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李叔同从常云庄家馆结束学业，考入设在天津城西西北角文昌宫的辅仁书院。辅仁书院之前的教学方法相对传统，即分别钻研、互相问答、集众讲演、定期会客。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的需求，校方对固有的教学方法进行改良，指导学生各自研习儒家经典，每月举行两次考试（即初二、十六两日），由官方和学校共同命题习作制文，阅卷评定等级，发给奖银，促进竞争意识，目的是为学生应付科举考试提前做准备。
李叔同每次考试都是文思泉涌，名列前茅，获得奖银。学生作文，每人一张纸，逐字写在格子内。李叔同觉得写得不过瘾，别出心裁地在一个格子内写两个字，被校方戏称为“双行李文涛”。
在辅仁书院学习期间，李叔同还请人教授自己外语，下半年在二嫂姚氏引荐下，进入姚氏家馆学习。在此学习期间，他遇到两位名师，一位是赵元礼，另一位是唐静岩。赵在姚氏家馆任教，唐则在别处。
赵元礼（1868—1939），天津人，又名赵幼梅，天津名士，清光绪年拔贡。与严范孙、孟广慧、华世奎合称津门四大书法家。赵元礼书法一流，毕生致力于研究古典诗词，功力深厚，著有《藏斋随笔》《藏斋诗话》。赵元礼教李叔同时年仅27岁，可以想象其也是天资学养异于常人的奇才。
赵元礼书法创作的核心理念是“求其平整，字与人同”。他说：“孙过庭云，学分布，但求平整，便追险绝，既能险绝，但归平整，此真书法之金科玉律也。今人写字，当未臻平整境界，便作奇邪狂怪一派，不但终生不能入门，且贻后生以无穷之害，此大缪也。”又说：“看字之方式，与看人之方式相同，甲乙两人来求事，甲则言语清晰，行动整肃，乙则言语杂乱，行动懈弛，予欲用人，必取甲而绌乙也明矣。字之点画不苟，犹人之言语清晰也，字之结构不散，犹人之行动整肃也。不研究写字则已，若研究写字，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赵元礼的教诲，被潜心钻研书法的李叔同铭记在心，更是付诸行动中去。1937年，57岁的弘一大师在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演《最后一言——谈写字的方法》时总结道，“要以字传人，不要以人传字。”写字不能随随便便。每个字的地位要正，要不偏左不偏右，不上不下，要有一定的标准……写字时，写这个字，眼睛专看这个字，其余的就不管，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上面的字，与下面的字都有关系的，即全部的字，不论上下左右都须连贯才可以，这一点很要紧，须十分注意。不可只管写一个字，其余的一切不去管它。因为写字要使全体都能够配合，不能单就每个字去看的。
弘一大师的这段话，追根溯源，还是要归到赵元礼名下。李叔同跟赵元礼学习诗词文章两年。初学辞赋八股，后学填词。赵元礼推崇苏东坡，所以也向李叔同着重传授苏东坡的诗词心得。李叔同自幼熟读唐诗、五代词，经赵师以苏诗（宋诗）贯通，诗艺大进。苏诗好以禅语入诗，多豪迈清雅之语，直接影响了李叔同对诗词的认识。这从李叔同词作《初梦》《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以及由他选曲配词的《祖国歌》，所呈现出的外柔内刚的格调中可找到源头。此时，李叔同也迷上了李商隐的诗，其中这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为其最爱。李叔同的“晚晴山房”、“晚晴集”皆出于此。
赵元礼博闻强识，诗文俱佳，唯联语欠佳，引为终生遗憾。赵在《藏斋诗话》中说道：“诗文于我，虽然还未入门，但也算小有所成，唯独写不好联语，只好以集句搪塞了。”
他的学生李叔同在联语方面造诣颇高，其作《华严集联三百》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均达到较高境界。《华严集联三百》由弘一大师编选并书写，内容精选自晋、唐译全本华严及普贤行愿品。全书句句皆为《华严经》中精美偈语，皆是“菩提心、菩萨行”的展现与开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了却了老师的遗愿，恩师赵元礼应感欣慰。
1901年1月，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义和团奋起反抗，清政府帮着侵略者镇压义和团，义和团运动失败。为了消除天津的对外防御能力，清政府下令拆除天津的城墙并永远不得重建。城墙是城市最后一道防御工事，没有城墙的保护，城市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口之下，很容易被攻破。清政府等于帮八国联军，等于扒下天津一层“皮”。天津街道房屋毁坏，路有死伤，曾经显赫的桐达李家也在这场浩劫中遭遇小创，为日后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这年三月，客居上海的李叔同回津探望亲友，其中就包括恩师赵元礼。李叔同此行的目的是，打探津门战乱实况，顺道看望举家避难河南的二哥李文熙。
