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登基以后，宋王朝的内忧外患开始逐步显现。庆历年间，北宋和西夏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宋军接连吃了三次战败仗，而这个时候，国内又出现许多农民起义和叛乱。形势逼人，仁宗不得不找寻方法来解决这些危机，这一次，他找到了范仲淹。
仁宗在天圣年间就知道了范仲淹这个人，当时，范仲淹刚到到京城，任秘阁校理，他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认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率百官在太后寿辰时向其行跪拜之礼，应由宰相来代替。当时朝中大臣都知道皇帝上寿行礼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惧怕刘太后的权势，没人敢说出来。同一年，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于仁宗。刘太后当然不予理睬，范仲淹便愤然请求出外担任地方官。范仲淹的这些刚烈行为给年轻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范仲淹小时身世不幸，两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改嫁他人。少年范仲淹就胸怀大志。据说他曾经在一座庙里向神询问：“我将来能不能当宰相？”神说不能。范仲淹便接着道：“不能当宰相，那我能不能做一个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呢？”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却充分说明了范仲淹从有就怀有济世救人的理想。小时家里条件不好，学习条件非常艰苦，人所不堪，但他依然刻苦攻读。根据范仲淹自己后来的回忆，当他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时，每天煮两升粟米粥，等它冷了之后切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上半杯醋，一点盐，烧熟了当菜吃。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三年。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到应天书院读书，这家书院非常有名，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范仲淹在这这里读书非常勤奋，冬天的时候，读书累了，就用冷水洗洗脸，接着再读。年轻时艰苦的求学生涯使范仲淹掌握了丰富的学识，更磨练了他的坚强的意志。
仁宗亲政以后，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他为右司谏。这时太后已死，朝野上下攻击太后垂帘时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虽然范仲淹此前强烈要求太后还政，并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没有借机进行报复，而是劝告仁宗：“太后受先帝遗命，佑护您10多年，就算是有一些小小的过失，也应当遮掩过去，以保全太后的声名。”仁宗听了很是感动，下令不许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从此更加敬重范仲淹。
当宋朝西北边境局势紧张起来之后，仁宗让范仲淹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今陕西西安一带），后来，宋仁宗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全面统筹边防，任命范仲淹和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分别负责延路（今延安）和泾原路（今甘肃平凉）。
西夏的首领元昊原来称臣于宋朝，看到大宋军备日益废弛，就自称皇帝，并把国内15岁以上的男子都征发为兵，纠集了十万人马，向宋挑衅。
赶赴边关抗敌的范仲俺已经52岁了，鬓角开始出现了斑斑白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仍是不减当年。范仲俺首先来到处境最险恶的延州时，这里到处是断壁残垣，茅庐草舍被焚烧成了废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数留下的也是无衣无食，有家难回。
范仲淹决心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一连数天，他不停地边境视察，并听取守边将士的意见。回来后，范仲俺认为，宋军人数虽然较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较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很强，另外，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如果宋兵孤军深入，粮草辎重的运输线太长，很容易遭到敌人骑兵的截击，所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范仲淹同时看到，西夏虽然军力较强，但国家的经济力量非常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等更是需要从宋朝输入，只要宋军修固边城，进行经济封锁，同时训练精兵，守住险要的关隘，就可以使西夏军无机可乘，时间一长，西夏经受不起拖延，就只有讲和一条路了。于是，范仲俺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方针，但当时有许多人主张坚决进攻。认为宋军拥二十万重兵，却只守在边界，是怯弱的表现，而且长期屯兵边境，耗资太大，应该调集精兵，对西夏采取进攻的策略，速战速记。结果，急于求成的宋仁宗采用了进攻的主张。
后来，主帅韩琦贸然出兵，结果陷入西夏军队的埋伏圈内，死伤一万多人。后来，宋军又与夏在定川砦遭遇，结果宋军全军覆没。
交战失利迫使宋仁宗放弃了进攻方针，改用范仲俺的守策。于是，范仲俺大展身手，在在宋夏交界的前沿阵地修筑寨堡，建立军事据点，并精练士兵。范仲俺听取部下的建议，在延州东北二百里古宽州的筑起了一座新城。这里地处要冲，右可以保障延州的安全，左可以得到山西的粮食。筑城后，又在这里开辟荒田，收获不少粮食补充军粮；又招募通商，经济上逐渐充实起来。范仲淹的这些措施，使边境的经济的得到恢复，军事力量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西夏军队不敢再轻易进犯。
范仲淹还采取措施，大力安抚宋夏交界处的各少数民族。这些部族在宋、夏战争时持观望态度，范仲俺一面修筑城堡，切断他们与西夏的联系，另一方面召集他们的族酋长，亲自接见，推心置腹相谈，并发放粮食、农具等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这些族部落纷纷归附宋朝，还在宋夏战争中担任宋军的向导，出兵助战，有力地支持了宋军。
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与西夏之间初步达成和议。仁宗将55岁的范仲淹从前线召回到朝廷，升任他为参知政事。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开始推行新政，以整顿吏治为核心，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但是，改革触及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朝廷中实际赞成改革的人并不多，新政施行不久就遭受到来自己各方面的攻击。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仁宗召范仲淹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交朋党，君子是不是不应该结党啊？”范仲淹回答：“臣在边疆时，知道勇于作战的人自己结为一个团体，朝廷也是这样，有正邪之分。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不会有什么坏处。”以文章名世的欧阳修这时也进呈了著名的《朋党论》，表达对范仲淹的支持。但仁宗对范仲淹结党非常不满，因为从太祖立国，每一个皇帝都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仁宗当然也不希望自己身边出现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庆历五年，辽和西夏对宋朝的军事威胁相继解除，仁宗终于罢去范仲淹等人的职务，让他们这些“朋党”担任地方官。“庆历新政”也由此宣告失败。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向宋王朝内部的积弊开战，目的在于解决内忧的困扰。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有：
严格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这使得许多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所作为。以政绩来考核官员，可以使有功劳的人得到提拔，不称职甚至有罪的官员得到罢免。
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自己的子弟充任京官，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干正事，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他们之间还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于是，范仲淹提出措施，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严密科举制度。为了选拔出有真才实学的人，将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
庆历新政还包括提倡农桑，减轻劳役，加强军备，严格法令等多个方面。
范仲淹被逐出京城后，宋仁宗就下命令把新政全部废止了。
一年之后，被贬出将京的范仲淹受到在岳州做官的老朋友滕宗谅的邀请，为修建当地的名胜岳阳楼写纪念文章，范仲淹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正是在不篇文章中，他说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一直为后人传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