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塑造孙悟空形象】相传明代吴承恩的父亲是奔走四方的商人，吴承恩从小就从父亲那里结识了不少人，听到了不少故事，并把它记下来，大约记了上千个，但没有一根线索将它们串联起来。此时，他听到一个陈玄奘去印度取经的故事，又传闻楚州城里有两位妇女生下了怪胎，一位生了猴子，一位生了猪儿。他很高兴，决定以猴子为线索，于是到处云游找寻有关素材。吴承恩梦见一座深山里一群猴子蹦跳着，又来到了像水晶宫似的地方，桌上摆满了仙桃，无数猴子很亲热地围着他转。吴承恩为猴子找到了家。除夕晚上，邻居老人给吴承恩讲了淮河、渭河的水神无支祁兴风作浪，被大禹擒获，镇于淮阴龟山脚下的神话故事。吴承恩听了此神话故事，心里想：无支祁火眼金睛、口吐水涨，善于变化，孙猴子为什么不能呼风唤雨，七十二变呢？孙猴子的形象在吴承恩的脑海里形成了！整整花了3年时间，吴承恩终于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西游记》。■／摘自谭三章讲、陈民牛整理《悟空的模特儿》，《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珍闻录》
【张天翼写《华威先生》】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它写于1938年2月抗战初期。当时，张天翼正在湖南长沙担任文化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耳闻目睹一些国民党党棍整天高喊“全民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际上却在破坏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发“国难财”。湖南长沙“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有3个部，部长原来都是民主人士，后来国民党来争领导权，要当部长。可是，他们当了部长后却不抗日。对国民党借抗日之名破坏群众抗日的行径，张天翼非常愤慨，决心拿起笔来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这种恶劣行径，写了《华威先生》。小说的主人公华威先生是地道的国民党小官僚的典型，经常出现在各种会场上，力图攫取一切抗日群众团体的领导权；是张天翼综合了许多类似华威先生一样的人创造的艺术典型。■／摘自汪茂永《作家及其成名作》
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故那位小姐姓鲍。苏小姐的相貌取于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则属于另外一个人，可这人一点不美；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个人。苏小姐作的那首诗是钱钟书央杨绛翻译的，并嘱杨绛不要翻得好，翻得一般就行了。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结婚时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正是作者钱钟书。■／摘自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黄狗”的材料不能丢】1972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通讯《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她买了一条小黄狗。从此，只要有生人走进院子，小黄狗就汪汪一叫，李月华的屋里就点起了灯。……”这个“小黄狗”的材料在通讯的第4稿中还没有采用，那时采访组的同志还未认识其深刻意义和感人力量。为了修改通讯的第5稿，采访组的同志再次到泗县进行补充采访。一到泗县，就听说许多前往李月华工作的丁湖医院参观的人还未到李月华家，那条小黄狗便迎了上来。他们再度到李月华家采访时，果然那条小黄狗又迎了上来，大家禁示住热泪盈眶。于是，把“小黄狗”的这个典型材料补写到通讯里。读者看了小黄狗这段描述，无不被深深感动，甚至流泪了。■／摘自施培毅《文章不妨千次磨》，《解放军报通讯》1973年第7期
【吴琼花形象的构成】作家梁信在《红色娘子军》中塑造了吴琼花的典型形象，这是由生活中的3个吴琼花式的人物概括而成的。1947年梁信在东北军队里了解到一个丫头出身的女同志，在地主家受尽折磨，曾先后逃过十几次。这个丫头出身的同志的遭遇、性格成为塑造吴琼花形象的第一个因素。1953年梁信在广州搜集海南早期党的领导干部刘秋菊的生平事迹，发现有几乎全被神化了的革命活动：双枪百步射人眼，飞檐走壁；身穿七套衣服，跑一路程换一套，直穿敌阵等。刘秋菊的传奇式的事迹成为塑造吴琼花形象的第二个因素。1958年梁信到海南岛了解到一位娘子军烈士的事迹：l0岁卖给地主劣绅陈家做丫头，17岁跑出白区参加了娘子军。她打仗时不听指挥，几次想藏枪偷跑，到陈家去报仇，后来牺牲了，这成了梁信塑造吴琼花形象的第三个因素。■／摘自梁信《从生活到创作》，《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5日
