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在红区采访了四个月，深入到了宁夏南部地区，这里是中国红军与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也就是在这里，斯诺实现了与中国红军亲密接触的愿望，切身的感受了中国红军的生存生活状况，了解了他们的理想、信念，获取了有关中国红军的第一手资料。之后，他冒着炮火，由红区到达西安，又从西安辗转回到北平，把这些宝贵的资料整理汇编成书，即《红星照耀中国》，在这本书中有近四分之一的篇章写的就是在宁夏——红军战斗的最前沿的生活。虽然他的这本书写的是中国西北角——这片封闭、荒凉、贫瘠的土地上的红色革命，但是此时，期诺已经意识到这颗红星必将照耀整个中国，乃至对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四个月的红区之行，使斯诺无论在视角上还是在心灵上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对中国的红色革命、中国共产党，她的领导人，红色革命战士、当地朴实的农民等都产生了一种真势而热烈的情感，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华民族、对处在革命与战争包围中的中国，有了更为理性和正确的认识。他被这个善良、淳朴、坚毅、勇敢的民族所吸引，而这种中国情结也深深的影响了他的一生，斯诺几乎用了他后半生全部的精力，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问题作持继性的探索和报道。
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记得满满的几大本采访笔记和三十多卷胶卷，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闭门谢客，辛勤耕耘，想尽快完成书稿带到国外发表。可是，在外界国民党却散布他已被红军枪决的谣言，而美联社又转发了这一消息。斯诺得知后非常愤怒，决定一定要揭穿国民党的谎言，告诉全社会事实的真相。11月9日，斯诺突然出现在北京美国大使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向各国各报的记者们讲述了自己在红军苏区的所见所闻，展示了他在苏区拍摄的大量关于红军的照片，为一举动成为轰动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从这一天开始，斯诺白天忙于报告自己的苏区之行，晚上则在打字机前撰写着一篇篇通迅稿。分别在《密勒氏评论报》、《每日先驱报》、《星期六晚邮报》等报纸上陆续发表了他在中国红军苏区的见闻。第二年，美国《生活》画报第一次发表了斯诺在中国陕甘宁苏区拍摄的75张照片。斯诺的这些富有激情的演讲、真实的报道和照片，粉碎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对共产党苏区的新闻封锁，向世界真实地报到了中国红军的生存生活状况，也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红军倒底是一支怎样的队伍，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为劳苦大众谋幸福而奋斗的。
1937年7月，斯诺终于完成了采访的书稿，他为这本书稿初拟了《红军访问记》、《陕北的数日》、《红军在中国西北》和《红星在中国》等几个书名，还在家宴上请他的朋友们从其中选一个最佳书名，大家都赞成选用《红星在中国》。同年10月，英国的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由于翻译过程中的失误，把书名印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但恰是这个失误却让斯诺拍案叫绝，他觉得这个书名是再恰当不过了。《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就引起了轰动，在伦敦连续印刷了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后来在美国的兰登出版社翻印后，成为美国有关远东非小说读物中最畅销的书，后又相继被译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一时风靡全球。《红星照耀中国》犹如一扇充满阳光的窗户，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让人们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西北升起的这颗红光灿烂的希望之星，果然在12年后的10月份，即1949年10月照耀在了中国大地上。
这本书在英国刚出版时，在上海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的胡愈之，在斯诺处看到了样书，他连夜看完后喜出望外，这样一部真实报道红军的书，要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从而进一步了解红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征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后，立即请人翻译，1938年2月下旬，《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以“复社”的名义出版，为躲避国民党与日寇检查，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此书立即传遍海内外，人们竞相阅读。红星照耀着中国大地，照耀着广大爱国同胞的心！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报道，刻画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伟大形象，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生活，如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般，是震撼世界的成就。同时，世界著名的记者、作家、评论家、对斯诺的勇敢精神和著作的称颂、赞扬，也使斯诺一跃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
斯诺在序言中强调指出：“这本书绝对不能算做正式的或正流的文献。在这里我所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里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和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翻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他用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如实地向全世界的人民报道了中国的红色革命。中国共产党员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而奋斗不惜的精神，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红色革命是正义的，中国共产党员不是传言中的“赤匪”。今天，我们读《西行漫记》这本书时，仍不由对斯诺产生由衷的敬意，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知的唯一标准吗？斯诺就是这个身体力行的人，他排除万难，力尽艰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应证了这个事实。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斯诺从事新闻工作、写作报告文学，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坦率、尊重客观事实，同谎言作斗争是他的工作准则。他曾申述：“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他又说：“我有权报道我所发现的事实真相。”《西行漫记》是报告文学的杰作，这部作品就是“基于事实材料所写成的。”这部具有新闻报道性的作品以他自己陕北之行的经历为线索，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国工农红军及其英勇奋战的绩业，中国革命领袖及其各自的经历；翔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策略和对时局的主张；作者还以见证人身份，叙述了“西安事变”这一惊人的历史事件，对中国乃至东方的历史发展作了某些正确的预测。《西行漫记》揭示了在中国西北角荒凉贫痔的黄上高原上跃然升起的红星所迸射的光芒，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古老中国发生、发展的现实性、必然性和合理性，戳穿了当时关于“赤匪”的种种无稽之谈。作为西方第一个访问中国苏区的新闻记者，斯诺没有进行空洞宣传，他尊重事实，向全世界客观地符合实际地报告了“红色中国”的真相，他报道了“世界性的头号新闻”，而且他的报告本身也成为震动心弦的重大新闻。报道真实，内容详尽，发表及时是斯诺的作品富有特殊魅力的首要因素。在《西行漫记》中，斯诺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简单的记录员，他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和分析能力洞察到东方事态发展的趋势，预测了中国革命必胜的前景，把握着时代脉膊的跳动，这是令人惊叹的。斯诺是一位勇敢正直的美国人。他具有诚恳谦虚的品德。当《西行漫记》风靡世界各国，赢得崇高声誉时，他却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斯诺说他自己只不过是把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用春水一般清彻的言辞”所作的长篇谈话予以原始记录，而且“并没有把它作文学上的加工”。斯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自己的才华肩负了历史的使命，充当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忠实记录员。他的报告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历史性的、权威性的。这种效果是“事实胜于雄辩”的效果；这种成功是“正确地显示事实”的成功。“新闻是用脚写的”，斯诺用他采写的震动了世界的《西行漫记》，为这句至理名言做了最好的诠释，他被誉为新闻界的“哥伦布”。《西行漫记》一书在许多国家畅销，成为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通俗读物，书中有1/4的篇幅是记述在豫旺地区的采访活动和感受，埃德加·斯诺是最早向世界宣传宁夏的第一个外国人。直到今天，《西行漫记》仍然是中国和世界人民喜爱的一部书，是中美人民友谊永开不败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