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调整，原定南下的永州地委接管11个县，改为接管8个县，人员也随之减少，最后去永州的，共1200余人。
10月5日至10日，永州地委在长沙召开了一次地委扩大会议，县以上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研究部署进驻永州地区的工作。这时永州北部各县相继解放。10月5日，祁阳县解放；10月10日，新田县解放（在永州的南端）；10月21日，零陵、东安县解放。
10月26日，永州地委、专署工作人员从长沙坐船经衡阳市抵达零陵（地委所在地），正式接管国民党地方政权。中共永州地方委员会、永州专区专员公署随之正式挂牌办公。军分区也随即成立（省定第七行政督察区为零陵专区，永州专区与零陵专区名称并存，1950年5月，永州专区名称停止使用，统称零陵专区），并将解放军部队主力486团编入。
接着，南部各县相继解放。11月1日，国民党湘南行署主任欧冠在宁远起义。欧冠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他是宁远县水市镇梅岗小欧家村人，曾任衡阳市长、中将警备司令。1949年，国民党败兵在衡阳为害甚烈，欧为了压一压势头，下令枪杀一批闹事的败兵，其中就有蒋介石亲信某兵团司令蒋伏生手下三个高级军官，其中一个还是少将。为此他被程潜撤职。长沙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广州政府加封欧冠为湘南行署主任。1949年11月5日，他通电湘南27县市起义。1954年起，他任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参议（后改省政府参事）。1981年3月病逝于长沙。11月5日，江华县解放。11月6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国民党新编第七军军长、湖南省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曹茂琮率部起义。11月15日、17日、20日，道县、宁远县、永明县解放。至此永州全境八县全部解放，派驻接管各县的南下干部也相继到位。
我因为年纪小，留在了永州，开始在专区干部学校，后到地委工作。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组织上对我的关照，使我在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的过程中少经受了一些危险和磨难，但同时也使我失去了经受血与火的锻炼和考验的机会，特别是下面我要讲述的几起惊心动魄的事件，我都未能身临其境，至今想来，虽有几分庆幸，但更多的是遗憾。
我们这些干部到位以后，在地委统一领导下，立即投入剿匪、支前和整编国民党地方武装工作。3个月内，全区人民架设浮桥4座，修建摆渡6处，先后支援6个军向西南挺进；供应30万人、1.6万匹马的给养，外运粮食200多万斤；境内大股土匪基本消灭，7000多人的游杂武装被改编完毕。
开辟新区的工作是很困难的。首先是新区群众因受国民党长期反动宣传的影响，许多人对共产党将信将疑，加上新来乍到，语言不通，开展工作困难很多。其次，虽然县区一级建立了新的政权，但区以下的基层组织还原封未动，一切工作必须暂时依靠国民党留下的保甲制度及其人员，这些人虽然因大势所趋，能够帮助我们，但不可能全心全意，因此既要依靠他们，又要提防他们。再次，已经宣布起义的地方游杂武装等待收容和整编，其中有的反动分子还在观望形势，伺机再起。同时，残留的土匪利用新旧政权交替之机，混水摸鱼，打家劫舍。所以，对于刚刚进入新区的同志来说，形势是很严峻的，随时都有陷入困境甚至危及生命的危险。
我们进入永州以后，反革命势力连续制造了几起重大事件，其中有：1949年12月4日，盘踞于湘桂边境的“反共救国军”十二军1000余名匪徒攻打永明县桃川区人民政府，被击退后在桃川周围烧杀抢掠。20日，其“军长”陈平裘等260余人在广西恭城被人民解放军擒获。1950年1月31日，江华县大圩、小圩一带发生匪特分子诱惑部分群众包围区公所并抢劫粮库的事件。
