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归来，再出走，好似一个人生的怪圈，它是套在张爱玲母亲黄逸梵身上一生的魔咒，这个紧箍咒不时发作，时好时坏，影响了张爱玲前半生的悲欢离合——甚至在她的心里永远地种下了安全感缺乏的因子。
朱红的快乐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袴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张爱玲
姨太太走了，走得突然，就像她来得时候一样，说不上悲喜，只有感慨。姨太太刚走，就有消息传出来——黄素琼跟张茂渊要回来了！
一家子热热闹闹，像迎接新年般，下人们告诉她说：“要回上海了！高兴吗？“高兴！怎能不高兴呢？她还是在那里出生的呢，一别几年，真不知那庭院的蔓草有没有疯长，有她高了么？
后来她才从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拼凑出母亲归来的真相——父亲答应不再出去乱来，撵走姨奶奶，戒烟戒赌——简直是洗心革面的样子！
只是，老话说人若改常，非死即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多少年来我们听着这样的话长大，好叫我们在变幻莫测的命运里摸到一点踏实的规律。
不过，眼下他约莫也是真心实意的悔过，已经三十多岁了，他的人生几乎一眼就看到头了。年轻时候读的书，还没等施展就过了效用。他是领着一张过期的门票徘徊在名利的门口的，末了，总算受了点教训，他才知道那些学问都是做不得真的。没有用，还是真刀实枪的日子来得真实。
过日子，就是要有个像样的妻子。姨奶奶当然不行。妻子对姨奶奶的反对声言犹在耳，若要她回来，只能一了百了，让自己做个“新人“，这样的他，黄素琼这个拥有新思想的人才能接纳吧？
几年前她便是那样一个要求男女平权的人，如今到了欧美走了一遭，只怕更甚，他能想象得到。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先行回上海，找房子，下人们连同两个孩子一起坐船回来。
“上海什么样子？船上要经过什么地方？“她抬起一张稚嫩的脸问何干们。老妈子不知从哪儿听了消息，只告诉她说要经过”黑水洋绿水洋“。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黑的似盲人的黑，绿的是莹莹的绿，不消许多字眼，好似已经能够看见那海水——想象里的海洋。
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她还不忘温习下《西游记》，日后那样一下子红遍天下不是没有缘故的。
一路上伴随着沉闷的聒噪与汗津津的刺鼻气味，在摇晃与颠簸中，在《西游记》的幻想里他们终于到了上海。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袴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母亲要回来了，下人们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不住地说‘这下好了‘“。
——我们中国人总是有一股近乎执拗的天真，以为一个家有父亲母亲便是十分完美的，于是才有了宁毁一座庙，不毁一庄婚。
下人们觉得这个家终于像个家了，有了女主人的家才像寻常人家。尽管，太太回来了，他们多少要受到点辖治，但中国人喜欢被管，没人管反而有种走投无路的惶恐感。他们是惯了的。
父亲派出了最得力的下人去接母亲——母亲从南京的娘家陪嫁过来的男佣人，自己也欢天喜地地去了码头。一家子喜悦中带着点不安，不知太太四年来的变化，人人面上都喜形于色。那阵仗与等待的心情活脱脱一个贾府等着元妃省亲的模样——一波三折，下人开着车去码头那等了一下午，黄昏时候回来告诉一家子说太太让娘家人接走了——去了张爱玲的舅舅家。
白等了一天！白白浪费了她的心事。
她特意穿着一件自己特别钟意的衣服——橙红色的丝锦小袄穿旧了，配上黑色丝锦袴很俏皮。
吃罢晚饭，暮色里她们终于回来了！她和弟弟被老妈子收拾停当带进了楼下的客厅。这是一别四年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张爱玲在《雷峰塔》里这样写着她眼中的母亲与姑姑：两个女人都是淡褐色的连衫裙，一深一浅。当时的时装时兴拖一片挂一片，虽然像泥土色的破布，两人坐在直背椅上，仍像是漂亮的客人，随时会告辞，拎起满地的行李离开。
原本应当是十分快乐的会面，然而她却快乐不起来，原因是她的母亲才见面就说：“怎么能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黄逸梵说衣服太小了拘住了长不大，又说她的刘海太长了，会萋住眉毛，要何干把她的刘海剪短。
黄逸梵总是这样，面对孩子总有一肚子的话，教育课听得人头昏脑胀。但，中国的父母又有哪个不是这样呢？
爱美的张爱玲对此很有意见，认为短短的刘海显得傻相——这还不算什么，最气人的还是她对那身衣服的批评，因为那是她最喜欢的而且也是最拿得出手的衣服。凭什么？
这种委屈和赌气，很有点像一个满心期待得到夸奖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拿着自己的画作，满以为大人一定给个响亮的吻和一连串的“真棒“，哪知却是劈头盖脸的批评与训斥——其实这原不过是黄逸梵的个性，后来的张爱玲跟黄逸梵在一起的时候，总怕行差踏错，就此引来一顿无端说教，即便是写信给她也从不多说生活的细节，只一味说些”套话“——套话是最无错误的话，然而，也是最令人沮丧的话，因为充满了距离和揣测。
这样让人神伤的母女关系，想来不仅让张爱玲头痛，只怕更为寒心的还是黄逸梵这个做母亲的人。
姑姑觉得才见面就这样批评不太好，于是便转了个话题，大赞弟弟小魁长得漂亮。姑姑总是这样，一直充当她与父母的粘合剂。可黄逸梵却并不买账，接过嘴就说：“太瘦了——男人漂亮有什么用？“
若张爱玲能够体谅她母亲个性上的不讨喜处，也许会发现黄逸梵未必是不喜欢她。黄逸梵喜欢什么都自己做主，看着不符合自己意的便要一番理论，就像这个带给张爱玲“朱红的快乐“的石库门房子，她也不满意，皱皱眉说这样的屋子怎能住人呢？
张志沂赶紧说他早知道她必须亲自挑了房子，这不过是暂时居所罢了，回头她喜欢哪里就搬到哪里。说这话的时候，这个男人对她有着怎样的包容与爱呵！
老妈子陪着她们说说坐坐了一会儿以后，天越发晚了，黄逸梵倦了，问了句何干是否准备好了床褥，然后拉着当时只有八岁的张爱玲说：“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我这次回来，只是答应你二叔回来替他管家“。
“二叔”就是她的父亲张志沂。
母亲算是回来了，这个家又像个能够正常运转的机器，从前缺了她这个重要人物，虽然平静而快乐，却总有股莽汉乱碰的兴奋，到底是没多少底气的。
“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姑姑回来后见到他这个样子十分气恼，叫了家里的下人，又请来了舅舅和舅舅家的门警——原本是舅舅请来保护家人的，害怕一时战乱，有人会趁机浑水摸鱼，哪知道人高马大的男人平时没用上什么排场，这会子倒是显出他的作用来了。
张志沂说死了也不肯去，尽管他已经离死不远了，然而还是不愿意踏进医生的门。张茂渊给他请了个法国医生，莫非他心底里认为洋人医好了他是种侮辱不成？
一个发了疯的作“垂死挣扎“的人总会有无穷的力量，几个人捆绑着他才将他送到了法国医生那里。那一刻，说不定他是恨这个妹妹张茂渊的，甚至懊悔让她们回来吧？
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洋人，在对待吗啡这样的“病症“洋医生确实很有一套，住了一段时间院，他活着回来了，完好如初。
“不久我就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我父亲痛悔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多么踏实的快乐，触摸得到的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