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释曰：此题，诸本文多不同，晋、宋古文多云《春秋穀梁传序》，俗本亦有直云《穀梁传序》者。然“春秋”是此书之大名，传之解经，随事则释，亦既经传共文，题名不可单举。又此序末云“名曰《春秋穀梁传集解》”，故今依上题焉。此序大略凡有三段。第一段自“周道衰陵”，尽“莫善於《春秋》”，释仲尼修《春秋》所由，及始隐终麟之意。夫圣哲在上，动必合宜，而直臣良史克施有政，故能使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洎乎周德既衰，彝伦失序，居上者无所惩艾，处下者信意爱憎，致令九有之存唯祭与号，八表之俗或狄或戎。故仲尼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其始隐终麟，范自具焉。第二自“《春秋》之传有三”尽“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释三传所起及是非得失。仲尼卒而微言绝，秦正起而书记亡。其《春秋》之书，异端竞起，遂有邹氏、夹氏、左氏、公羊、穀梁五家之传。邹氏、夹氏，口说无文，师既不传，道亦寻废。左氏者，左丘明与圣同耻，恐诸弟子各安其意，为经作传，故曰《左氏传》。其传之者，有张苍、贾谊、张禹、翟方进、贾逵、服虔之徒。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得立。公羊子名高，齐人，受经於子夏，故《孝经说》云“《春秋》属商”是也；为经作传，故曰《公羊传》。其传之者，有胡母子都、董仲舒、严彭祖之类。其道盛於汉武帝。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穀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穀梁》，擢千秋为郎，由是《穀梁》之传大行於世。然则三家之传，是非无取，自汉以来，废兴由於好恶而已。故郑玄《六艺论》云：“《左氏》善於礼，《公羊》善於谶，《穀梁》善於经。”是先儒同遵之义也。言“《左氏》善於礼”者，谓朝聘、会盟、祭祀、田猎之属不违周典是也。“《公羊》善於谶”者，谓黜周王鲁及龙门之战等是也。“《穀梁》善於经”者，谓大夫曰卒，讳莫如深之类是也。其三传是非，序文自具。第三自“升平之末”，尽“《穀梁传集解》”，释己注述之意，并序《集解》之人，案《晋书》范甯字武子，顺阳县人，为豫章太守，父名注。长子名泰，字伯伦；中子名雍，字仲伦；小子名凯，字季伦。其从弟则注云“邵曰”是也，言“先君”则父注是也。以传《穀梁》者虽多，妄引三传，辞理典据不足可观，故与一门徒商略名例，传示同异也。所云名例者，即范氏所据，别为《略例》一百馀条是也。其《春秋》及经传之名，在后别释。谓之序者，序述经传之旨，并明巳注作之意也。
昔周道衰陵，乾纲绝纽，乾，其连反，天也。纽，女久反。礼坏乐崩，彝伦攸斁。彝伦，以之反；彝，常；伦，理也。攸斁，丁故反，字书作，败也。弑逆篡盗者国有，弑，申志反，又作杀，音同。篡盗，初患反，《尔雅》云：“取也。”淫纵破义者比肩。淫纵，子用反。
[疏]“昔周”至比肩。
释曰：“仲尼之修《春秋》，因衰乱而作，故序先述周道衰也。云“昔”者，范氏晋世之人，仰追周代，故曰“昔”。云“周道衰陵”者，总述幽、厉以来也，指衰极言之，则平、桓之世也。知者，幽、厉虽则失道，名器未失，《诗》犹入《雅》；平王东迁之后，下同於《国风》，政教所被，才及郊畿，仲尼修《春秋》，以平王为始，知衰极是平、桓也。“衰陵”谓衰弱陵迟。云：“乾纲”者，乾为阳，喻天子，坤为阴，喻诸侯；天子总统万物，若纲之纪众纽，故曰“乾纲”。云“绝纽”者，纽是连系之辞，故昭十三年《左传》云：“再拜皆厌纽。”《玉藻》云：“纽约用组。”诸侯背叛，四海分崩，若纽之绝，故曰：“绝纽”。云“礼坏乐崩”者，通言之耳。知非乐是阳，故以“崩”言之，礼是阴，故以“坏”言之者，正以《诗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明知通矣。云“彝伦攸斁”者，《尚书·洪范》文也。礼以安上治民，乐以移风易俗，礼乐崩坏，故常道所以败也。“弑”谓臣弑君，“逆”谓子弑父，“篡”谓以庶夺正，“盗”即哀四年传云“春秋有三盗”是也。
