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对淞沪会战败因的反思

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军队之间的首次主力会战，交战双方总共投入近百万兵力，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激战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抗战八年中规模最大、时间最持久的战役之一，震惊世界。　　纵观淞沪会战中，参战日军无论在兵员、武器，以及战斗力都是远远超越中国军队的，惟独那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的精神为中国军队军所独有。此役中国国力和军力虽不如日本，但军民拚死杀敌，终以25万人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9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粉碎了日本3个月之内灭亡中国的迷梦。并为上海和长江下游工厂与物资内迁赢得了时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也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当时英国特派驻上海军事观察家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写道，淞沪会战足以证明两点：1.中国已下决心为他的独立而战，而且中国军队确有作战的能力；2.日本军队自日俄战争后被世人认为是可怕的军队，这次经中国一打，降到了第三等国的地位。中国军队此次抗战英勇坚毅，使世人刮目相看，恢复了自己的荣誉。　　不管这是否为溢美之词，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淞沪会战最终失败了，中国不仅兵员损失巨大，还丢失了上海和苏杭等城市及江浙一带的富饶土地，民众百姓流离失所，至于物资财产的损失更是无法统计。回顾这场战争，痛定思痛，很多经验教训值得仔细总结和铭记。　　导致淞沪会战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略指导思想上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不能立足于独立自主，把战略战役的最大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强的干预上，企图借助别人的力量“以战求和”，立足点即根本错误。蒋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把华东和上海作为决战地，主动出击，其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就是认为上海不仅为中国最大都市，而且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乃“中外观瞻所系”，“国际观感”十分重要，上海开战必引发西方列强的干预。因此决定“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在蒋看来，以淞沪会战牵连各国在沪利益，促使美、英、苏等大国或国际组织干涉调停，即可达到总体解决中日争端问题，达到保障现有主权和行政领土完整的“和平”目的。蒋介石在淞沪会战初期答记者问时说：现在“所从事的战争，不仅是中国自己的战争，而应是一切委托其生命于条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国家的战争，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有广大的商业利益，而目下利益正在被破坏，代表正在被驱逐的国家的战争。”上海是国际贸易港，“海口的破坏于任何国家无益”。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并且认为美、英、苏等大国“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因此，“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火拼一番，不特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然而蒋忘了，任何帝国主义都是利己主义者，他们绝不会为中国人民牺牲自己的利益，只会把中国的利益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随时准备出卖。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哪次不是如此呢？指望西方列强全心全意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无异与虎谋皮。　　