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从太宗李世民到玄宗李隆基，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个流光溢彩的时代。当是时，君臣一体，励精图治；社会稳定，民丰物阜；文治武功，睥睨当世，超越前代。文学、宗教、艺术从太宗发端，长盛不衰，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光照千古的巨人。璀璨夺目的盛唐文明，即使在千余年后的今天，仍然让人们仰慕、激动不已。
太宗李世民从贞观元年（627）君临天下，至二十三年（649）去世，是为贞观时期。李世民亲身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了隋炀帝国破身亡的惨剧，也接受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他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史载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民康物阜”，“斗米不过四五钱”，“民物蕃息”，“号称太平”。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后世誉为“贞观之治”。
□安民抚农
太宗即位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乱洗劫的局面，史称“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吸取历史教训，与民休息，劝课农桑。
太宗及其辅臣从历史和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太宗从自己做起，“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太宗厉行节约，提倡俭朴，终其一生不封禅。太宗即位之初，立即“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并告诫自己的大臣说：“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致灭亡。”他少修或不修宫殿，修复洛阳宫殿的工程一再推迟，其他建造也较少，尽量少使力役。此外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直到贞观十八年（644）发兵征高丽以前，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一政策对于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订“庸”法，也就是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便可代替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即不误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当太子的加冠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时，太宗“恐妨农时”，将冠礼“改用十月”农闲季节。太宗还用法律手段来落实不违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征发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依法论处。
另一方面，太宗十分重视
救灾，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贞观元年至三年（627～629），关中、关东发生水、旱、蝗、霜等自然灾害，他当即“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
由于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遂出现了清平世界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用自带粮食，取给于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任人唯贤
太宗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徵，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徵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
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的将领，如那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何力等，都是少数民族。同时，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魏徵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徵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以死刑。
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材。太宗曾经对魏徵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正是由于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相貌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士庶景仰，传为美谈。
□从谏如流
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说：“朕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相当重视。他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魏徵和太宗的关系是贞观朝进谏和纳谏的典范。魏徵先事李密，后又事太子李建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魏徵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徵怀着“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也在所不惜。
而太宗则认为，魏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对于魏徵的谏议多予采纳。魏徵进谏，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的协调和谐局面。魏徵去世时，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为魏徵亲笔撰写碑文。
在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而太宗纳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
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杂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少有错误。
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