是以妖灾因衅而作，衅，许靳反。民俗染化而迁，阴阳为之愆度，为之，于伪反，下同。七耀为之盈缩，缩，所六反。川岳为之崩竭，鬼神为之疵厉。疵，才斯反。厉音例，又作疠。
[疏]“是以”至“疵厉”。
释曰：宣十五年《左传》云：“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是妖灾因衅而起也。云“阴阳愆度”者，谓冬温夏寒，失其节度。云：“七耀盈缩”者，谓日月薄食，若晦食则是月行疾，食朔与二日是月行迟。又《五行传》云：“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朓，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朓则侯王其恭，侧匿则侯王其肃”，是由君行使之然也。五星亦有迟疾，故襄二十八年《左传》云“岁在星纪，而淫於玄枵，”是也。谓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谓之“七曜”。五星者，即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镇星是也。云“川岳崩竭”者，谓《周语》云幽王之时，三川震，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岳”是山之类，即梁山沙鹿崩是也。云“鬼神疵厉”者，旧解以为“鬼神”即宗庙，是也。“疵厉”谓灾变也。言人弃常制，致宗庙之灾，即桓宫新宫灾是也。今以为“鬼神为之疵厉”，即《国语》云“杜伯射宣王於镐”，《左传》云：“伯有之鬼为厉是也。
故父子之恩缺，则《小弁》之刺作；缺，丘悦反。弁，步寒反。刺，七赐反。此所引皆《诗》篇名，《谷风》在《邶风》，余皆《小雅》。君臣之礼废，则《桑扈》之讽兴；扈音户。讽，方凤反，又作风。夫妇之道绝，则《谷风》之篇奏；骨肉之亲离，则《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则《白驹》之诗赋。
[疏]“故父”至“诗赋”。
释曰：“今范引此者，即周道之衰微，废此五事，为此仲尼作《春秋》也。故《孔丛》云“孔子读《诗》至《小雅》，废卷而叹，感《诗》修《春秋》”是也。云“《小弁》之刺作”者，《小弁》，《诗·小雅》，周幽王废太子宜臼，故大子之傅作诗以刺之。云《桑扈》之讽兴”者，《桑扈》亦《诗·小雅》，刺幽王君臣上下动无礼文焉，故作是诗以讽之。云“《谷风》之篇奏”者，《谷风》，卫人剌其君无德，故令国内之人得其新婚者并弃其旧室，风俗衰坏，故作是诗以刺之。言“奏”者，谓奏进此诗，与上文“作”、“兴”不异，但述作之体，欲辟文耳。云“《角弓》之怨彰”者，《角弓》，《诗·小雅》，以幽王不亲九族，故作诗以刺之，言族人怨之彰显，故云“《角弓》之怨彰”。云：“《白驹》之诗赋”者，《白驹》，《诗·小雅》，宣王之末，不能任贤，致使贤人乘白驹而去也。此引《诗》之次，先云《小弁》，后言《白驹》者，以父子是人伦之端首，六亲之莫大，故先言之。其次则有君臣，若君臣礼废，则上下无序，故次《桑扈》。夫妇者，生民之本，室家之原，欲见从近及远，故夫妇先九族，是以《谷风》在《角弓》之上。《白驹》是贤人弃君，又非亲戚，故最后言之。或当随便而言，更无次第之例。知者，《白驹》是宣王之诗，而言在幽王之诗下，是无先后之次也。
天垂象，见吉凶。见，贤遍反。圣作训，纪成败。欲人君戒慎厥行，行，下孟反。增脩德政。
[疏]“天垂”至“德政”。
释曰：《易》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象则日月之曜，成形则山川之形。“见吉凶”者，即上“七曜为之盈缩，川岳为之崩竭”是也。独言天象者，旧解云，尊作法之本，明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以为川岳崩竭，亦是天使为之，故总言“垂象”以包之。云“圣作训，纪成败”者，谓若《春秋》书日食、星陨、山崩、地震，记灾录异，善恶褒贬等，皆所以示祸福成败之原，存亡得失之本，欲使人君戒慎其所行，改修德政，以消灾咎也。
盖诲尔谆谆，听我藐藐，藐，亡角反。履霜坚冰，所由者渐。
[疏]“綯诲”至“者渐”。
