才资必须类似于原作者的才资”。所以他认为，只有诗人才可以译诗。译者倘有原作者的水平和才能，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了。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译者都能达到或具备原作者的水平和才资（当然也有超过原作者的）。不过，为使原作信息尽可能地得以传真，我们向译者提出这样高的要求，促使他们努力加深自己的素养，提高自己的水平，却是诚然可取的。因为要求译者应具备的这种较高条件是信息转换得以传真的客观保证。
现在我们就来描述一下翻译中信息转换的具体步骤，即我们前面所说的译者的“三重工作”。如上图所示，信息传译（或转换）共分三步进行：首先译者用原作者的语言接受信息（解码），然后在搞清信息形式，准确理解信息意义的基础上进行语言转换（换码），其次，再以读者拥有的语言符号系统传达出原语信息（编码）。下面我们将一一道来：
第一步，解码，即接收信息。用奈达的话来说就是“分析信息”，实质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原文的“理解”。大凡搞过翻译的人恐怕都懂得“理解”，即接收原文信息的重要性。“没有透彻的理解，就不能正确地把握住原作信息，虽有妙笔，表达必将成为无本之木”。难怪翁显良先生下笔之前要“三读”（一读分析表层，再读探索深层，三读研究风格）呢！由此可见，接收信息是译者信息转换“三部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步。在这一步中，译者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将原语的表层结构转化为深层结构，即通过信息载体来理解信息内容。这时，译者所发挥的是语言的思维功能，进行推理想象是其思维活动的主要形式。
大家知道，语言所传达的信息是由语义信息和形式所载的意义构成的，二者相辅相成，是有机的统一体。“形式包括信息的所有形式特点，从音值到文体。信息的许多形式特点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由语言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例如字母发音、字形、句法及话语特征；但也有些形式特点是人为选择的，例如叙述文中表达思想的顺序、文学形式的选择、修辞手法的使用等。”形式信息是语义信息的外壳，它本身不但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且还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体现着原著的语言风格。语义信息由信息的所指意义（denotative meaning）和原文作者所要传达的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组成，它是信息的主要方面。译者接收信息自然包括形式信息和语义信息两个方面，先搞清形式，再探究语义，即在弄懂形式信息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获取语义信息。一般来说，语义信息重于形式信息。这就是奈达为什么要认为“意思应优先”（“翻译的首要之点，是翻译信息的内容，即翻译原文的意思。因此，语言信息或语义的传译在翻译中享有优先地位。”）的原因。举例来说：his gift，如把它看作一个信息单位的话，其外在形式只告诉我们前者是后者的所有格；而其语义信息却有两个方面：既可以理解为是别人给他的礼物（the gift given to him），也可以认为是他给别人的礼物（thegift he gives to others）。所以，译者接收原文信息时，应结合上下文（或语境）注重语义信息的分析和理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忽视或看轻形式信息。殊不知，信息的形式也是有意义的，要想了解原作的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就必须注意一下遣词造句等决定信息风味情调的形式因素。总之，二者都应兼顾，不可有所偏废，只是有主次罢了。
要尽可能不失真地接收原文信息，译者除了仔细研究语义信息和形式信息之外，还得考虑与信息有关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思维习惯、文化传统诸因素以及信息发送者的经历、地位、立场和意图等等。因为这些超语言信息对译者接收原文信息都有微妙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仅以文化因素为例，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人类生理构成的一致和自然环境的大致相同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某种重叠，即文化的共性，但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现状又造成了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语言这面文化的镜子上必定有所反映。