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个月以后，祖父嫌住屋陈旧，就在赫德路（今名常德路）嘉禾里，租下了一幢单开间的房子，搬了进去，我和达夫，这时也就在嘉禾里祖父住宅前面的一条弄堂里，租定了一幢东洋式的单幢住屋。我们的小家庭生活从这此开始了。达夫在他的文章里，曾有过这样的一段报道：
新搬的这一间小屋，真也有一点田园的野趣。季节是交秋了，往后的这一屋的附近，这文明和蛮荒拉近的区间，该是最有声色的时候了，声是秋色，色当然也是秋色。
不晓得在什么时候，被印上了该隐的印号之后，平时进出的社会里，绝迹不敢去了。
所以断绝交游，抛撒戚串，和地狱底里的精灵一样，不敢现身露迹，只在一阵阴风里独来独往的这种行径。
这墓地的历史，我也不大明白，但以从门口起一直排着，直到中心的礼拜堂屋后为止的那两排齐云的洋梧桐树看来，少算大约也总已有60几岁的年纪。
我们这一间新屋的房租与设备，他是这样说的：
小屋的租金，每月8元……室内设备，简陋到了万分，电灯电扇等文明的器具是没有的。
嘉禾里对面正好是一个电车场，所以，这里的不少居民是电车司机、售票员。我们之选中这一个住处，一则是为了和祖父的住处相近；二则是因为这里房租低；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和真正的劳动人民杂居一处，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上海滩上，比较容易隐蔽。有了以上这些原因，达夫是很满意这个环境的。
住房并不大，只有楼上一间正房的光线较为充足，可惜是朝北，冬寒而夏暖。从亭子间的南窗望出去，正好是静安寺公墓（今名静安公园）的所在。那墓地里每一座坟的水泥盖上，竖立着的大理石安琪儿，也都历历可数。
因为政治，在我们初搬入时，没有把这个地方在朋友面前公开过。亲友信件，也全由书局代转。所以亲友们也就无法知道我们究竟住在何处。真所谓“和地狱底里的幽灵一样”，来迎送那四季的变幻。从斜阳影里，我才知道一天将过，再从后门外面几阵秋风里飞过来的落叶，知道寒冬已即将到来了。生活费用，当然是少得不可再少，因为不是这样，我们又怎么能够把欠债偿清？精神与经济，是小家庭里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但主要的还是前者。在精力充沛的我俩的心灵里，只有爱，只有欢乐，只有对未来的憧憬。
既无亲友的来扰。我们又很少出外看亲友，在屋子里坐得气闷时，也就踱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闲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再谈及这尚未出生的小生命。饱尝了欢乐的两颗心，觉得已经再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愿望了。散步散得有一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作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的。
下厨房和逛马路
妈只生我一个女孩子，在家的时候，是从来不舍得让我去做粗重的家务的。所以当我开始支撑一个家庭时，最感到苦闷的就是家务。煮饭时我不懂该淘多少米，放几许水。记得最初时我们曾买过一座抬灶，上面安放着一只菜锅和一只饭锅，应用起来，常使我手忙脚乱。往往顾到了饭就顾不到菜，不是把饭煮焦，就是将菜烧烂。光是两个人的一天三餐，已经使我忙不过来，又何况达夫每当写一段好文章或者得意的诗句时，他就会到灶下来把我拉上楼去，让我先看一遍，读一读，问我顺口不顺口？弄得我两头顾不到。为了学做厨下的一切琐务，我真着急了好几个月。
达夫常以“孺子可教”这四个字来鼓励我学做家务的。其实我最怕的，是每日清早提着菜篮上菜场去买副食品。即要抛头露面，又须讨价还价。妈在背地里可怜我，说我爱去搞这些粗工作。祖父则叮嘱我“慢慢地学，学会了是自己的本领”。我只想硬争这一口气，好好地来撑住我们的这个小家庭。
烧菜是一件难事，两个人都没有经验，而两个人却都爱吃。达夫爱谈烹饪理论，也不知是从哪一本书上看来的，他喜欢在我面前充能手，充内行，教我某一种菜应该烧几分钟，哪一种肉要煮多少时间，这样一来，把我弄得更湖涂了。不是炒得太生，便是煮得稀烂。他看看不对头，再来大家研究，时常把一顿饭搞了两三小时。后来他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说：“要学会烧好吃的菜，就得先出学费。我和你先到大小各式菜馆里吃它几天，我们边吃边讨论，这样一定容易学会。”于是我们前前后后也就去吃了几十次，把一个月来的稿费全吃光了。很显然的，开销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算。于是在每一次上好馆子走回来的路上，我总爱埋怨他：“乱花钱，有些得不偿失。”他道：“你真不懂，如果想烧好吃的菜，则非要吃过好菜不可，不然的话，便成了瞎子摸象。现在我们暂时花些小钱，将来学会了烧菜时，我们就可以一直不到外面去吃，自己来烧，不是又省又有滋味？”