释曰：言此者，明圣人虽作法，愚者不能用也。言我教诲汝王谆谆然，何故听我言藐藐然而不入？此《诗·大雅·抑》篇，刺厉王之诗也。云“履霜坚冰”者，《易·坤卦》初六爻辞，《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至其道，至坚冰也。”引之者，取积渐之义也。
四夷交侵，华戎同贯，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故两观表而臣礼亡，观古乱反朱干设而君权丧。丧，息浪反，下“道丧”同。下陵上替，僣逼理极。替，他计反。僣，子念反。天下荡荡，王道尽矣。
[疏]“四夷”至“尽矣”。
释曰：“云“四夷”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总号也。云“交侵”者，谓交相侵伐也。云“华戎同贯”者，谓诸夏与夷狄无异也。旧解“四夷交侵，华戎同贯”，指谓当《春秋》之时，今以为文势在幽王之上，则当亦兼据幽、厉以来，故《节》诗刺幽王云“斩伐四国”，又曰“国既卒斩”，及宣王、幽王并为夷狄所败，则此段序意论衰之积渐，不直据《春秋》之时明矣。云幽王见祸，平王东迁者，《周本纪》幽王既得褒姒，废申后而黜大子宜臼，申侯与鄫人及犬戎杀幽王於骊山之下，尽取周贿而还，乃与诸侯就申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东迁洛邑是也。云“两观”巳下者，昭三十五年《公羊传》云：“子家驹谓昭公曰：‘诸侯之僣天子，大夫之僣诸侯久矣。’公曰：‘吾何僣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然则诸侯不立两观，周衰，诸侯僣而置之，是臣无有事君之礼也。天子之舞始设朱干，诸侯今亦用之，是君之权丧失也。云“僣逼理极”者，谓僣上逼下之理至极也。据君失权言之是逼下，以臣陵君是僣上。或以为直据臣言之，理亦通也。云“王道尽矣”者，言法度废坏尽也。
孔子睹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喟，起愧反，又苦怪反。“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大师音泰。因鲁史而修《春秋》，列《黍离》於《国风》，齐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复，扶又反。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被，皮义反。
[疏]“孔子”至“后也”。
释曰：旧解引杨雄《剧秦篇》曰：“当秦之世，海水群飞。“海水”喻万民，“群飞”言散乱。又引《孟子》云：“当尧之世，洪水横流。”言不复故道，喻百姓散乱，似水之横流。今以为沧海是水之大者，沧海横流，喻害万物之大，犹言在上残虐之深也。云“就大师而正《雅》、《颂》”者，大师，乐官也，《诗》者，乐章也，以大师掌《诗》乐，故仲尼自卫反鲁，就而正之。直言《雅》、《颂》者，举《雅》、《颂》则《风》诗理在可知。又《雅》、《颂》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知非为师挚理之，故仲尼不正者，师挚直闲《关雎》之音而已。《诗》之颠倒，仍是仲尼改正，故此序云仲尼“列《黍离》於《国风》”。杜预注《左氏》云“后仲尼删定，故不同”，是也。然则作《诗》之体，《风》、《雅》先定。《黍离》若是《风》体，大师不得列之於《雅》、《颂》之中；若是《雅》、《颂》之体，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风》诗之中。而云“列《黍离》於《国风》”者，诗人咏歌，实先有《风》、《雅》之体，《黍离》既是《国风》，诚不可列之於《雅》、《颂》。但天子不风，诸侯不雅，仲尼刊正，还同《国风》，亦是仲尼列之。
於时则接乎隐公，故因兹以托始，该二仪之化育，赞人道之幽变，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诫，拯颓纲以继三五，拯，拯救之拯。颓，徒回反。鼓芳风以扇游尘。
[疏]“於时”至“游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