即使是对于真正的朋友，也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须知，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战略利益，都是从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决策问题的，谁也不会为了别人而引火烧身。公理正义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中有不同的内容，每个国家民族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理解和解释公理和正义的。对朋友，即使是真正的朋友，也不能指望过多，更不能把本国军队人民的命运之“宝”押在别人的身上。以别人的好恶来确定或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世界上只有自己能够救自己，别人总不能代替自己，别人总是靠不住的，依靠别人也是注定要吃亏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思想是光耀千秋、颠扑不破的。　　对“友”尚且如此，更何况敌乎？对敌人、对手就更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不能存侥幸心理了。淞沪会战蒋介石之所以在对日指挥上处处被动，死抱住“以战求和”思想不放是一个根本原因。之所以产生如此重大的认识偏差，根本原因是对日本军阀的野心之狂、胃口之大认识不足。实际上，日本不仅早已不把南京政府当作亲善对象，而且是要吞并全中国。不仅要吞并全中国，还要从英、美手中夺占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胃口大得惊人，野心膨胀到超乎想像的地步。　　正因为对日本野心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才发生了日本定下了攻占南京，沿长江把中国拦腰斩断的战略规划之后，蒋介石仍试图用一次战役反击来迫使日本讲和的可笑事情，甚至直到日军已在杭州湾登陆，还作出是一股小分队、不超过1个半旅团这种可笑的判断。种种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一厢情愿，其根源盖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野心的幻想。经验证明对自己的主要对手和敌人，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敌人总是得寸进尺的实力主义者，只有丢掉幻想，思路才能打开，思想才能解放，也才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二、战略战术方针上　　除了淞沪会战初期中国军队主动实行攻势作战外，从整个战争全盘来看，中国军队一直处于被动防守地位，在战役中的各主要作战阶段，亦多取守势。在敌强我弱时消极防御，单纯与敌人拼消耗，打阵地战，只能是死路一条。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所采取的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以70万大军的血肉之躯构筑阻挡侵略洪水的堤坝的作战指导是非常愚蠢的。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沪、宁、杭三角地带犹如一只巨大的乌龟，龟头是上海，龟脚是杭州和江阴，上海地区实际上是夹在杭州湾与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半岛，而龟尾即是南京，龟背，则是一片河网的太湖流域。　　在没有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条件下，把70余万大军投人这样一个地域狭窄、水网密布、沼泽遍地的半岛地区只能是被动挨打，没有迥旋余地，正好适应了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决、聚而歼之的战略计划。淞沪战场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地面工事构筑不易，给防御作战增加了难度。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数十万大军，既未作纵深梯次配置，又未实施战役机动，加之一线部队过分靠近海岸及江岸，长时期遭受日军舰炮袭击，徒然增加了兵员伤亡。8月23日以后，中国各部队即被日军紧紧咬住无法脱身，往往为一城一地之得失，浴血相拼，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极大限制，无力改变战场局势。仅有的一次主动进击，还因组织指挥不力而失利，此后再未能有任何转机。　　而在整个会战中，蒋介石采取逐次添油的战术，只有战役战斗的反击而没有战略上的进攻，战斗多采取短促突击的方式进行，如此呆板的战略战术指导，中国军队怎么能不处处被动，处处受制于人呢？