【《外套》题材来源是真人真事】果戈理名作《外套》的题材来源是真人真事。他的好友安年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人当着果戈理的面讲了一个办公室的笑话，说一个穷公务员嗜好打鸟，用异乎寻常的节约办法，加上公务之外拼命地干活，终于积蓄了一笔钱购买了一支上等猎枪，可是在第一次乘船出猎的时候，枪就掉到水里去了。他一回到家便倒在床上，从此再也没有起来：他发高烧了。同僚们得知此事；大家签名捐款，替他买了一支新猎枪，他才活了下来。这一穷官吏的逸闻，大家都把它当作笑话，发出了笑声，只有果戈理若有所思地倾听着，低下了头。安年科夫的回忆表明，在一般人的哈哈大笑声中，果戈理感觉到了。在这种生活中备受压抑的人们”（别林惭基语）的悲惨命运。小说《外套》就是那天晚上在他心中萌芽的。在小说《外套》里，他根据现实生活作了不少改动。首先，他改动了故事的结尾，改变了人物的命运。小说的结局不仅是主人公唯一梦想的破灭，而且是他本人的毁灭。官场逸闻的情节可分3个环节：梦想实现——破灭——失而复得。《外套》的情节也可分为3个环节，可是正相反：第一次破灭（裁缝拒绝修补破外套）——千辛万苦积钱实现了梦想——第二次最后又破灭（送掉生命）。前者的结尾是上升，后者却是下降。其次，他改动了环境。《外套》里的官场并非逸闻中那个乐善好施的机关。主人公的那些上司“又冷酷又专制”，他周围的同僚都是特别残酷的家伙，只有一个“到职不久”的青年是例外。人的尊严根本不被重视。再次，他改动了体现主人公梦想的东西。猎枪对于穷官吏来说，是不合适的奢侈晶，外套才是“严寒”的日常生活中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参摘〔苏〕魏列萨耶夫《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E·多宾《论题材的典型化》，《译文》1956年第1期
【屠格涅夫写《木木》】屠格涅夫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是一个专横的暴躁的女地主，她对农奴、看门的哑巴安德烈有着“特殊的好感”，但这并不妨碍她在脾气发作的时候发出残酷无情的命令，强迫他亲自把自己的爱犬溺死。除了在这以后的结局，这一切经过情形正如小说《木木》所描写的一样。据这女地主的养女席托娃的回忆录所写的。生活中的结局是，哑巴安德烈在木木淹死之后并没有离开他的女东家，并对她的“忠心依然如故”，“除她之外，决不承认别人是自己的主人”，不接受其他贵夫人给他的赏赐。在小说里，屠格涅夫描写哑巴加拉新愤怒地离开女地主出走了。这要比如实描写更真实，更深刻。沙皇的图书检查官曾指出，作者指出“农民无辜地受地主的压迫（虽然这里表现的是在精神上所受的压迫），而且只能忍受他们的任意打骂，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这也表明小说的结局是以生活的真实为基础的。屠格涅夫了解，在那成了奴隶的农民阶级；中成熟起来的抗议是当时俄国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而且他深刻地看透了安德烈（即加拉新）的性格。席托娃写道：安德烈被迫“突然离乡背井”，“起初的确很悲伤。”“在他的爱犬惨死之后，他从来没有摸过一只狗。”这情形只有屠格涅夫，由于他“对农奴那样的爱和同情，才能够窥探到我们平民的感情和内心世界”！而其余的人，“甚至注意都没有注意”。这一事例充分说明现实主义艺术提炼的特点，它是为典型化，即以个别的形式（性格、具体环境、事件等）来反映一般而服务的。屠格涅夫撇开安德烈在木木死后对女主人的“忠心依然如故”，是因为这一现象没有完全反映（甚至歪曲了）一般的生活真实。■／摘自〔苏〕E·多宾《论题材的提炼》，《译文》1955年第11期
【《钦差大臣》素材的改动】果戈理要求普希金给他一个题材，“只要是纯粹俄罗斯的笑话就行”，他就可以“写出五幕的喜剧”。普希金慷慨地提供了两个故事。一是彼得堡的小官吏巴维尔·斯维尼纳在南方比萨拉比亚省冒剂充彼得堡的一个大官，只在他做得太过分（竟然接受犯人的请愿）时，才被制止。二是在诺伏戈罗德省的乌斯玖日纳城，一个外来人冒充部里的官员，骗走了许多市民的钱。果戈理把这两个故事糅在一起，并根据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在《钦差大臣》中我决定把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一切丑恶的东西、一切非正义的行为都集中在一起加以嘲笑”——加以“改动”。例如，在两个故事中，骗子是积极行动的主角；在《钦差大臣》里，赫列斯达科夫变成完全被动的人物，他并不是自己要冒充钦差大臣。而那些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并不是受骗者，而是欺骗者。剧本描写他们平时“不守本分”地捞钱，现在又在玩花样行贿。基本的积极的角色，在故事原型中是骗子，在剧本中是市长。他从第一场起就“争取主动”，耍尽手段不让他自己和属下的罪行暴露出来。这一群官吏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官僚世界呈现在观众面前。■／参摘〔苏〕E·多宾《论题材的典型化》，《译文》1956年第1期
