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陵县城，东依芝城山，西畔潇（水）湘（江），中间是一个由南而北的狭长地带，在这个狭长地带中间有不少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委就建在一座小山上，专员公署则在山脚下，据说是旧行署所在地。地委和专署进驻以后又修建了几栋砖木结构的平房和两层楼房，算是零陵仅有的新式建筑。办公和住宿都在一起。只有地委和专署的领导同志每人有一间前后隔开的既办公又住宿的房间。此外，他们还有三项“特权”：一是吃小灶，机关为他们专门设了一间小灶食堂，在我的记忆中吃得是很好的；二是每人有一个警卫员，但无专职秘书，警卫员都有一条短枪（快慢机），一条卡宾枪，腰间围着装有子弹的大转带，十分英武；三是每人配有一匹马作为坐骑，后来换上了几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对于这些，当时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那时零陵还处在油灯时代，因此地委特意买了一台柴油机和发电机，请了两位师傅，每天晚上发几个小时的电，解决机关的照明问题。至于取暖，那是没有条件的。
政权初建，百废待兴，政府的财政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所需经费全靠自己筹措。永州所属的江华县是全国有名的木材产区，于是贩卖木材就成了当时筹措经费的主要来源。好在当时只要解决吃喝拉撒睡和极少的办公用品就可以了。因此，还可以勉强应付。
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政权已经建立并得到巩固，“家”大体上也安顿下来，于是南下干部的家属子女问题提上了日程。
对于南下干部中的许多人来说，南下已成现实，早已不是问题，问题是能否留下来，打不打算留下来？许多同志还是不习惯于南方，他们思念自己的亲人，留恋北方的生活，怀念家乡的一草一木，因而始终存在着落叶归根、回归故土的念头，期盼着荣归故里，而不是扎根异乡。特别是在故乡有家小的人，更是这样。然而客观现实与上述同志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们必须留下来，不仅要留下脚印，而且要留下身心。因此，迅速把在北方的家属接过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于是由组织出面，很快就把凡是本人愿意接纳的家属接到了南方。他（她）们与亲人分别已经一年多了，几百个日日夜夜的思念，因重逢而流淌出的热泪，顿时汇成汹涌澎湃的波涛，把他们推向久已渴望的彼岸。
然而，不愿意接纳原配妻子的也大有人在。其主要原因是夫妻感情基础不牢。因为已婚的南下同志大多属于包办婚姻，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假如这些人不投身革命，没有接受新思想，而是躬耕田亩，老死乡间，他们的婚姻也许不会出问题。但是，他们选择了革命，革命也选择了他们，一些变化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对已婚者来说，随着南下的步步推进，他们离家庭越来越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离婚姻越来越远（一是天南地北的空间阻隔，二是还有牺牲生命的可能）。一旦在南方站稳脚跟，每个人都不免暗忖自己的婚姻家庭，一些人虽不敢贸然提出离婚，但心中已知分离的结局已定。面对这种现象，地委领导非常明智，他们没有按照“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传统礼教来处理这类问题，而是顺应人的感情变化，尊重这些革命者在婚姻上觉悟之后的自愿选择，默许或鼓励他们离婚。这在当时固然是对包办婚姻制度的一次革命，同时也是为了鼓励南下干部扎根本地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政策。于是一大批已婚的南下干部迅速办了离婚手续，争得了婚姻自由。可怜的是那些“糟糠之妻”，她们不仅要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一事实，而且许多人仍然怀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终身不嫁，守着自己的子女和公婆过着寂寞的生活，直至老此终生。
一些离了婚的南下干部，后来大都与当地刚参加革命的女青年结为伴侣，生活当然别有天地。与其说这是天作之合，不如说是北方的“天”扎在南方的“地”上，随之，根深叶茂，开花结果，生儿育女。
南下干部中那些把北方妻子接来的大部分同志，始终与“糟糠之妻”相濡以沫，直至生命的终结。这些“南下”的老大嫂，大都未参加工作，做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把自己的一生和全部心血献给了自己的丈夫和子女，无怨无悔地度过了一生。但也不无遗憾，这些老大嫂一旦失去了丈夫，只能全靠子女赡养，子女的景况好还可以，反之，则陷入了困境，吃饭医疗都成了问题。这是魂归天堂的丈夫所始料不及的。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过为自己和子女积攒点什么，说到遗产只有几本旧书而已，也未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当然，后来有的地方采取了补救办法）。
老婆的问题解决了，接着就是小孩的教养问题。于是由胡云初同志出面立即筹建托儿所。几个月之后，一座崭新的托儿所出现在地委院内。托儿所建成以后，组织上又去长沙招收保育员和幼儿教师。不久，有几十个长沙妹子唧唧喳喳地来到地委大院的托儿所。这群姑娘的到来，好像天上飞来了一群喜鹊，打破了机关的沉寂。这些姑娘美丽的身影吸引住了人们的目光，更燃起了一些年轻干部对爱情的渴求，他们情不自禁地想去托儿所走走。如今50多年过去了，那时的十几岁的姑娘如今都成了老祖母了。但回想起那时的情景，追忆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心头仍充满激情。
那个时期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很愉快，这是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相对纯洁。愉快源于满足，苦恼源于奢望。那时人们的主要心态是“知足常乐”，思维的定式是与过去相比，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一切比过去要好上千百倍。事实也是这样的，那时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都是有保证的，不要自己去劳神。衣服统统是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和白色衬衣、解放鞋。女人有特别的生理周期，是流血的动物，因此每月要发给女同志一叠黄草纸（用稻草制的纸）。今天的女青年是无法想象的，而那时的女同志却心满意足了。此外，每个干部每月还能发一点点零花钱，可以买几碗面条或甜酒。湖南的面条与北方不同，放了碱，吃起来劲道，佐料不同，可以分成很多种，吃起来很可口。甜酒是糯米酿制的，进口很甜，但喝多了面部发烧，头昏眼花，很刺激。
我们的满足感，还来自于与当地群众困苦状况的对比。此时的老百姓还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我们经常看到在寒冷的冬季，面黄肌瘦的人们穿着单薄的衣衫，打着赤脚在寒风中缩着脖子打颤，唯一取暖的工具是手里提着的火炉，或者在四面通风的房屋里围坐在火堆旁。每到雨季，人们打着纸伞，穿着咯咯作响的木屐，瘦弱的身板仿佛随时都可能被风刮跑，雨中的农村更显得破败不堪。此情此景，不能不唤起我们救民于水火的强烈意识，哪有心思去追求更多的生活享受。正如一位智者所说：“理智地向下向后比较，更深地体会幸运的滋味，更多感受快乐的资源，能在并非明媚的环境中活出异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