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中历来以“学而优则仕”为最高目标，这与农业文明时代的经济贫困有关，因为除了当官外，知识分子没有其他途径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孔子的专长是教书和著书立说，但他干专业的时候只能享受“自行束修”的待遇，收入很有限，所以他也忍不住到政府里做了几天官。我一直把那些古代知识分子远离权力核心之后逍遥山水的文字看成是作秀，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时所描绘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乌托邦，以及欧阳修所渲染的“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是相当虚伪的，他们没有一天不在等待着卷土重来，但又做出不愿同流合污的样子。倒是白居易要诚实得多，他在被贬九江后痛苦地承认，“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失去权力和前护后拥当然是一件伤心的事。
然而在工业文明时代，知识分子除了做官外是可以在“科学”和“学术”的范围内让日子过得滋润幸福的，因此做官就不是惟一的道路了，做官更多地是为了实现世俗的主流价值观。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民只有15%的人对从政有些兴趣，而中国却有85%的人愿意谋个一官半职。我想这与中国的经济贫困有很大的关系，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等到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时候，他的收入比孔子要高得多，他的月薪是1200块大洋，胡适等知名教授也是如此。当年一个保姆的月收入是3块大洋，技术工人月薪是6块大洋，北京的两进四合院只要600大洋就买下来了，也就花他半个月的薪水就够了。所以陈独秀后来当上了中共总书记与古代文人当官的动机和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他决不是为了让日子过得好才去出任领袖的，中共总书记的月生活费是30块钱，他的当“官”是从米箩里跳到了糠箩里，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为了当官才离开北大的，他是为了信仰，一种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而我要提及的另一位北大教授叶公超则完全是另一种动机而去做官的，叶公超是江南才子，从小出身于官宦之家，曾祖、祖父都是进士，父亲官至九江知府，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宾客盈门的“钟鸣鼎食”之家，充分享受了饫甘食肥绫罗绸缎的豪华生活，及至抗战爆发，北大教授们南下逃往西南联大后，薪水一落千丈，不可能像在北平做教授那样不仅可包汽车和养三五个女人，那时就连基本的生活水准也保证不了了。这对叶公超来说是不能忍受的，这个留洋教授无论是从家庭出身和性格特征来看，都不宜过山沟里的穷日子，于是他在朋友、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的推荐下，告别学界，步入政坛，且很快平步青云，在外交部由欧洲司司长、外交部次长到外交部长。其实对于叶公超来说，他最适合的工作应是当教授教书育人，他的中学和大学是在美国和英国学完的，获剑桥文学硕士，师从大诗人艾略特，到北大任英美文学教授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他的英文比国文说得好，诗文做得也很漂亮，还是新月社风云人物，主持过《新月》期刊，他的才华以及讲课的智慧与见识曾引得挑剔的北大学生顶礼膜拜，许多女学生因此而陷入情网。他做教授也许要比当官贡献更大，但他去当官了。
有人说叶公超在抗战时期当官是为了抗战救国，但我更愿意相信叶公超是忍受不了清贫的生活和山沟里没有霓虹灯的寂寞，因为可以当外交官的人很多，但师出艾略特的杰出的英美文学教授却很少。再说抗战救国并不是非要当官才能证明，教书同样是报效国家。因为叶公超当官后改变很多，他学会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学会了训斥下级，学会了过豪华体面的生活，酒会、舞会都应付自如。然而带有浪漫气质的叶公超毕竟书生气很足，在居心叵测的官场，他仍然是个外行，他东施效颦的表演只是加速了他在官场上的幻灭。这里我并不想谴责叶公超，我只是觉得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物质生活（很大程度上如此）而自我异化和分裂，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他到晚年被逐出官场才有所省悟，但已是枯藤老树昏鸦，日暮途穷。
中国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也有“穷且益坚青云之志”的人格理想，中国知识分子崇尚“气节”，“气节”意味着尊严和对自己意志的坚决捍卫，它带有别人不容侵犯和自己决不背叛的两层意思。叶公超在官场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才使他步步高升的，这不符合他的天性，晚年他悟出了“一日为官，终生为奴”的悲剧人生，这是不是有点像今天有的老干部退下来后大骂腐败、大说真话呢？《红楼梦》里贾宝玉在晴雯临死前恩情有加地说，“早知有此，何必当初”，这其实并不能打动几个人。
叶公超在当外交部长的时候，陈独秀刚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大敌当前，南京朝不保夕，陈独秀的学生南京金陵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仲凡、南开大学校长张伯岑等社会各界都出面保释陈独秀，开了许多次后门，这两个有情有义的学生对陈独秀说，“你就写一个悔过书，不过是一个形式，等于是给政府一个台阶下。”陈独秀说，“附有任何条件，非我所愿。”坚决不写，国民政府就自己给自己下台阶，司法院长居正在减刑公文里说，“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深，益深知悔悟，似有其既往……”陈独秀出狱后即给《申报》写了声明，说，“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蒋介石的亲信、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朱家骅找到陈独秀说蒋先生很关心你希望给你十万块钱重新组建第三党，陈独秀将朱家骅顶了回去，见陈独秀不愿为国民党反共，就想让他直接为国民党工作，蒋介石让周佛海出面请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的劳动部长，陈独秀愤怒了，“蒋介石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死在他手里，我和他不共戴天。