经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有道理，从此以后，我认真地学烹饪，会烧许多菜，尤其是他所爱吃的几样。连日本的酱汤，我亦曾学着做。其余如缝纫洗衣之类，我也学会并熟练了。祖父爱喝酒，我因之亦能喝上一些，不过并不爱喝。婚后，为了使他少喝，当然我首先不喝。表面上他总答应得好好的，总说：“就这一次”，或者是“从下月一日开始”，但他一看见酒，总还是十分贪。我很知道酒能伤神，亦能乱性，酒后会说出许多不应该说的话，做出许多不可以做的事。婚后，好几次是为了吃酒的问题，发生过小争执。不过这一种小争执并不伤脾胃，不至有切肤之痛。过了一会，也就恢复了原状。
寒冬12月的一天，大雪纷飞，一个友人请他去浴室洗澡。他去后，我从下午等到傍晚，再等到午夜，不见他的回来。虽心里焦急，怕他出了什么问题，但亦无可奈何。黎明时，只听见我们住屋的门被打着很急，我从睡梦中惊醒了，马上起来开门一看，只见一个陌生人扶着满身是冰雪的达夫，踉踉跄跄地踏进了客堂间。那个陌生朋友喘着气向我说：“清早我因事路过赫德路，见嘉禾里口的马路上倒卧了一个人，慌忙扶他起来一看，才知道是醉酒。叫他醒来，问明了住处，我就把他扶来了。”
我谢了这位好心的过路人之后，才知道达夫昨夜是在马路上的冰雪里过的。马上煮姜汤，洗棉衣，足足地忙了一整天。从这一次给我的经验教训以后，凡是什么朋友来邀他出去吃饭或喝酒，我一定要求他们负责送他回来。否则，就下“禁令”，不许他出去。这样的约法三章，初几次很有效果，但后来，不是得罪了他的朋友，就是达夫没有信用，甚至于恼恨我。想想真是我在自寻烦恼。后来我也就不再说些什么了。
在轻寒薄暖的时节里，我们时常出去闲步，在当年的极司非尔路（今名万航渡路）和愚园路上，时常会碰上到曹家渡去的独轮车在兜揽生意，达夫老爱和我坐这“第四阶级”的小车子。开始坐上去的时候，我有些怕难为情，又怕摔跤。上车座之后，我们分坐在两旁，我的右臂搭上了他的左手。一路上和在后面推车的人聊上几句，的确是别有风味。有时遇见了我们坐小汽车的友人，他们从车窗里伸出手来向我们打招呼时，我们亦就自得其乐地略为点一下头，颇有我行我素的自得之乐。愚园路尽头，便是兆丰公园（今名中山公园），我们从车上下来，进了公园，一直缓步到公园的后门（曹家渡）出来。沿路的一花一草，一事一物，我总爱向达夫问个明白。他就像大人对孩子似的，不厌其烦地讲得很详细。
逛马路成了我们寂寞生活中的一种课程，达夫喜欢遛达，老是反背着双手，低着头，不作一声地向前走去。我们常在霞飞路（今名淮海中路）的洋槐或洋梧桐下的人行道散步，向西走去，行不多时，徐家汇天主堂的双尖顶就可以望得见了。倘若我们的脚力还可以，那就会折向龙华。龙华寺前的龙化塔，是我们经常去的。这样的一段并不太短的路程，是当年我和他经常去缓步的地方，来回一次之后，我们并不觉得怎样疲劳，可是这一晚的睡眠，必然很甜很香。
阳春和静子的诞生
1928年冬天，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取名飞，小名阳春。因为他的出生正好在旧历十月中旬，刚刚是“十月小阳春”的时节。
孩子出世以后，我们都不主张自己喂奶，达夫的意见是：“女子一喂奶，身体就会差。”我还是在爱玩的年龄，若要我管了孩子，便一步也不能离开。所以我们就很快地雇用了奶妈。有了奶妈，这原来的两口之家，一时便成了四口，不但无形中添上了许多热闹，而且在简单的小家庭里，也就谨慎得多了。我除了主持家务之外，俨然是一个母亲的样子了。
第二年8月间，在我们第二个孩子诞生的前两个月，达夫受安庆的安徽大学之聘，只身去安大教书。在他动身之前，我想到他的工作不一定有保障，在购买轮船票时，我替他买了来回票（当时的来回票可用半年）。在送他上船的时候，要他千万注意身旁环境，不要去冒险。他抵皖后住仅一月，开学的前一天，好心的朋友邓君到他住所通知他，说有人正在布置暗算他，要他立即离开此地。达夫便马上上船，回到了上海，可是行李全部都留在安庆。我竭力主张去交涉要安徽大学赔偿损失。达夫怕多事，结果我还是代他去了一次安庆，把行李取回，校方还付了一学期的薪金。
11月中，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静子出世，是一个女孩，不知道是因为她爱哭，还是因为达夫自安庆回来之后情绪不好，他总嫌这个孩子会闹，不怎么爱她。所以在静子满月以后，就请妈将她带到杭州去抚养。好在祖父他们早于半年前搬回到了杭州，雇用奶妈，也总是杭州方便。如是一住3年，等我将她领回上海自己带领时，她已经能喊爸爸妈妈了。但不知怎的，达夫总觉得这个女孩子没什么可爱，想送给人家。几次和我商量的结果，我允许了。有一天，就由他抱去送给了松江人的保姆。我们间仅有的这一个女孩子，从此就不知了下落。三十多年来。我都没有很实在的向亲友们提及过，后来听说死了。
收版税和做“护士”