而失去了主动权的消极防御的军队，又怎么能不失败呢？中国军队在战役战斗中的某些主动终究弥补不了蒋介石在战略指导上的消极被动，因而必然导致失败。　　三、战役指挥上　　淞沪会战蒋介石和中国统帅部指挥上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对侧背的战略要地杭州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蒋介石在会战初期，曾经设想过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包抄中国军队战线的背后可能，因此在沿岸建有简单的防御工事，以及留有部队监视。但是后来由于会战越打越激烈，因此将防守杭州湾的部队陆续抽调，支援淞沪，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都认为，日军也已经全力投入上海正面作战，不会有兵力再投入登陆杭州湾。等到日军真的登陆金山卫，蒋又惊惶失措，迟迟不愿作出撤兵决定，直到4天后面临全线崩溃、全军覆没的时候，蒋才下令在上海作战的部队，进行全面的撤退。撤退失机，仓皇下令最终造成兵溃如山倒的不光彩局面。　　蒋和其统帅班子所犯的另一大指挥错误是，在淞沪会战长达3个月之久的期间，竟然没有派少量部队，或是参谋督导人员，认真实际地检视长江三角洲的国防工事，进行作战之前必要的整理与准备，以及整体防御的规划。结果等到中国军队从上海地区溃退到防线之后，才发现无法顺利地进入阵地应战，也没有任何的支援与接应，部队根本无法使用这些国防线作战，结果几百万元投资的所谓“东方马其诺”防线，变成了纸糊的防线，被日军不费吹灰之力突破了。上海失守，南京遭殃，国门就这样门户大开。　　假如蒋介石能够在10月中旬，开始有计划的将参战部队，逐步的退出上海市区，把阵地的纵深拉开到苏州河南岸，并且将增援的桂军主力部队，负责接应前线有计划退出战线的部队，这样中国的部队能够带着完好的装备，开始部署在事先建好的国防线上，并且动员地方政府与民众，开始打扫整理防御工事、补充粮食、饮水以及燃料，后续增援的部队也尽量留在京沪与京杭地区，成为防御作战的预备队，这样将淞沪会战拉开成为京沪会战，那么日军的进攻恐怕就会遭到更大的麻烦与更多的损失了。　　四、武器装备上　　武器装备落后是淞沪会战乃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其他战役中国军队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第一阶段想攻攻不上，第二阶段想守守不住，第三阶段想反击反不了，想撤出撤不了，缺乏重型火炮、炸弹等等是重要原因。反观日军，武器装备占据绝对优势。飞机、重炮、军舰、坦克，从陆地到海上和天空，全方位立体作战，中国军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日军军舰上的舰炮，有的口径超过400毫米，射程超过10公里，威猛的炮火常常打得中国军队抬不起头来，所及之处血肉横飞，一倒一大片。而中国军队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山炮，最大口径也不过75毫米，射程仅仅几公里，与日军舰炮根本无法相比。中国军队往往集中1个连的山炮轰击日舰，但是无法穿透厚重的甲板，只能在军舰上留下一片火光和一点斑痕。中国炮兵对敌据点和阵地轰击时，即遭日军重炮还击，甚至常常不等架设完毕，日军炮火就前来压制，弄得中国炮兵只好在自己的土地上东躲西藏，狼狈不堪。好不容易放出去的炸弹，不是没命中目标，就是根本不顶事，因为威力太小，而敌工事又多坚固。再说坦克，中国士兵就几乎从来没见过，在战场上乍一看到这种“轰隆隆”的陆地怪物，不由心里发毛，不怕死的上去可以用手榴弹与之同归于尽，而多数还没冲到跟前即被射倒，面对日军坦克，中国军队只有义愤填膺却束手无策。　　由于飞机很少中国丧失了制空权。由于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我们没有制海权，而敌人则来去自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在什么地方打就在什么地方打。中国军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眼睁睁挨打挨炸而无可奈何，这样的仗，焉有不败之理？　　五、战术观念和战斗素质上　　中国军队普遍战术观念陈旧落后，战斗素质和军事训练差。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仍然抱着以往国内战争的老一套战法同日军作战。军官和士兵不知如何打敌机，打坦克，打要塞地堡也不善于隐蔽自己，不懂得如何疏散和伪装，只是一味地强调勇敢、不怕死，精神万能，徒恃血气之勇。广西参战部队从后方来到前线，看到日军飞机过来扔炸弹硬是不肯隐蔽或卧倒，甚有直挺挺站立原地仰指飞机大骂者，很多人还没正式走上战场就先枉送了性命。　　由于中国军队训练实践少，经费可怜，因而每连最多只能出一两个特等射手。