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两朝在行政区划中都有“五京”建制。金朝“五京”是在辽朝五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辽朝五京的建制深受渤海国“五京”的影响。而渤海“五京”建制是受汉文化影响和宪章唐制的结果。
五方（东、南、西、北、中）的观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战国、两汉以来，就以五方设置地方上的行政区划。如战国时齐国有五都（可能是临淄、平陆、阿、即墨、莒）之置，汉时有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三国时魏有五都（长安、许昌、谯、邺、洛阳）之设。汉、魏之际，在东、北各族地区又往往有五部都尉的建制等等。
具体到“五京”上，唐以前未见史载。直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唐廷才改“东都（洛阳）、北都（太原）皆为京”，连同原有的京城西京（长安，也称京兆府）才有了三京的建制。至肃宗至德二年（757）十二月，又“以蜀郡（成都）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长安）为中京”，再加上原有的东京和北京，恰合“五京”之数。其后至宝应元年（762），又“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风翔府为西都，江陵府为南都，太原府为北都”，尽管南都（南京）的地点发生了变化，但仍符合“五京”、“五都”的建制。
而渤海国自公元713年大祚荣接受唐玄宗的册封、“遣子入侍”、“每岁遣使朝贡”时起，双方关系不断发展和密切，以至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局面。史称渤海王国同内地一样通用汉字，封建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中的统治思想。这一切都为其引进和吸收中原文明和唐廷制度，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渤海王廷感到需要对其广大领地加强有效控制之时，中原地区行之已久、对维护国家统一确有实效的地方管理体制，即在郡县制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京、府、州、县行政建制，就成为了其所必然采用的现成模式。先是在境内各地陆续建置了州、县以及府之类的机构，当唐朝出现了五京制度之后，又将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引入进来。所以，渤海的五京是仿制唐制的结果。
关于渤海五京设置的时间，有部分学者认为渤海实行五京制是在渤海文王大钦茂时期，时间当在公元762年唐朝进封他为渤海国王之后。有的学者则把渤海五京及州府名称整齐厘定的年代推归在渤海十一世王大仁秀（819～830在位）之时。
较其二说，似前者更为可信。一方面是到大钦茂时期国力相当强大，疆域也大为扩展，而且还显然在安史之乱后乘机进行了领土扩张，客观上产生了厘定地方管理体制、建置地方行政区划的要求；另一方面，大钦茂作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又审时度势，偃武修文，调整了统治的政策，改善了同唐朝的关系，在不断派遣王室子弟朝唐、进贡和宿卫的同时，千方百计吸取中原地区的封建文明，为包括五京制在内的京、府、州、县制度的引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唐于公元762年进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使其在本国臣民中的地位和声望得到进一步提高。随着地位的升高，他首先称王城为京，继而取法唐制，逐渐建立五京制。
渤海国的五京建制，《新唐书·渤海传》有如下记载：“（渤海）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领龙、湖、渤三州。其南为中京，曰显德府，领庐、显、铁、汤、荣、兴六州。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领庆、盐、穆、贺四州。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领沃、睛、椒三州。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渌府，领神、桓、丰、正四州……”
渤海京、府、州等地方区划的建置是“习识”唐制及中原地区“古今”制度之结果。而当渤海国于公元925年为契丹征服之后，五京的传统又影响了辽朝。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正式建立了辽朝，两年后，阿保机令汉人康默记等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之地修建都城，定名为“皇都”，这就是辽朝最早的京城。公元919年，阿保机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又修补了辽阳旧城，改称“东平郡”，让汉人和渤海人住进去，以争取汉人和渤海人的支持。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于公元928年将东丹国民迁入东平郡，又改称为“南京”。辽代始称“京”在渤海归附之后，可旁证受渤海建制的影响。公元936年，耶律德光帮助石敬瑭夺得帝位，立他为后晋儿皇帝。石敬瑭为了报答耶律德光的“大恩”，便按原来讲定的条件，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耶律德光为了适应统治区域不断扩大的需要，于公元938年，对京城建制重新做了调整，把“皇都”更名为“上京临潢府”，升幽州（今北京）为“南京幽都府”，改原来的南京（今辽宁辽阳）为“东京辽阳府”。正式建立了上、南、东“三京”。1007年，为适应辽宋交往的需要，在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西大明城之地，修建京城，定名为“中京大定府”，以接待各国使臣等。同时改南京幽都府为“南京析津府”。辽兴宗于1044年又升石敬瑭所献云州（今山西大同）为“西京大同府”。至此，辽代“五京”之制最后确立。辽代“五京”是辽朝的五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辽初以上京为首都，辽圣宗时虽未明确迁都，但实际上政治中心已转移至中京，辽后期又转移至南京，上京仅成为名誉上的首都。辽代的五京建制对金代产生了重大影响。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建立政权，攻占辽代“五京”之地以后，仍沿袭其号。1123年阿骨打按宋金“海上之盟”的约定，将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等地移交北宋，同时升平州（今河北卢龙）为南京，以补五京之数。金太宗吴乞买发动攻宋战争，复取燕京（今北京），仍称南京，同时削去平州的南京之号，仍为“五京”。金熙宗于1138年以其兴起之地（今黑龙江阿城东南白城）为“上京会宁府”；改原来辽上京临潢府为“北京”，实际上已建“六京”。海陵王完颜亮即位后，削去“北京”之号，只称临潢府，复变为“五京”。1153年，完颜亮迁都于燕京，对京城建制重新做了调整，削去上京之号，只称会宁府，改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为“中都大兴府”，即为中京；改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西大明城）为“北京大定府”，改原来北宋的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为“南京开封府”；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仍沿袭不变，重新确立了金代的五京建制，以后各个皇帝基本沿袭不改。金代“五京”也是金朝的五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金初以上京为都城，完颜亮迁都中都以后，中都成为金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中都即今之北京，此后一直成为各个朝代的首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