达夫的全集及日记，从1927年起，全部归并到北新书局出版，如果真能按当时的销路来收取版税的话，数目还相当可观。用来维持生活，不说富有吧，总还可以过得去。有时明明双方讲妥，书局一个月应支付多少钱版税，年终再另外结清。但你不用电话或书信催付，他们也就忘了送来，或者迟些时候才送来。嘉禾里口右首那一家药材店里的电话，我每个月总要去借打几次，向书局要钱，逢年逢节，更须打得起劲。
他的第一种书的初版或再版，照例由我贴好几千枚“版权所有”的印花送往。印花送去之后，去催讨版税则是我的份内事了。不过多多少少，每月的壹两百来块钱是总可以催到手的。其余的开销，则全赖各报刊零星的稿费了。钱拿到手后，达夫总爱先抽出一部分来买旧书，在旧书店里看得高兴的时候，就会倾囊。书用人力车送到家里之后，他便很得意的指着一本本的旧书对我说：“这些都是珍本、孤本，都是绝版书，真不容易买到手的啊！”我听了觉得好笑又好气，为了他这样没有计划买书，用他以心血换来的报酬，很替他可惜并且担忧。不过较之用在烟酒上总该好一些，我亦就不响了。有时收入数目较大，我就暗中为他储蓄了一些，以备急用。这样年年月月，将不固定的收入来作固定的开销，有时我亦就觉得有些困难。不过他对于我的经济安排，确知好歹，从无异言。我们在12年间，从没为了金钱而发生意见过。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大同盟先后成立，在发起人的宣言里，达夫签上了第一名，并多次出席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示威性的集会。在这前后，他和鲁迅等一起署名发表过不少抗议国内外反动派推行法西斯战争的宣言。正在这紧要关头，他患了很严重的痔漏。据医生的诊断，说非住院施手术不可。但从我们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来看，住院是绝对不许可的。又有朋友跑来通知，说租界上风声不稳，黑名单内有郁达夫的名字。于是我们立即设法对付。家中的有些书籍和重要文件，全包好藏好，或转移到别处去，又在住所的附近，去租了一个小亭子间，让达夫独自移居到那里去，暂时隐蔽起来。租这个亭子间的理由，只说是因为家中来了许多乡间亲友，一时太挤。对家中的奶妈，则说先生有病要开刀，进医院住比较方便。这样两面一布置，大家都非常相信。达夫搬到“新居”后，每顿给他送饭送菜的是我，每天陪伴他到老西门一位医生处去看病的也是我，有时我还得暂时学做护士，为他敷药换绷带。家务和孩子，电不得不挂在心里。当时我虽然忙得无片刻余暇，但是我的心情是愉快的。
裂痕
1930年夏天，我们家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达夫的二哥从富阳来，住在我们家。兄弟相见，分外亲热。他同他二哥感情非常好。我备了酒菜招待他。看他俩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劝他不要再喝了，并说：“我们大家吃饭吧！”他一下子就不高兴了，只穿了一身中式的单衫单裤出了门。我和他二哥起先以为他走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后来一等再等，还是不见他回家，于是，只好安排他二哥宿在客堂间里，自己回楼上去休息了。
第二天，他二哥回富阳去了。家中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母亲就住在后弄，但我怕她担心或生气，没把这事告诉她。天快黑了。我收到一份电报。一看电文，才知道是郁达夫从宁波发来的。说，钱和手表被窃，要我马上送100元去宁波。
幼稚柔弱的我，一想到他的安危，怎么也要设法弄到钱给他送去。弄口有一家当铺，但家中没有值钱的东西可当。我想来想去，决定将结婚时母亲送给我的手镯、项链拿去当了，得了100元。立即赶到十六铺，买票上船。
次日黎明，船抵宁波。我找到他的住处，见了他第一句话就说：“给你送100元来了。”他“哦”了一声，说：“我们一起到普陀去玩几天，再回上海好不好？”
在去普陀的船上，他告诉我，那天他出走，是因为我阻止他喝酒，使他很生气。走到十六铺，天已黑，就和衣倒在码头的水泥地上睡了一夜。之后，买了船票到宁波。手表就是在码头上不见的。
达夫有绝世的才华，可是脑筋一转，脾气一发作，他也就不会顾及前后，控制不住自己。他很知道这回是做错的了，他亦了解这件事之在我精神上留下的伤痕，是永远无法清除的。祖父从杭州来了。他知道祖父是当年我们婚约中仅有的一个应允者和促成者，而今事实摊在眼前怎么办呢？祖父问他：“达夫！你说应该怎么办？”他无言以对，写了一张保证书交给祖父。祖父用信封封好，交给了我。他们二人作长谈，从深夜谈到了天明。第二天，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当着众人的面，亲笔写成了一式3份的“版权赠与书”，律师、书局和我3方各执存一份。于是，从表面上看，这件事似乎暂告一段落了，然而物质是交换不到我的感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