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栖梧》（《蝶恋花》）是应和如上判断的典型作品。必须清楚的重要问题是，《凤栖梧》（《蝶恋花》）不可能是柳永晚年的作品，其大致作年当在第一次进士考试落榜之后。柳永第一次进士落榜于1003年之前。在此之前，柳永涉世未深，对人情世故还没有深刻体味，以满腔热情拥抱不属于自己的未来世界，认为进士夺魁如履平地一样简单，于是就有了《长寿乐》中“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到恁时，等著回来贺喜。好生地，剩与我儿利市”的大话。柳永又似乎走过极端，在第一次落榜后，以貌似决绝的态度，写下了《鹤冲天》词，发尽了未能如愿的牢骚，以至于使后人产生了不该有的错觉，满以为他是一个真正淡泊科举功名的才子词人。日后的多次落榜以及最后举进士的成功，客观地向世人宣示了柳永内心的真实追求。我们还要认识到柳永表白内在心志的发展过程，就像“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窃比稷与契”，“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历抵卿相”等大志受挫后，不可能从此决然不谈同类理想追求，只是换一种更为含蓄的表述一样，柳永在“定然魁甲登高第”之大言蒙羞后，以酸葡萄主义向世人宣示难以启齿的内心沮丧，不失为一种聪明举动。除此之外，则要换上巧妙、含蓄、言在此意在彼、香草美人等颇具高级艺术成分的方法加以表达。从《凤栖梧》所写内容及表达的深沉度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恰恰说出了柳永在无法回避的失败面前，作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无辜受挫使柳永面对社会更加清醒，也促使了柳永作词手法的多样化。柳永体会到了成全事业的艰辛，逐渐变得成熟起来，词中塑造的自我形象也在逐渐脱去早期青春才子气的傲岸，变得深沉有余，心志更为坚定，颇有几分老辣气派。“无言谁会凭阑意”不再是《长寿乐》中出口便是“定然魁甲登高第”的轻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不是“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倔强。恰相反，一切好像全部倒了过来。这个变化均是人生过程及创作规律的顺理显示，柳永理应不会例外。
柳永由直说转向言近意远的曲折表述，是其表现能力进一步提高的标志。然而由于柳永为市民、平民写心的审美追求，促成了其词的通俗品格，使其大部分词作带上了一看便知的浅近色彩；也为了歌唱的眼前效果，寄寓遥深之作往往不能成为柳永倾心追求的创作目标。柳永有无限心思需要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加以倾诉，他选择了创作去释放自己。这种选择古来有之。柳永词受李煜影响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李煜后期的词作完全在倾诉着个人的喜怒哀乐，将词变成了为士大夫写心的工具，柳永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柳永的父亲柳宜在南唐为监察御史，曾以“褐衣上疏，言时政得失，为李国主器重”（《宋史·孙何传》），“李国主”即李煜。柳宜入宋后与李煜也一定会有所往来，还登太宗雍熙二年（985年）进士第，最后官至工部侍郎。这个关系说明柳永对自己父亲之主李煜的词必然有着更为深刻的领会，更何况柳永还有如潮般的内在心思需要倾泻。
柳永的家庭客观上为他树立了不二榜样，父亲柳宜中进士不说，两个兄长也是货真价实的进士，柳姓大家族更是以官宦追求为名，且身世显赫不凡。柳永自己也著《劝学文》曰：“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这说明柳永追求科举考试不是被迫，而是具有高度的自觉精神。有了自觉追求，就不会受到暂时挫折便轻言放弃。经过否定后的经验一定会获得升华，柳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由此看来，柳永在词中借对恋人始终不渝的追慕，表达对科举事业功名追求的坚定信念，诚是十分自然的事。
柳永词的表现范围与同时代词人相比，可谓翘楚。他没有把词体文学仅仅局限于某一个特定领域，所以有人将柳永词概括为“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艺苑雌黄》）只是一家之言，不可将其视做金科玉律。经学者认定，在柳永词中，对皇宫中发生的事件有所涉及。如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有“天书封祀”事件，柳永写《玉楼春》《巫山一段云》《御街行》等十多首词予以反映，其中还对仁宗立为太子之事加以影射。《千秋岁》“泰阶平了”将庆历三年（1043年）春平定元昊叛乱事表述为“烽火静，欃枪扫”。《送征衣》“过韶阳”在为仁宗祝寿极颂扬能事之时，以“挺英哲，掩前王”之语道出了对英宗的些许低评，诚为含蓄。《一寸金》“井络天开”赞颂蒋堂威武，不忘“剑岭云横控西夏”的有利地形对大宋叛臣西夏的有力遏制，这说明柳永对天下大事终有关怀。至于柳永词歌颂太平盛世，将太平气象展现无余，为天下共知，连史乘都自叹不如，成为大宋文坛上不可废却的重要一幕。诸如此等，不可一一繁述。由此可知，柳永的词心是开放的，作品中的文采又是灿然的。二者的有机合一，可谓“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文心雕龙·情采》）的良好实践。