“文化差异引起的困难，是译者在翻译中最感棘手的难题。”因为文化差异对信息接收者的影响很微妙，并且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所以它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信息交流中已成为一块“暗礁”，对它意识不到或处理不当，信息就可能被曲解、误解或纯粹为人不解，致使交际目的不能达到。《美洲华侨日报》曾登载过这样一则小故事：一位“老美”汉语学得不错，特别爱听用汉语演唱的歌曲。有一次他和一位华人朋友一起欣赏一首香港歌曲。歌曲描述一位女子送丈夫出远门的情景。其中有这样两句唱词：“虽然已是百花开，路旁的野花不要采。”这位“老美”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丈夫出门与开花有什么关系。后经华人朋友解释他才恍然大悟。原因何在？不就是因为这位“老美”受自身文化先决条件的限制，不懂得“野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暗喻意义，因而对歌曲信息的内涵意义及社会意义认识不周。再如英语You are a 1ucky dog与汉语成语的“望子成龙”，信息接收者若对对方文化不了解或不谙熟的话，恐怕也难得其奥义。所以，译者只有在分析研究原文信息形式和内容的同时，把以上提到的与该信息有关的诸因素也结合进去，才能充分理解信息的全部涵义，完成正确接收信息这决定性的第一步。
第二步，转换语言，从信息论讲，就是换码，即把原语代码体系转换成译语代码体系。转换语言主要是指意义上的移译，是在语言的内层（kernels）进行的（因为语言的内层比起其外层或表层有更多的相似点）。它以转换信息内容、生成译语深层结构为主要特征。原语的深层结构之所以能转换为译语的深层结构，是因为从思维特征上看，连接着原语方与译者的有一个接触点即共同的感知，而这一环节的基础就是现实，即相同或类似的语言环境。从语言特征上看，原语与译语在内层的结构模式虽然不同，但在逻辑上有着相应的内在规律，也就是说，在两种相应的语言结构间存在着共同的隐性逻辑特征。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结构上的差异是可以克服的，因为，雅可布逊认为，一切人类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能力。正是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语言信息代码的转换才成为可能。
语言是人类思维信息的代码体系。人的思维信息相同，但使用的代码体系却可以不同。信息的同构性也告诉我们：在保持信息内容不变的条件下，一种信号可以转换为另一种信号，一种字母表可以转换成另一种字母表。例如汉语里的“工作”这个词，它给人们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可英国人管它叫“work”，法国人则说“travail”。“工作”“work”“travail”尽管形态不同，发音又迥然相异，但它们指的却是一回事。这就表明，同样的信息可以用不同的代码来表达，也就证明一种信息的多种语言代码之间可以进行转换，信息代码转变了，但信息的内容和价值依然不变。由此可见，信息经过语言转换是可以传真的。正因为是可以传真的，我们才得以知晓希腊神话、《天方夜谭》、圣经故事；才得以了解荷马、普希金、莎士比亚；才得以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才得以知道蒸汽机、相对论、“第三次浪潮”。
然而，由于两种语言代码体系不同。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语义和文体上肯定会有差异，各自的表达方式也会不尽相同。所以在进行语言转换时，有时很难找到恰如其分的转换代码或对等形式。在此情况下，译者就须做一些调整工作或曰变通工作。调整通常有语义调整和结构调整。语义调整包括习语、喻义、泛指语义和特指语义、重新分布语义成分和上下文的增补等。结构调整涉及到整个语言结构，主要有四个方面：话语结构、句子结构、单词结构和语音结构。
但是，译者进行调整时必须有一个前提：在忠实原文信息的基础上进行语义或结构上的调整，既不能随意增加信息，也不能减少信息。这就是翻译的严肃性，也是翻译的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不是创作，而是被动的解码理解，被动的复述或转达而已，这与作家的自由编码表达信息有着本质的区别。信息是作家创造的，译者只充当信息流通的“中间人”，对信息代码进行“等价交换”，因而翻译过程既不应该使信息增值，也不应该让信息贬值。
译文语言和原文语言虽然在形式上不可能同一，但功能必须对等，因为翻译就是交际，而交际必须建立在功能对等的基础上。功能对等，译文读者才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信息，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交际性翻译的这种原则是译者转换语言时应该遵循的。语言形式可以改变，但信息的内容、价值和效果则应保持不变。转换语言只是现象，传递信息才是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