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是中国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奴隶制生产关系比起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奴隶制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进行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通过广大奴隶的辛勤劳动，商代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和光辉灿烂的文化。
农业是商代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是商代经济、文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商代的生产能力无疑比新石器时代的水平高。然而以农具而言，商代并无多少青铜农具供农业生产使用，出土的农具绝大多数仍是石、蚌、骨器，最多的是磨光的扁平石铲、蚌铲和骨铲。殷墟窖穴土壁上，有不少木耒的痕迹，均为双齿。这种耒，早在龙山文化即见使用，而到战国两汉仍见于文献，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起土工具。收割工具则有石镰、蚌镰，镰上则安装有木柄。所以商代生产能力的提高，似乎与生产工具没有太大关系，生产能力的提高可能是由于商代在人力的组织与运用方面，比前代较有效率。商代农耕技术不高，田地不能连续使用而不失地力。井田制下奴隶们的集体协作劳动才是丰收的秘诀所在。商代农产品不仅能满足食用的需要，还有大量盈余。商代酿酒业的兴盛，从侧面反映了农业的兴盛。商代的作物，如以“禾”部的卜辞文字计算，为数不少。不过，经常出现而且辨识无疑的作物名称，也不外黍、稷、来（大麦）、麦、（野生旱稻）几类。黍、稷是华北作物的正系，则是南方开始栽培的作物，商代农业无疑是一个南北交流的结果。而且商代农业卜辞中有粪、尿之词，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用肥的证据，这是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此说现在也有疑义，商代是否已经掌握了施肥的方法，尚待进一步考证。
商代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林、牧、副、渔、猎各业都获得了相应地发展。青铜工具的应用，为林木采伐提供了有利条件。商代还出现了人工栽培林木的行业。栽桑植麻是商代重要的副业产品来源，丝织品和麻布都有考古发现证实。商人素来有从事畜牧业的传统，随着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六畜俱全，而且数量惊人。大牲畜的增加，使得畜力的使用成为可能，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商代已经有了牛耕。不过畜牧业主要还是作为食用和祭祀的。商人特别重视祭祀活动，需要大量的牲畜用于祭祀，这从甲骨卜辞和出土墓葬中大量的兽骨中可以得到印证。
农业、畜牧业的繁荣，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在商代手工业里，青铜铸造业无疑是商代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当时的青铜，大多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正因如此，青铜铸造业在有商一代都是一种官府手工业。到商代后期，殷都中集中了当时全国大多数铜器作坊，成为青铜铸造业的中心。在生产规模、产品种类和数量上，都大大增加。1939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重达875千克，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对于当时的平民百姓而言，青铜器几乎是远不可及的，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多是陶器。另外，骨、角、牙器用具的需要也推动了相应手工业的发展。制玉、漆木业以及纺织等也有所发展。
商代的甲骨文是当时实际使用的文字。从文字的构造来看，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和转注等汉字构造的基本形式在其中都已具备。甲骨文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商代的经济、文化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