柳永深厚的传统文化造诣又促成了他在表达思想感情时，不可能使用单一的表现方法去应对开阔的生活在内心中引起的波澜。柳永要通过创作展现内心，一味实说或直说绝不是他的不二法门。这就像柳永“奉圣旨填词”只是单面生活之隅一样，有更多的追求才是真实的他。烟花柳巷狂游的柳永在为官后能以“抚民清净，安于无事，百姓爱之”（《嘉庆余杭县志》卷二十一）的廉吏面貌出现并不矛盾，因为二者不是判断事物有无必然联系的依据。对于柳永全面评价的走偏，极有可能存在着国人久久积于心中的官本位思想作孽现象。官大必然好，败者一定坏，物因人贵，文以位显。欧阳修作艳词招致的攻击远比柳永要少，不仅如此，有人还为其护短。史浩、曾觌等人应制作词，数量不在少，引来的低评也比柳永少。苏轼针对传统词风进行词体革新，更多的靶的瞄准柳永，而不指向欧阳修，其中的隐情世人应该熟知。从大量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柳永的部分词中存在寄托是必然事实，绝不能以漠视的态度给予忽略。这为证实“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具有言外之意提供了雄厚的常识性基础。
四
古人对柳永部分词的寄托也有认同。“典雅文华”（黄裳《书乐章集后》）高评柳永词出自宋人黄裳之口。黄裳为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举进士第一，是名副其实的状元，与柳永同为福建人，生卒年为1044-1130年，比苏轼年齿稍晚，但也可算做同龄人。黄裳于儿时便知柳永词以歌颂太平出名，体会到了“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的巨大威力。“典雅文华”之评很可能出自黄裳晚年之口，因为如上评论是以回忆的口气写出的。如果这个推论成立，我们便可得出另一个结论，黄裳对柳永词的评价与苏轼评价柳永部分词的“不减唐人高处”出论时间相差不会太远。两种评价具有趋同性，应该是出自二人对同一文本体认出相同审美感受所致，不应该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但从学名与文名看，显然苏轼远远超过了黄裳。黄裳《蝶恋花》中有“世上多情，却被无情恼”一句，与苏轼《蝶恋花》中的“多情却被无穷恼”所差无几。有人推定苏轼此词作于绍圣二年（1059年）年，时苏轼在惠州贬所，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754页。说明此词为其晚年之作。黄裳于词名不显，且于1082年方才进士及第，彼时苏轼已是大名鼎鼎、威倾海内外的文人。黄裳《蝶恋花·月词》中有“邂逅三人，只愿长相聚”句，又与苏轼居惠州时作《次韵惠循二守相会》诗中的“且同月下三人影，莫作天涯万里心”有相似之处。如上事实大概能说明问题，黄裳的如上词作受苏轼影响无疑。明此，黄裳高评柳永词除了其他因素外，接受苏轼影响也应在情理之中。作词具有言外之意，在言情之时，廓落出创作主体之志，使词面有表有里，隐与秀、外枯与中膏得以和谐，是苏轼诗词创作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后人再根据传统上的雅俗之论，加以苏轼的辩证文艺思想，一致以高雅判识苏轼。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柳永与苏轼在创作的雅趣方面是具有共性的。
陈廷焯是理解柳永到位的词论家。他在《云韶集》卷二中说：“耆卿词以情胜，音调凄婉，动摇人心，自是一代词手。讥之者虽多，终无损于先生也。”明显表现出对柳永词的认同与理解，且有有意呵护的态度，发论中正贴切。由于大前提的明确，所以将后人的苏柳褒贬论斥之为“妄为”（《白雨斋词话》卷一），高评柳永词为“情景兼到，骨韵俱高，无起伏之痕，有生动之趣”（《词则·大雅集》卷二）。夏敬观对柳永词持分别对待的态度，认为应分雅词与俗词两类，视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为高品；对部分俗词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其鄙俚过甚者，不无乐工歌儿所窜改”（《吷庵词评》）。可以看出，他对俗词也没有采取全部骂倒的态度，反倒有些与陈廷焯相同的回护之处，只是表现得有些婉转而已。朱祖谋则在总体上好评柳永词的同时，提出了别具一格的看法，认为柳永词的浑妙深美在于往复回应与寄托清远的两相合一，当为北宋正宗，视“诗当学杜，词当学柳”为知音之言。在《手书柳永词》中如此说：“柳词浑妙深美处，全在景中人，人中意。而往复回应，又能寄托清远，达之眼前，不嫌凌杂。诚如化人城郭，唯见非烟非雾光景。殆一片神行，虚灵四荡，不可以迹象求之。”其中“寄托清远”实发了与多人不相同的见解，是我们求之难得的理论证据。周济对柳永词的“寄托”品质也有认同，《介存斋论词杂著》将之论为“铺叙委婉，言近旨远，森秀幽淡”。有些人对柳永“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寄托特征有所体会，但在具体评说时没有直接指出。考论的可贵之处恰恰要在这些似乎不经意的话语中找出合乎逻辑的判断。《倾杯》“鹜落霜洲”一词为柳永名作，一向引人重视。其中名句“想绣阁深沉，争知憔悴损、天涯行客”更多受人关注。唐圭璋先生将“想绣阁”三句解释为“就对方设想，念人在外边之苦”（《唐宋词简释》）。