平时训练的最大限额是15发子弹，战时也只发20发子弹，平时训练只能靠放空枪进行空练，这样有错误也很难得到及时修正。特等射手也只能靠天赋条件加上吃点“偏饭”。这还只限于中央军或者其他比较正规的部队，而一些杂牌军和后期陆续增援而来的军队中，不少是刚征来的新兵，甚至连枪都不会放。而日本军队几乎是靠子弹“喂大”的，日军步兵的《步兵操典》规定：新兵入伍以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训练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每年用于训练的步兵子弹则是1800发。在这种严格要求和训练条件下，日军尽出优秀射手，通常每个中队（连）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英国军事评论员给出日本军队军事素质的评价是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　　无论军事技术、训练水平还是纪律性及吃苦耐劳方面，中国士兵都远远不如日本兵。因而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土地上依托自己的城市和人民，却付出了比敌人多一倍乃至两倍三倍的代价，也就不足为怪了。　　六、国防动员和军队指挥体制上　　中国的国防动员体制、平战转化体制、军事指挥体制相对于日本方面，差了很大一截。当时日本有17个常设师团，平时每个师团的兵力11000多人，战时扩编成特设师团，人员扩充为24000至28000多人，即由现役的38万人扩编为74万人。除了预备役兵外，日本的兵役制还有后备役兵88万人和补充兵役240多万人，各种兵役人员合计有448万多人。而当时的中国，只有203万现役兵，预备兵役和后备兵役一无所有。因此，中日两军在接战一回合之后，中国部队后续的战力会大幅减低，但是日军却得以在迅速整补之后，仍可以于第二回合中保持相当的水准。　　日军不仅兵力补充系统完备，后勤支援系统和机械化水平之高也是中国军队望尘莫及，日军4次增援，平均时间不到10天，最远的甚至调动的是遥远的西北雁门关部队，从停止进攻，转进千里登舰，再航行到上海战区集结，平均不到10天，在这方面充分显示了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军队必须是机械化的，有了机械化，一支军队可以当多支军队用。精壮的士兵只有插上机械化的翅膀，方能振翅高飞。反观中国军队，穿草鞋，徒步走，乘车还经常受到日机袭击，徒增伤亡。杨森的第20军9月1日奉令开赴淞沪战场，从贵州出发全凭两条腿，一直走到湖南辰溪方才乘船，从长沙坐火车运到前线已是10月8日，足足用了37天！　　国民党军指挥序列杂乱，机构膨胀，叠床架屋，职责不明。战区下辖集团军、师、旅、团，后又增设军，9月中旬以后又设置军团。一些军往往只辖1个师，军长亦即师长。命令、指示及报告，层层递转，费时费力，于作战有损无益。后期撤退指挥系统几乎瘫痪，部队如同无头苍蝇，混乱无序。　　七、情报侦察上　　中国军队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信息不灵，敌情不明，侦察和情报手段极端落后。国民党的特工一贯重内不重外，把精力都放在整垮共产党和所谓“捣乱分子”上面，战事一起，仓促收集，当然找不到什么东西。淞沪会战爆发前后，由于内奸告密，日特猖獗，最高军事机密多次被泄，蒋介石多次险遭毒手。最离谱的是日本谍特黄浚长期潜伏钻进最高指挥机构内部，担任行政院机要秘书，盗取大量机密情报，而很长一段时间国民党的特务机构竟然浑然不知。中国的无线电通讯也十分落后，有事只能电话传送，或人工传送，中国的飞机没有报收发话手段，更没有空中侦察。中国在敌人内部没有情报来源。而日本在中国内部的间谍敌特却异常活跃，打信号、收情报、放烟火，引导敌机轰炸、大炮射击、军队进攻。日本人对中国沿海、城镇、乡村情况了如指掌，有的比中国当局自己还了解得详尽清楚。“九。一八”事变前，陆军大学聘请的一个日本战术教官酒后曾吐真言说：“中国的金山卫、大鹏湾、还有广西的北海，都是登陆的好地方。”中国方面之后多次派人去金山卫考察和野外战术训练，得出的结论却是：金山卫水浅，船只靠岸困难，不适合登陆。然而最后日军偏偏选择从这里登陆，一举包抄中国军队侧后，赢得战争的胜利。敌人耳聪目明，我方几乎是瞎子、聋子，只能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怎能不陷入灭顶之灾呢？　　八、内部团结上　　派系斗争、任人惟亲是国民党军队中一贯存在的痼疾，淞沪会战最后失败也不能说与此完全无关。冯玉祥、张治中空有抗战激情，任用而不被信用，中途换将。第18军罗卓英部由第9集团军转隶第15集团军陈诚手下，第9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竟然未接通知。顾（祝同）、陈、罗、胡（宗南），凡受信用之将，莫不蒋之心腹，张治中因非蒋嫡系，而对手下中央军调不动，也指挥不动，乃至含辱受屈，愤而辞职。蒋介石惯于越过前线指挥官指挥作战，乃至后来地方军发动反击，而中央军隔岸观火，坐等失败。如此等等，加剧了中国军队的被动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