尤其令全省震惊的是宁远“三二九”暴动，又称“水市事件”。1950年3月29日，宁远县以退役国民党军官郑元赞为首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华南铲共总司令部”发动反革命暴乱，组织暴徒分三路袭击、抢劫宁远县第二区公所（水市）、税务所等地，中共宁远县委副书记王昆（原名尚泽民，河北省遵化县山里各庄人，南下前任县委组织部长）、二区区委书记郭金生（河北省香河县人，南下前任香河县五区区委书记）等8名同志惨遭杀害。
宁远是我们南下至永州后和平解放的。1949年11月15日，南下工作队107人进驻宁远，11月17日，宁远县正式解放。接管政权后，县委将国民党统治时的全县9个乡1个镇191个保划为4个区。二区（今水市镇、湾井镇、冷水镇等地）驻水打铺，辖3乡64保。水打铺位于县境西南，九嶷山北麓，离县城18公里。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水文情况比较独特，历史上曾发生过山里下雨山外晴，发源于九嶷山的潇水上游猛降暴雨，造成山洪暴发，冲走沿街房屋及人畜的灾害，故有“青天白日水打铺”之称，后简化为“水市”。
解放前，宁远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比邻县的要强大。国民党湘南行政公署主任欧冠在和平起义以前，以宁远县为其反共据点进行反共宣传，当地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1950年3月，反对欧冠和平起义的原国民党湘南行署警卫团团长郑元赞（湖南道县人）和军统特务欧平成（宁远人）、国民党军营长欧隆（宁远人）等人秘密成立“中国国民党华南铲共总司令部”反动组织，郑元赞为总司令，欧平成为副总司令，下设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欧隆，第二纵队司令李涤泉，第三纵队司令周俊。该组织很快发展到了几百人，大部分成员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恶霸地主、惯匪、保长等，也有许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被裹胁进去。匪徒们主要集中在二区一带从事破坏活动。匪首活动的主要据点是在水市的伪保长刘贤厚（任匪部军需）所在的蛇形村（该村因山形似蛇而得名，1958年更名旗形村）。
匪徒们对暴乱活动进行了精心策划。3月23日，匪首在刘贤厚家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了暴乱的时间、地点、分工和暗号等。李涤泉于3月28日晚在下壁又召开匪徒会议，进一步部署暴乱。于是一场震惊全省的反革命暴乱发生了。
这场暴乱，是匪徒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是在湘南大地上上演的一出革命与反革命短兵相接、拼命厮杀的活剧，既充分暴露了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失败，穷凶极恶的丑恶面目，也充分表现了革命者不畏强暴，与敌人生死搏斗英勇献身的革命气概，为南下史页和湖南人民的解放事业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3月29日即农历二月十二日，正逢水打铺赶集。上午9时许，匪司令部直属中队长刘显忠遵照匪首旨意带领小股匪徒在二区区公所门口故意制造事端，随即以要求区公所调解为由，混进区公所，纠缠区公所领导。当时区公所只有区委书记郭金生等5人在家。当另一股假扮运送公粮的匪徒到达区公所门口时，匪头目刘显忠倏地现出狰狞面目，边吹口哨边挥动白布，高声呼喊“赶走北方人，消灭共产党”等反动口号，众匪徒手持大刀蜂拥窜入区公所，疯狂挥刀砍杀。郭金生措手不及，手枪还未掏出，就被匪徒乱刀砍倒在地，血肉模糊，壮烈牺牲。区财粮助理赵岐山（河北省昌黎县人，南下前系冀东建国学院学员）无法抵挡匪徒的大刀砍杀，顷刻被砍死在楼梯边，鲜血流淌不止。接着，匪徒打开区公所牢房，放出囚犯，抢走各种衣物、文件和18支长短枪，割断通往县城的电话线。区公所被敌人洗劫一空。最后，匪徒还抓走了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欧燕等3人。
