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根据其分布的位置和建设时间不同，有老城区社区和新城区社区之分。目前，我国的社区建设已经全面展开。一方面，其发展速度很快，另一方面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愈发凸显，制约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亟待解决。这些问题，在城市的老城区表现得更为突出。通过对苏州老城区社区发展的研究可以看出城市的老城区社区存在以下变化和问题。
一、社区成员构成成分变化显著
苏州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开放型经济已成为苏州经济发展中的鲜明特征和最大“亮点”。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异质性，逐渐使苏州呈现出“移民化城市”的特征。目前，苏州市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三个增多”的现象，即外国人增多、外地人增多、社会人增多。
苏州2002年至2007年全年流动人口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为28.7%，目前流动人口已经与常住人口基本持平。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苏州市流动人口有所减少，但直至2009年10月仍保持高位，达到585万人，居江苏省之首。同时，2009年上半年登记的流动人口中，暂住时间不到1年的占85%，这种城市人口的异质性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苏州城市的社区建设，对社区服务领域的拓展和社区服务水平的提高提出了新的特殊要求。
在苏州的外国人也在逐年增加，近年来，每年苏州入境就业人数增幅都在20%左右。其中，每10个来江苏的境外人员中，就有7个是来苏州就业的。在苏州入境就业人数数量排在全国大中城市第4位。最新统计显示，至2009年9月，苏州实有入境就业人员已超过3.2万人。居住在苏州的外国人对社区服务要求的层次是相当高的。他们需要环境的优美、居住条件的舒适、服务的及时便利和生命的安全保障等。
大量来苏州的外来务工人员尽管对社区服务的要求层次较低，但给社区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在苏州创业和发展的“白领”则对苏州社区建设提出了与自己身份相符合的较高要求。
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在扩大开放的现实条件下，各类社会群体层次差异及其分化重构，对苏州城市社区服务需求也必将提出多样化、多层性的客观要求。苏州城市的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必须适应这一客观要求。老城区里的社区一般形成时间较长，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由于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社区居民通过单位分配住房，共处于同一个社区，因而多数居民的居住条件差别不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社区成员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部分社会群体在收入提高后，迁入城市优越的地段，选择比较高档的社区居住，像苏州居民就以在工业园区居住作为社会地位提升的表现；部分中低收入的社会群体，受经济能力限制无法改善个人住房条件，继续居住在原来的社区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居住水平与城市总居住水平的提高比较相对下降；由于苏州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使得城市人口中移民比重增大，这些新苏州人中部分是有技术、高学历的高层次人员，他们大都会自己购房，一般说来不会购买老城区内的住宅；另外一部分外来人员就是数量庞大的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大都在城乡结合部或老城区租房而居。这些城市移民大都文化程度不高，生活习惯较差。所以，苏州城区社区就成员的构成来看，存在着中低收入人口及暂住人口和无传统单位归属的人员增多的现象，并且不同的人群在社区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就这些利益关系的结构来看，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如社区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社区居民与社区单位的矛盾以及社区居民与政府管理部门的矛盾，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人群也是老城区社区管理的难点。
二、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凸现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2009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与上年度相比，老年人口净增725万，增长了0.5个百分点。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从2021年到2050年我国将加速老龄化阶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中国人口中将有1/3达到60岁或者更大，与之相比，美国是26%。预计那时中国的4.38亿老年公民将超过美国的人口总数。人口专家指出，中国人口问题解决的机遇期是1990年—2032年，共42年的时间。照此算来，目前已经过了20年，还有22年时间。而发达国家机遇期一般在80年左右，因此，对于中国，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尤为严重，需要认真对待，加以解决。“银发浪潮”正在给社会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苏州也不例外。目前60岁以上老龄人数正以每年4.5万—5万的数字在增加。2010年，苏州60岁以上老龄人已经超过了126万。老龄化在老城区表现得更加突出。沧浪区是苏州的中心城区，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64377人，占全区总人数近20%。目前老城区社区居民中较多的成员就是老年人。他们一般都有退休金，生活基本无忧，过去和子女一起居住在当时令人羡慕的老城区，以后子女陆续迁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仍然留在原来的社区居住，所以，老城区社区总体上就成为老年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且以“空巢”的老两口家庭为多。
