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一师在杭州下城区，此处原是明清时浙江行省贡院旧址。1905年，在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校的浪潮中，旧贡院被拆除。1908年，在贡院旧址按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图样建成，当时称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分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两部，分别培养中学及小学老师。1912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改名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取消优级师范，保留初级师范，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一师”）。
李叔同执教后，尝试的第一项革新就是提倡写生。初学绘画的学生，不用临摹，由写生入手。这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心得。临摹的弊端在于，会阻碍学生创造力的发展和个性的养成。喜欢临摹的学生，不懂得对事物给予突出的表现，因为他们照本宣科，老师让画什么就画什么，不善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事物，这样画出的作品缺乏个人的特点和思想。从教学角度来讲，这样会消磨学生的想象力。从家长角度来讲，花钱送孩子上学，是为了学真正的知识，而不是让他们临摹别人的作品。为此李叔同讲解演示之后，现场指导学生写生，剩下的时间留给学生思考和发挥。作业完成后，大部分同学都画出了自己的特点，效果很好。
写生分为室内写生和户外写生，又分为实物写生和人体写生。实物写生有利于学生练习目测，是学习西洋画的入门课。图画教室内陈列着石膏模型，李叔同告诉学生，石膏模型乃仿实物之形状，以美妙之直线与曲线构成，其色纯白，阴影处无色彩错乱之虞，阴阳浓淡之程度容易判别。故学图画者，当确信石膏模型为实物写生用的第一完全之范本。
第一堂课，李叔同推门而入，灰色粗布袍，黑色马褂，布底鞋子，黑色铜边眼镜。整体朴素大方，毫无寒酸之感，一副为人师表的形象。李先生高而瘦，宽阔的前额，细长的眼，垂直的鼻子，厚而大的嘴唇，给人以温和而又严厉的感觉。他的面前，放着花名册、讲义、粉笔、金表。大家瞪着眼睛，凝视着讲台上的李先生。
学生们对这位李先生早有耳闻，出身富贵之家，成名于上海，是“祖国歌”的作者，留学东瀛……一系列的头衔，让大家对眼前的李先生充满好奇。他们想看看，李先生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开始点名了。李先生没翻花名册，就能准确地叫出几位同学的名字，让学生们好生惊奇。原来李先生点名之前，翻阅花名册，对照学生的座位将名字熟记于心。
李叔同所教课程属于新增设的课程，也并非国文那样的主要课程，学生们并不重视。但是李叔同不这样认为，他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们会改变这种偏见。当时校方规定，早晨到了课堂，直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宿舍就寝。中间这段时间，李叔同要求学生们练习画画，他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进行现场辅导。
新落成的图画教室配备天窗、画架。学生们手拿木炭画笔，凝视面前的石膏模型，一边沉思，一边挥笔。李叔同则背着手，穿梭于学生中间，不时纠正着学生的姿势，观察他们的进度。必要的时候，就亲自示范，嘴里轻轻地说，“这样画就好嘛。”
户外写生课分为集体写生与个体写生。集体写生就是，让学生们乘坐校方提供的木船，到西湖速写湖光山色。通过现场教学，强化写生训练。学生既可以亲近自然，呼吸自由空气，还可以现场教学，效果很好。个体写生就是学生在假日各自到野外择地进行写生，由于民国时期国内尚无写生先例，社会上也不明白写生为何物，学生李鸿梁第一次写生就遇到了麻烦。
李鸿梁和张联辉到运河边写生，一名警察见他们搭起三脚架来画画，便起了疑心，以为是私下测绘地图的，便上前盘问道：“你们是哪里的？”张联辉以为问籍贯，答道：“东阳（浙江金华的一个县名）。”警察听是“东洋”人，如临大敌，便要带他们去警察局。李鸿梁赶紧解释，但警察仍不放过，幸好过来另一个人，听完两人的解释后，帮着他们说服了警察。
又一次，李鸿梁独自一人到苏州写生，刚下火车便被警察拦住，要检查行礼，因警察见他背的画架很是古怪。警察从他的包裹中发现几支从未见过的牙膏状的东西，挤了一点，发现是一种油腻腻软乎乎带颜色的膏状物，便更加怀疑，将这支油画颜料全部挤了出来。为了查明真相，警察接下来还要挤其他的颜料。李鸿梁急了，闹到站长室，剩下的几支颜料才幸免于难。由此可见，美术写生在民国初年还是新鲜事物。李叔同所倡导写生的意义，也凸现其非凡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