【《复活》情节的生活原型】托尔斯泰名著《复活》的基本情节是以“科尼的故事”为原型的。它成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动机。这小说写了10年。托尔斯泰为了要把这故事潜在的“容量”充分挖掘和概括起来，并要寻求特殊的、不是老一套的公式化的情节，写作十分艰苦，他有好多次开了头又放弃了，有时一搁就是几年。科尼对托尔斯泰说，他当地方法院检察官的时候，有一个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年轻人，惊恐不安地来找他，希望得到帮助，使他能与女犯人罗萨丽雅·奥尼结婚。她是一个顶下等的妓院里的妓女，因为偷了一个醉酒的燎客100卢布而被判罪。而他正是这案子的陪审员，在审判她的法庭上认出了她。原来她就是他在贵族亲戚家诱奸过的丫鬟，是他使她沦为妓女（这一过程与玛斯洛娃的遭遇十分相似）。他出于悔罪的动机要求跟她结婚，她同意了，但在举行婚礼前就得斑疹伤寒死掉了。托尔斯泰最初把小说定名为《科尼的故事》，保存“主人公口述”的情节结构，“按照年代次序”，写主人公的罗曼史及其可悲的后果，局限于道德的、个人悲剧的范围。后来，从“悔罪”的主题，转向了批判现存制度的重大主题。寻找新主题是跟探索解决它的结构方法同时进行的。先是增添“法庭的荒谬”的主题，“从法庭的审判写起”。后来又增添“对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制度的批判”，为此整个素材都必须加以改造。再后来，他“要讲人们对自身所作的残忍的欺骗——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要讲婚姻，要讲教育，也要讲专制制度的可怕”。小说的开端改了又改。最后认为“应该从农民的生活写起，他们是主体”。首先写玛斯洛娃已成为牺牲晶，无辜地被关在监狱里。她被误判服苦役，这一。明知故犯。的审判的错误，成为情节结构中的“焦点”和纽结。“幸福的尾巴”，她与毁了她的一生的人结婚，也被删去。重写。■／参摘〔苏〕E·多宾《论题材的典型化》，《译文》1956年第1期
§§§第三节 题材来源于生活
【《鱼蛮子》比《渔父诗》确切】宋代诗人张舜民谪官湖南时，曾写过一首反映湖南渔民生活的诗《渔父诗》，称渔民为神仙。渔父是对渔民的美称。张舜民思想保守，在诗中用美化渔民生活来反对王安石的保甲、青苗等新法：“……小舟胜养马，大罟当耕田。……桃源在何处？此地有神仙。”苏轼虽然也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但看了此诗非常不满，认为诗中反映的渔父生活不真实，立意也不确切，于是也写了一首反映湖南渔民生活的诗《鱼蛮子》，称渔民为鱼蛮子：“破釜不着盐，雪鳞芼青疏。一饱便甘寝，何异獭与狙。……”这里写渔民只有破釜，连盐也没得吃，他们煮鱼只是同青菜一起煮，过的是原始生活，真像水獭和猴子一样，表达了对渔民的深切同情，立意比张舜民的《渔父诗》确切。■／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张芸叟作《渔父诗》曰：“家住耒江边，门前碧水连。小舟胜养马，大罟当耕田。保甲原无籍，青苗不着钱。桃源在何处？此地有神仙。”盖元丰中谪官湖湘时所作。东坡取其意为《鱼蛮子》云。
【苏轼写《何公桥》诗】英州是一个小市镇，江水横贯市中，市民不堪其苦。郡守何智甫，体察民情，组织力量建造了一座石桥。石桥落成，苏轼风尘扑扑地从海上归来，何智甫特来请他作文纪念造桥。苏轼说：“我未到造桥场所，难以落笔，要去那里看一下。”何智甫立即陪同他前往观桥，到了石桥那里，苏轼仔细观看，十分赞赏这座石桥的精致和郡守的为民造福，并且向市民们探询造桥的经过情况，而后对何智甫说：“如此壮举，正可作诗，当晚奉上请正。”当天晚上，一首咏桥佳作送到了何智甫手上。这就是《何公桥》诗。■／宋·洪迈《容斋随笔》：英州小市，江水贯其中……郡守建安何智甫，始叠石为之，方成而东坡还自海外，何求文以记。……坡曰：“轼未到桥所，难以想象落笔。”何即命具食，拉坡偕往。……既至，坡曰：“正堪作诗，晚当奉戒。”抵暮送与之。
【写诗的经过】1939年有一位从前方回来的八路军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当时诗人何其芳听了他讲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后，沙汀同志对何其芳说：“这个故事很动人，你为什么不把它写成诗呢？”何其芳就构思《一个泥水匠的故事》了。开始写得很慢，很吃力，经常在附近山头上一个人走来走去，想象那些情节的景象，去体会其中人物的情感，然后回到窑洞里写一点，每天只能写20行，写了一个星期才写完。写到那个泥水匠妻子惨死以后，何其芳感到很难表现他的感情，于是又到山头上跑来跑去，设身处地想象他的处境，结果只能写出8行诗。后来，何其芳跟随八路军在山西、河北的抗日根据地生活了几个月，还接触过北京的一些农民，所以写到那些妇女的自杀、主人公的被烧死等场面比较顺利。何其芳谈及《一个泥水匠的故事》这首诗的创作时，曾说：“我的苦思、想象仍然是以生活为基础的。”■／摘自何其芳《写诗的经过》，杨匡汉等《我和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