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也不用等到今天。”陈独秀在狱中时，宋美龄和他的学生铁道部长顾孟余以及陈公博等都带着饼干水果来看望陈独秀，说只要陈独秀愿意放弃原来的政治主张，他就可以出来继续做官。但陈独秀不干。陈独秀忠于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决不妥协，是一个很犟的人。当时延安方面要求陈独秀公开发表声明反省自己的托派错误并脱离托派就可回延安，而陈独秀发表声明说，“我不是托派，也不知道中国的托派在哪里”，及至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后大骂陈独秀是日本汉奸时，陈独秀看到这些文字，气得血压猛升，两耳昼夜轰鸣，这对他刺激太大。从此也就断了回延安的念头。从此陈独秀就把自己定位在一介平民上，彻底放弃了对政治的热情，他既不跟共产党干，也不跟国民党干。但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仍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偶尔参加演讲和撰写抗日时局分析的文章。
陈独秀如果做了国民政府的劳动部长，他就可以跟北大同事叶公超共同出现在国民政府的会议厅里，他们就会共同出席酒会、舞会和一些很豪华体面的场合。然而人格理想的不同以及政治价值观的差异使他们两人失之交臂，错过了真正同事一场的机会，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做文科学长时，叶公超还没回国，陈独秀是叶公超的前辈。历史有时候就是存心让一些很有戏剧性的场景突然拉上帷幕，让后人失去了许多有趣味的追问。
陈独秀因为政治信仰而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他所做的中共总书记是在争吵和贫穷中当了五届，他对他创建的中共是有感情的，但由于政治主张的分歧，使他在党内陷于孤立，而他又是一个极不妥协的人，缺少政治家的手腕和投机品质，从这一点上看，他与叶公超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叶公超试了一下政治手腕，效果很差，陈独秀连试都不试一下，他就是一个固执的人。其实政治就是妥协，就连美国如今也会在一些国际事务中妥协，如美中、美俄关系。因此，陈独秀虽满腔热情地投身政治，但他缺少政治家的灵活性与协调性。原则性是相对的，有时候以退为进。但陈独秀不懂这些，因此，他更适合做一个政治理论家或干脆就做大学教授。
陈独秀如果做了国民政府的劳动部长，他就会有别墅、汽车和丰厚的薪水，他在最需要钱的时候，却放弃了当官。那时候，他的母亲逃难到武汉投奔他，姐姐一家，还有儿媳孙女都来投奔他，可他是一个刚释放的犯人，靠朋友接济过日子，从南京到武汉到重庆最后流落到江津乡下小城，居无定所，寄人篱下，甚至遭到寄居主人邓仲纯太太的白眼，落魄中的陈独秀还赔着笑脸，委曲求全。他入川是刘辅丞给了他500块钱，陶希圣以北大同学的名义捐了200块钱。在江津小城时，陈独秀靠写字卖钱，当地名流慕名请他写字，就变相给一些接济，后来又编写了一本《小学识字教本》得两万元稿费，买米给母亲办丧事，到重庆为自己看了一次病。最困难的时候，他到一个乡绅杨庆余家帮他编其祖父遗留下来的《皇清经典》手稿，名为有兴趣，其实是想找一个安身的地方，糊一口饭吃。那时候，一斗米已卖到了300块，陈独秀的稿费是糊不了几天的，一大家人要活下去。这期间，朱家骅曾托张国焘送给陈独秀5000块钱，但陈独秀将这位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钱退了回去，人家一片好心，他就是不受。陈独秀对张国焘是很鄙视的，他容不得变节的人。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无钱看病，听人说蚕豆花能治高血压，他喝下了梅雨季节发霉的蚕豆花汤中毒身亡。当时的一些朋友凑钱安葬了陈独秀，晚景十分凄凉。听说陈独秀无钱安葬，蒋介石捐了1万元，陈立夫、王云五等国民党要员各捐了2000元，然而陈独秀已不知此事，也于事无补了，我想如果陈独秀活着的话，蒋介石的钱他是绝对不会要的。
叶公超跟着国民党到了台湾，在外交部长的位子上签订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台日和约”，可谓功勋卓著，但他有时摆不正位子，遭人嫉恨在所难免。1958年出任“驻美大使”，三年后，蒙古加入了联合国，叶公超成了蒋美之间的两面不讨好的人，蒋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意蒙古加入联合国，但他把一口恶气出到了叶公超身上，紧急召回台湾后被挂在政务委员这一空架子上，连上厕所都有人“保护”，等于已被软禁。梁实秋看他无所事事，就请他到台师大去讲“现代英美诗歌”，他在讲台上又找到了真实的目光和闻到了自由的空气，他有了一种丧家之犬重返家园的激动，然而半年后，有关方面就通知他不能上课，有碍国际观瞻。他只好做起了寓公，直至孤寂而死。
陈独秀死的时候寄人篱下，生活艰难；叶公超死的时候，有自己的公寓和钢琴，地毯是纯羊绒的，客厅里光线很充分，死后的葬礼也很体面。但两人死之前那一刻的心理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陈独秀可能想到了一生活在自我中，是为自己活了一回，而叶公超更应该想到他是活给别人看的，用自由的代价和自我的意志兑换来的是一身西装革履的奴才人生。
其实，人生的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死死揪住不放的。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尽最大的可能让自己活在真实的意志和不需要作秀的表情中，陈独秀和叶公超两人，撇开政治性质，他们都是优秀的学人，区别在于，一个是活在固执极端的自我意志中，一个活在敞开灵活的群体意志中；一个为自己活着，一个为别人活着；一个为信仰活着，一个为荣华活着。
1942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我以为毛泽东与陈独秀的政治分歧并不影响毛泽东对陈独秀个人品质及人格精神的判断，蒋介石派宋美龄去狱中看望陈独秀，包括在他死后赠送1万元钱，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