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持续的大雪和寒冷使许多人对这个地球产生了许多怀疑，我们这些蛰伏在书斋里的人们像冬眠的蛇一样静静地感受着屋外的风和年底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情，至爆竹声在城市的缝隙里毫无节制地炸响时，春节就来了。这时候，我就合上书本走出温暖的书斋跟全国人民一道开始了过年的光景。
年头岁尾，一边盘点着过去一年里种种愉快和不愉快的人和事，一边忙着喝酒聊天，接朋友们的电话和给朋友们打电话相互祝贺又长了一岁又长了一些见识。随着电视主持人脱去大红的服装，鞭炮声日渐稀少，及至大街上撤去了悬挂的灯笼，补胎打气的车铺重新开张的时候，我们也同时打开了电脑，盘算着新的一年要干些什么。这种轻松而休闲的时光很快就结束了。
读书依然是我们保持清醒和活力的重要依据，生活在书斋里的人们沐浴着智慧的阳光，在想象和创造的阅读中寻找自己的力量，寻求贫乏和走投无路时思想的支持，这种深刻的追求是我们一生的意义所在。一段时间以来，我的阅读范围杂乱无章，既有正式出版的各类书籍，也有盗版的种种廉价图书，盗版图书除了价格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内容的禁区让我在这个冬天兴奋不已。
那些装帧豪华设计严肃的正版书价格昂贵内容规范，代表着主流出版倾向和图书的价值立场，其中也不乏滥竽充数的伪劣之作。正版好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保罗·福塞尔的《格调》、《恶俗》，诺思洛普·弗莱的《批评的剖析》，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几本书看起来是不相关的，但也有某种阅读上的联系性，《格调》、《恶俗》读起来是轻松愉快的，《批评的剖析》是晦涩深奥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是荒谬怪诞的，它们同时代表了三种不同的阅读趣味和阅读目标，对于我这样一个阅读者来说，也是参照阅读和协调阅读的一种尝试，所收到的阅读效果也截然不同。读福塞尔的书，时时能想到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人和事并反省自己，福塞尔讽刺和嘲弄的人有时就是我们自己，他使我们在阅读后明白了许多日常生活的规则和禁忌，美国社会被福塞尔强行划为九个等级，每个等级没有价值上的贵贱之分，这跟中国人以钱和权来庸俗地划分贵贱有质的区别，福塞尔认为人只有格调和品味上的区别，有钱有权的人不一定是有格调和品味的人，有格调和品味而没有钱和权的人却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因此等级是相对的。《恶俗》一书中尖锐地嘲弄了美国社会有钱有权人的“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恶俗，在中国社会中的对应表现为，有钱男人恶俗的举止是手上戴着越大越好的钻戒，有钱女人宁愿不养娘而愿养狗，整天牵一条自己并不喜欢却装得很喜欢的狗，当官的假装很随和地跟老百姓握手，在工地上很做作地戴上一顶头盔频频招手等等，还有恶俗的服装、恶俗的电视、恶俗的酒店、恶俗的精神生活，全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这些被物质奴役的人们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头发染红，将自己完好的裤子挖一个洞，生怕人家说自己不时尚。而真正的格调和品味表现为一个人的内涵和学识修养以及优雅的谈吐。福塞尔觉得很多人正在过着一种自己嘲弄自己的生活。《批评的剖析》是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界的一本划时代的纯理论著作，其晦涩和深奥使阅读一度变得很困难，我十年前在武汉上学时，老师曾讲过其中的第三篇《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当时主讲教师是从加拿大留学回来的，亲自拜访过文学理论大师弗莱，他在给我们讲课时，这本书还没有翻译过来，但其中新鲜的理论使我们有如梦初醒的感受，现在读到的这本书是几位译者花了十年时间翻译过来的，可见其把握的难度。书中重要观点是一切的文学都源自于神话结构，是“移位的神话”，原型“即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从宏观上看文学，文学所表现的对象一直不变，如“爱、恨、生、死”，所变的只是时间、地点、人物换了一个名称而已。在古希腊神话中即春天神的诞生恋爱、夏天神的传奇历险、秋天神的受难死亡、冬天神的缺席而导致世界的无序和荒谬。这一早期的结构主义理论意义在于文学从此不再争吵“写什么”，而将研究转向“怎么写”了。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是199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戏剧作品，它以1968年意大利米兰事件为背景，写一个“疯子”调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事件，揭露了司法和警察将无政府主义者刑讯逼供致死的黑幕，当“假高等法院代表”查清真相暴露身份后，警方又全盘否认事实。这是一个有些夸张和荒谬的作品，在一个缺少正义的世界，只有“疯子”才能揭示世界的本质。这一作品正好应验了《批评的剖析》中的观点，即在“神和英雄缺席的时代，世界变得荒谬和怪诞”，文学的类型也转向了“神话”的起点。用弗莱的观点分析达里奥·福的戏剧是这一段阅读的一个重要收获。
我们这些写作的人，越是读书越是觉得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有时伟大的作品甚至能轻易地摧毁我们由来已久的自信，在名著和经典面前，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艺无止境”，并迫切需要诸多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思想来启迪和支持自己。对于一个职业写作者来说，我们是靠文字来支撑自己的生存空间，确立自己的存在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