在刘显忠率领匪徒血洗区公所的同时，另一股匪徒在刘贤厚带领下包围了税务所，杀害了所长石朝琛（天津市蓟县人，南下前任专区税务局干部）和县银行通讯员龙进星。随后，匪徒刘贤厚从后面抱住县银行干部李选之（我的丰润同乡，南下前系冀东建国学院学员，后任湘潭钢铁公司职工大学工会主席），疯狂抢夺李手中的手枪，机智沉着的李选之用力抓住快慢机的重要部位与刘拼死搏斗。经一番殊死抢夺，刘没抢到李的手枪，遂放手往外逃跑，李选之举枪射击，“叭！叭！”两枪打死了刘贤厚，并只身冲出敌人包围，奔赴县城，向县委汇报。
同日上午，李涤泉派人以清理保积谷为名缠住县委副书记王昆一行4人于和成圩（今湾井圩）。11时许，匪头目乐天峰率13名匪徒窜进王昆清账的屋内，警卫员崔保安（河北省遵化县人，南下前任县委通信员，后任宁远县供销联社保卫科长）被砍中要害部位后被夺去两支手枪。接着，10余名暴徒一拥而入，围杀王昆。王昆头部受伤，血流不止，仍举起板凳，与暴徒搏斗，并将一暴徒打死，跑出铺屋，但因流血过多，昏死过去。下午3时许，县支前科科员张志新（天津市宝坻县人，南下前任区武装会主任，后任省物资局金属材料公司调研员）等派人将王昆、崔保安抬起撤往下灌。王昆在离和平圩一公里处牺牲，年仅32岁。新干部蒋化坤被匪徒乱刀砍死。12时许，众匪逃窜。
与此同时，二区区长吕远成（河北省玉田县人，南下前任区长，后任衡阳电业局党委副书记）与县大队战士小郭在东城铺村（今冷水镇境内）遭匪头目李涤泉伏击，被围困于一户染坑内。双方交火很久。匪徒不敢进屋，就放火烧屋，匪徒久不见里边有动静，以为吕、郭已死，遂进屋查看。这时掩藏在染坑里的吕、郭趁机开枪，当场击毙匪首李涤泉、打伤两名匪徒。吕、郭二人乘机冲出屋外，撤往下灌。
负责攻打冷水和县城的匪第三纵队，由于准备不充分，不敢贸然行动，只在县城附近打了一阵冷枪。
新干部欧燕是一位女同志，宁远县人，1949年12月参加工作。被敌人抓走以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宁死不屈。敌人恼羞成怒，对她采用法西斯手段，赤身捆打、轮流强奸、用锄头挖开她的头部，脑浆四溢，鲜血满地，惨不忍睹。欧燕立场坚定、宁死不屈的事迹，至今传为佳话。31日，区中队的何班长带领全班战士在围歼匪首郑元赞的战斗中，冲锋陷阵，不幸饮弹捐躯。何班长名叫什么，何方人氏，不得而知，算得上一位无名英雄。
“三二九”事件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也是一次令人铭记在心的血的教训。
3月28日，王昆带领警卫员崔保安等一行三人到二区的湾井检查工作，次日在伍小春家吃早饭，伍提醒说：“有些人在打刀（打制刀具），你要注意一下。”张志新劝他：“要小心一点。”王昆说：“不要怕，怕拉拉蛄（一种专在土中咬食种子，或咬断庄稼根茎的害虫，北方叫拉拉蛄，南方叫土狗子）叫，就不种地了？”由于王昆对这些情况并未引起警惕，坚持前往和成圩开群众大会，宣传减租减息清匪反霸政策。会后，又到原国民党县长李正甫的铺屋内，帮助清理积谷。就在这时，反革命暴徒突然包围上来，而他的手枪却在门外担任警卫的崔保安手里，只得赤手空拳与匪徒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流血过多而牺牲。门外的崔保安也因突遭袭击受重伤，并被抢去枪支。王昆同志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北方打游击时，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而到了南方，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在这种情况下轻敌麻痹是一个可怕的陷阱，王昆等人的牺牲给人留下了一种遗憾。但瑕不掩瑜，这些烈士仍然不愧是革命英雄。
面对敌人穷凶极恶的反扑，革命政权理所当然地要举起重拳，坚决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使他们的罪恶活动遭到应有的惩罚。于是，宁远县全面开展了追剿反革命武装暴徒的斗争。到6月底止，共清剿土匪和反革命暴徒400余人，缴获长短枪支365支、子弹565发，除郑元赞潜逃台湾外，欧平成、欧隆等114名罪大恶极的匪首、骨干先后被处决。
宁远的“三二九”事件和以后发生的零陵大火，说明接管永州是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也是一个新政权诞生时的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