与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相反，中国的工作年龄段人口将在几年内开始减少。由更少的工作者来支持一个需要关怀的老龄化社会，中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相同的人口统计学上的挤压问题，不同之处在于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转变过程，而中国还没准备好如何应对并为此筹措资金。在目前全球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的76个国家中，我国的人均GDP倒数第四，应对老龄社会各种挑战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基础还比较薄弱。“问题是老龄化浪潮来袭时中国仍然相对贫穷”，华盛顿智库战略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理查德·杰克逊说，“中国可能是第一个在变富前就先变老的大国。”挑战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是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老年人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老龄化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的经济保障问题，它是老龄问题的核心内容。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所带来的养老保障方面的问题，包括老年人的退休金、医疗费用、服务费用开支，将随着老年人的急剧增加而迅猛增长。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步伐加快，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人口流动和迁移加速，促使大家庭结构向小家庭转变，社会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以家庭为核心的养老传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日益削弱，家庭养老模式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老龄者人均消费额随着衰老而减少，对住宅建筑以及电视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减少，这就又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对增加储蓄也会产生相当的减退效果，这主要是由养老金制度的推广引起的。由于有退休金或社会保险津贴供给老年人养老的生活费用，导致个人不储蓄或减少储蓄，使储蓄率下降。从长期趋势来看，由于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总储蓄水平的降低。根据经济学理论，储蓄等于投资，储蓄减少等于投资减少，从而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李仲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人民日报》，2004年11月16日。]
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我国传统的大家庭观念日益淡化，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在我国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的情况下，老年人更多地依靠着子女。而现在如果两代都是独生子女，形成4∶2∶1格局，家庭养老成为倒金字塔，子女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负担必然加重，最终很难对老人照顾周到，社会上也会出现重小轻老、淡漠老年人、远离老年人的现象。根据调查，现在约有40%的老人与子女分居，在“未富先老”和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包括经济来源及生活照料服务），正在由家庭问题转变为重大社会问题。对居住在老城区社区中的老年人来说，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乐于参加社区的活动，并经常对社区工作提出建议，可以说是社区工作中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年龄偏大，无形中也增加了社区工作的风险成本。
三、社区邻里关系逐渐淡化
邻里关系的逐渐淡化其实是当前全社会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淡漠的一种表现形式。社区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社区邻里关系的淡化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有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调查者对“远亲不如近邻”存在异议，他们跟邻居的交往多止于点头微笑，遇到困难时只有不到两成的人会寻求邻居协助，超过六成以上不知道邻居的姓名和职业；83.9%的人几乎从没参加过社区聚会。20—29岁的未婚者是社区中最冷漠的族群，也最不了解邻里资讯。调查表明，人们在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求助对象多是亲属、朋友或单位，而非邻居。这和社区居民变化有关，过去受居住条件限制，邻居相互之间非常熟悉，这样形成的社区属于“熟人社会”便于交流沟通。正因为如此，才有“金相邻银亲眷”之说。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社会地位的不断变化，原有的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被打破了。社会条件的变化导致了传统邻里关系发生变化。现代社区多数是由不同单位、不同职业、不同兴趣爱好和不同收入水平的业主组成的一种多元化的新型社区，由于互不相熟，社区也成为“生人社会”，不便于交流沟通。
当前城市社区邻里关系较为淡漠，空间的封闭性太强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各种专门的服务机构相继建立和逐步成熟运转，传统的互助性的邻里关系在无形中被取代了。在“陌生人社会”，人们随时都可以从社会上得到各种服务，相应地在不自觉中对人的依赖性也在减弱，这是邻居关系淡化的最直接的经济原因。伴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被极大地拓宽，沟通方式也有了极大地改变，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交往多元化的趋势十分明显。邻里之间直接面对面的沟通和互动已不再成为生活的必须了。以前人们的交往是以地缘和血缘为主的，而现在的交往变成了主要是业缘为纽带。地域因素不再成为人们社会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工作的关系使得居民们交往减少，造成人际关系淡漠，而商品化社会使得人与人之间交往更具理性，相应地邻里关系也越来越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之激烈的社会竞争使得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心理负担加重。为了获得社会认可，实现自身价值，人们大部分时间都被紧张的工作或学习所占据。这样就挤掉了许多交流沟通的时间，因此邻里之间的关系淡化成为必然。
在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的阶段，人们对工作性质及工作环境重视的程度前所未有，更换工作的频率较之以前更为频繁，常常在城市之间或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区域之间进行迁移。人们为了减少上下班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也需要更换住所。当然，其中也有部分人是由于收入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改变而产生变换住所的愿望的。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对很多人来说就成了只是居住的一个地方而已。社会流动性的加强，也使邻里关系更得不到巩固。这些都不利于建立长期的稳定的邻里关系，也不利于创造和谐的社区居住环境。所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型的邻里关系将不是单纯的邻里关系，邻里的交往将会带有功利性质，这将会影响到情感的交流，而守望相助的这种在非典时期才有的特殊的理想状态只能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理想的目标。邻里之间交往日趋表面化、形式化的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