春天的北方，风是冷的，夹杂着海风，让人寒彻心扉。轮船抵达大沽口，李叔同站在船头眺望前方，天津已不是昨日之天津，战火纷飞，残垣断壁，就连冰冷的海水也在低沉呜咽。眼前之景触动了李叔同诗人的神经，他写下一首诗作《夜泊塘沽》：
杜宁声声归去好，天涯何外无芳草。
春来春去奈愁何，流光一霎催人老。
新鬼故鬼鸣喧哗，野火燐燐树影遮。
月似解人离别苦，清光减作一钩斜。
此时的李叔同心情复杂，愁绪满腹，他“听”到：坟场上传来新鬼旧鬼的喧闹。其中这句“新鬼故鬼鸣喧哗”的意象，出自杜甫的《兵车行》。杜甫所处的时代，朝廷无法控制各地割据的军阀，由于连年的战争，经济萧条，城市破败、田地荒芜，苛捐杂税繁重，路有冻死骨的场景随处可见。
杜甫亲眼所见凄惨景象，提笔写下这首诗作。尤其是结尾两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说的是：自古以来那青海边，遍地白骨无人掩埋。旧鬼在啼哭，新鬼在诉冤，每当天阴雨湿，哭声啾啾，真是凄惨！此情此景与李叔同所面对的，是何等相似。想必李叔同熟读杜诗，对这首《兵车行》也是深有体会，故信手拈来，恰如其分。
李叔同又“看”到：树影阴暗中鬼火闪烁。又想到：月亮好像也理解我心中的离别之苦，将圆月清光减为细细的一钩斜挂在天边。李叔同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他预想到，赔款和割地将随之而来，人民的悲惨生活无疑雪上加霜。
在天津待了将近一个月，李叔同多次拜访恩师赵元礼。赵元礼已辞去姚氏家馆教师之职，执教于天津某育婴堂（注：幼儿园）。劫后重逢，师生见面自是一番畅谈。其时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已是名扬天下的才子。赵元礼替学生高兴，并对李叔同提出更高的期望。
在津逗留期间，李叔同所到之处一派战乱景象，昔日繁华热闹的天津变成一座“废城”。迫于战乱之因，李叔同取消了去河南看望二哥的计划，于1901年4月返回上海。山河破碎，光景殊非，给李叔同的天津之行蒙上厚厚的阴影。
塘沽登船返沪，船停靠在大沽口码头，李叔同极目远望，看到落日大如箕斗，风卷着旗帜，军队在行进……不禁感慨，山河大地沧桑巨变，忍不住两眼垂泪，在船上写下这首《日夕登轮》：
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
晚帆轻似箭，落日大如箕。
风卷旌旗走，野平车马驰。
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
1901年七八月间，李叔同将天津之行所作诗词编辑出版，书名为《辛丑北征泪墨》。卷首刊载赵元礼题诗，记录了二人在战火中的天津重逢的场景。
神鞭鞭日驹轮驰，昨犹绿发今日须。
景光爱惜恒欷散，矧值红羊遭劫时。
与子期年常别离，乱后握手心神恰。
又从邮筒寄此词，是泪是墨何淋漓。
雨窗展诵涕泗垂，檐滴声声如唱随。
“注：红羊劫指国难。古人以为，丙午、丁未是国家发生灾祸的年份。丙午为火，色红；未属羊，故称红羊。历数战国时期至明清，历次国家变乱、劫难发生在丙午、丁未年的较多。此处特指八国联军进津烧杀抢掠。”
李叔同1918年出家时，曾寄给赵元礼小联一幅，款题“幼梅旧师”。1937年，弘一大师58岁，赵元礼70岁，这对师生均已进入老年。两年后赵元礼去世，五年后弘一大师去世，师生之间的尘世往来，画上圆满的句号。
这年（1937年）农历11月，在厦门的弘一大师以佛偈书联寄赠赵元礼，偈语云：“悉灭众生烦恼闇（读àn），恒涂净戒真实香”，上款为“旧师幼梅居士供奉”，也就是说，在晚年他们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
作为老师的赵元礼也没有忘记这位学生。他在天津出版的《语美画刊》上设有“藏斋随笔”和“藏斋存印”两个专栏。李叔同为其篆刻的“元礼”和“幼梅八法”两方印章，曾在“藏斋存印”刊载。
赵元礼写道：“弘一曾经在我门下，学习骈文和诗词，为我写过扇面，篆刻过印章，扇面不知道放哪儿了，名章篆刻不俗。”来自于老师的评价，自是客观真实的了，由此可见二人在艺术上的互相认同。
跟随赵元礼学习期间，李叔同还跟随另一位名师唐静岩学习书法篆书及刻石。唐静岩（生卒年待考），天津人，书印名家，原籍浙江，久居天津，以行医为业，著有《颐寿堂印谱》。唐静岩篆艺得书法相助，刀法犹见功力，被业界公认为有秦汉遗风。
李叔同跟随唐师学艺两年，得到真传，技艺突飞猛进。为谢师恩，李叔同于1896年夏天，出示素册24帧，恭请唐静岩手书钟鼎篆隶八分各体。唐静岩摹写完工，李叔同以篆书题签册名《唐静岩司马真迹》，下署“当湖李成蹊”。册后还有“叔同过目”的篆字印章。并出资印刷出版，以示对老师的崇敬。
1942年初秋（弘一大师于当年10月去世），弘一大师允请南闽金石家许晦庐题书篆额时，在信中谈起当年在天津跟随唐静岩学习书法时感慨道：“十四五岁时，常学篆书，弱冠以后，兹事遂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