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1896—1970），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1927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著有《西滢闲话》、《西滢后话》等。
三聘鲁迅
1912年1月，蔡元培受命担任南京临时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后，参与教育部筹建工作的许寿裳等人，曾极力向蔡元培推荐鲁迅为教育部公务员人选。蔡元培和鲁迅虽为浙江绍兴同乡，但彼此并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文坛阅读多有神交和了解。
蔡元培对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此时的鲁迅正在绍兴家中赋闲，因对辛亥革命后的绍兴失望至极，深感“越中地棘不可居”，接到许寿裳的两封信后，便立即来到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工作。
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后，便着手教育改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教育部，再也不是旧式封建衙门的脸面。同年4月，教育部随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部内人员自然要有所调整。教育部次长景某乘蔡元培先期北上之机，便大量安置亲信，教育部于是又成了封建式的衙门。鲁迅看不惯景某的官僚习气，两人心存芥蒂，景某早有报复之心，乘机把鲁迅列入裁员名单之中。
蔡元培看到景某拟写的这份名单后，立即予以制止和纠正。蔡元培在给鲁迅等人的电报中说：“昨日******成立，教育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鲁迅仍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科学、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
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大胆提出废除祭孔，不把孔子作偶像崇拜，并在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等革故鼎新的教育主张。一时间，社会上的守旧势力群起而攻之。加之蔡元培的教育改革思想不为袁世凯等人接纳，蔡元培于是提出辞呈辞去了教育总长一职。
1917年1月，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其间依然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以前所未有的举措，对北大尤其是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此时，鲁迅仍在教育部供职，在沉重、黑暗的社会氛围的压抑下，他特别感到孤独和愁闷。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补树书屋，整日整日地抄写古碑。后来，他的朋友、同乡钱玄同，将他引入北大《新青年》营垒，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白话小说，才得以由《新青年》而面世。
蔡元培对鲁迅、周作人兄弟俩向来看重，他刚一到北大赴任即给鲁迅去信，只是因为鲁迅已在教育部供职，而未聘其到北大任教。但是，却和他多次谈起欲聘其二弟周作人的事。
周作人来到北京后，与其兄鲁迅暂住在一起。蔡元培根据周氏兄弟的意见，正式聘任周作人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主要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
1920年8月2日，鲁迅也收到蔡元培签名的北大聘书，聘任鲁迅为北大讲师，主讲中国小说史。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书稿，胡适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
1927年6月1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民国大学院院长。此时的鲁迅也早已不在北大兼职了。然而，蔡元培却还像15年前在教育部时那样，很快便给鲁迅发了聘书。12月26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前两星期，有一个听差（我想，是蔡‘公’家的人）送大学院的聘书到我这里来。”蔡元培还专程拜访鲁迅，聘请他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
现在看来，当时居于民国时期社会主流地位的蔡元培，之所以接二连三地选拔聘任鲁迅，除了同为浙江绍兴老乡的地缘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高临下的蔡元培能够认识到鲁迅的文化学术地位，而接纳鲁迅并为鲁迅提供更多的位置，则表明了蔡元培作为伯乐的胆与识。
名人忆评蔡元培
黄炎培就读于南洋公学特班时，蔡元培是他的老师，黄记忆中的蔡元培是：“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吾师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随地涌现矣。”
教育家胡元曾用八个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有所不为者，狷洁也，则非义不取，其行也正。无所不容者，广大也，则兼收并蓄，其量也宏。蔡元培是对事有主张、对人无成见的长者，一生从善如流，却未尝疾恶如仇。有容乃大，真可谓百川归海而不觉其盈。
最能说明问题的应数辜鸿铭对蔡元培的尊重。这位脑后垂着长辫的清朝遗老不仅精通数门外国语文，而且目高于顶，眼中无人。袁世凯是何许强梁？辜鸿铭却将此公与北京街头刷马桶的老妈子等同视之。但古怪之极的辜老头子特别服膺一个人，就是蔡元培。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校长蔡元培，众人均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理，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轮番讲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与众不同——“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与辜老头子抬杠。
蔡元培作品精选
洪水与猛兽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拒杨、墨比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载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节选）
是年（民国元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人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