清人谭献对此词句也有注意，认为“想绣阁深沉”二句显示出词人“忠厚悱恻”之心。两位大家的解释可谓知人知词之言。细思之，“想绣阁”句与“衣带”句实际上表达了相同意义，即都说出了男性为伊人而憔悴的心结，只是前者为倒过来写，即不说男性因思念绣阁而变得憔悴不堪，而“就对方设想”，同样将在外羁旅之人眷恋异性的忠贞不渝情怀显示出来；后者是顺写，即从思念者的角度着手，读者易于把握句意。值得注意的是，此词结尾处有“望京国”三字，说明所思念的异性在京国。柳永为何要将恋人设计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宋人的“望京”情结十分浓重，苏轼等淡泊功名的人物也有。“望京”意味着对功名事业的渴求。柳永没有摆脱科举功名事业追求的羁绊，“空目断”说明时至当下，追求的仍然是对岸的秋水伊人，可望而不可即，这与柳永中进士前的处境相合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陈匪石于《宋词举》中认为，词的写法与《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之命意相似。柳永构写如此情景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是久久萦回于内心的不断情缘在起作用。王国维对《凤栖梧》一词的知识产权认定时所云之言也值得我们思考。《人间词话》云：“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在王国维看来，轻薄子只能说一些十分露骨、不含意味深长的话。只有欧阳修这样的一代儒宗，才能说出颇含深厚蕴意的话。显然，王国维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品位看得非同一般，而学术界已经将《凤栖梧》一词铁证般地归属于柳永。王国维的话恰好从另一面说明了问题，成了我们早想说但又不敢说的有力支撑。唐圭璋先生在《唐宋词简释》中评价“衣带”两句与“不辞镜里朱颜瘦”语“同合风人之旨”，也对我们有所启发：“合风人之旨”不是简单的字义诠释，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认定。
上述论说告诉我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具有体现作者内在精神情结的品质，是以俗为面相，以雅为神髓的上好作品。
“歌尽桃花扇底风”考论
“歌尽桃花扇底风”写的是美妙歌声在赏歌听众群体中生成的审美效果，即“清凉”的入神化境。依此而论，句中所写的持扇者不是歌者，而是听众。此种写法为以“客笔”表现“主意”法。这个判断需从古代大量相关的诗词文等典籍的记载及晏几道本人的作品中加以印证。正确诠释此句词的准确意义，有助于认识晏几道词的部分审美特征。
一
准确诠释“歌尽桃花扇底风”的含义，需要完成如下任务：找出此句词的文化渊源，说明持扇者为何人。释准“扇底风”的意思，还需准确说出扇子的作用，确解“尽”的词性及含义是什么，最后综合全句方可加以完整诠释。这说明对具有“秀气胜韵”（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的晏几道词作出准确解释绝非易事，简单草率显然不能有令人满意的结论。
晏几道的《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为其代表作，多数词选本中选即可证明。特别是“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一句广为传颂。然对此二句作如何解，尤其是对“歌尽桃花扇底风”一句多生歧解。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将词转录如下，以供观览：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梦魂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此词在宋代已引起关注。毕良史《临江仙·席上赋》中有“桃花歌扇小，杨柳舞衫长”句，似为对晏几道词句的改用。还有多人对晏几道词句及词篇的评论。如赵令畤《侯鲭录》卷七引晁无咎《评本朝乐章》云：“晏元献（当为晏几道）不蹈袭人语，风度闲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知此人必不生在三家村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雪浪斋日记》云：“晏叔原工于小词，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不愧六朝宫掖体。”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引《王直芳诗话》云：“山谷称晏叔原‘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定非穷儿家语。”不一一赘举。
依上可以看出，宋人对此词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二句，而且仅作评点，未予详细诠释，使后人难以从中领会时人对“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一句所持有的意思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