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正洪
我们红四方面军过了三次草地以后，在甘肃会宁同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会合，中央命令过黄河打通国际路线。过黄河的部队共三个军，即四方面军的九军和三十军，一方面军的五军。这三个军组成西路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
我们强渡黄河后，遇到了国民党马家军的阻拦。所谓“马家军”，即马步芳、马步青等指挥的回民部队，他们驻扎在甘肃、青海一带，有正规军九个旅及一些直属团约三万余人，另有十几万地方民团。而我们西路军的三个军才不过两万多兵力。敌人多是骑兵，我们是步兵。刚过黄河，我们就同马家军打起来。战斗打得很激烈，我们打了胜仗，消灭了不少敌人。这下激怒了马家军，他们尾追不舍，企图报复。
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我们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和供应，困难很大，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一个少一个。敌人知道我们红军无后方，是以战养战，以缴获武器来作战，所以，他们打仗前，只给士兵发10～20发子弹，以防被我们缴获。一次战斗中，我们消灭敌人一个团，缴获800多枝枪，而子弹却很少。我们不仅要用缴获的子弹来消灭敌人，还要以敌人的俘虏来补充我们的兵员。但马家军的部队是回民士兵，我们俘虏了他们几百人，由于宗教和民族的关系，工作很难做，让他们当红军一个也不干。所以子弹、兵员都无法补充。
我们两万多人同敌人杀来杀去，打来打去，慢慢进入河西走廊，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我当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一营营长。我们营过黄河时有360多人，每个连有110多人，营部有30多人，我们同敌人拼杀了五六个月，边走边打，一直打到倪家营子，全营只剩下100多人了。倪家营子南北长十六七里，东西宽三四十里，是个人口密集、粮食较多的大村子。全营子共有43个屯庄，地处平原，每个屯庄都有三四十米的高墙，便于防守。我们第一次进驻倪家营子是在1937年1月。西路军三个军声势浩大，走到哪里，敌人就围到哪里。第一次血战倪家营子时，我因打四十里堡负了伤，在西路军总部被“保存”起来。当时干部伤亡极大，尤其是团、营干部伤亡大，为了保证部队不失去强有力的指挥，西路军决定团、营干部（团长、营长、团政委、营政委）轮流指挥作战，即由一人在前线指挥作战，其余的留在后面，以减少伤亡。当时我和一些营团干部看到前方浴血苦战，积极要求上前线。为了安慰我们，徐向前总指挥给我们做工作，他说：“现在部队伤亡太大，特别是干部伤亡太大，因此总部决定团、营干部只留一个人指挥部队作战，其余人在总部休息，准备再战，以完成中央交给我们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
1937年2月26日据《中国工农红军第红四方面军战史》记载，红西路军二次进驻倪家营子的时间为1937年1月29日。见该书第392页。，我军再次进驻倪家营子，各部队和总部都驻扎在营子的各个屯庄里。此时的倪家营子，由于马家军的破坏，只剩下断壁残垣，粮食非常缺乏。军部分配我营驻在营子西北方向一个叫邵家屯庄的村子，任务是坚守这个屯庄及周围的村庄。这个村子有百十户人家，位于倪家营子的突出部，是西路军布防的前哨之一。此时营干部只剩我一个人了，全营不到200人，几乎损失了一半。我们一进驻到村子，马上抢修工事，挖枪眼，堵围墙，忙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全营继续修工事。9点钟，敌人追上来把我们围住了，10点多钟，敌人就向我们打枪。我上炮楼一看，四周都是敌人。第二天夜里，我们听到村外敌营中稀里哗啦乱响，天一亮才发现敌人把老百姓的箱箱柜柜都搬出来，装上沙土筑成了工事。
敌人的工事离我们只有几百米远，他们的山炮离我们也只有两三百米远。敌人知道我们的情况，欺负我们人少，既没炮，子弹也很少，所以把炮架到了我们跟前。敌人的山炮向我们直放平射，他们装炮弹、开炮，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这种情况在以往战斗中是少有的。他们四门炮一起打，把围墙打倒了一片。炮轰停止后，敌人的骑兵下了马，几百个敌人向我们猛冲过来，又喊又叫一拥而来。在敌人距我们三四十米远的时候，我们就跳出去同敌人拼杀起来。真是一场血战啊！完全是白刃战。打枪没有子弹，看到敌人也打不了。我们与敌人短兵相接，用大刀、长矛，你砍我，我砍你，你刺我，我刺你，与敌人厮杀在一块儿，抱着打，揪着打。就是这样打呀，杀呀，杀伤敌人两三百人。
我们有个排长叫周福清，是河南人，个子高大。他当过冯玉祥的兵，大刀砍得很好，他杀了很多敌人，敌人见到他就跑不了。还有我们二连的副连长，非常勇敢顽强。俗话说：“一人舍命，十人难当。”我们的战斗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过了一会儿，敌人又开始打炮，把我们的围墙打开了几个缺口。敌炮一停，敌人又开始冲锋。我带领战士们一起冲了出去。我们跟敌人抱在一起厮打、拼杀起来，完是用刀砍，用枪扎，有的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把敌人耳朵咬掉了，有的抡起大刀把敌人的头砍掉了。
我和敌人拼杀时，卡住了一个敌人的脖子，他也想卡我的脖子。我和敌人抱着，枪也用不上，刀也用不上，在地上滚在一起，滚来滚去，都不得手，最后是同志们救了我。开始是营部通讯员赶到我身边，他看我和敌人拼得很激烈，束手无策，不知怎么打才能救我。用枪打吧，怕打着我；用刀砍吧，怕砍到我。后来排长周长玉同志赶到了，他有经验，一看见敌人穿着皮靴，就一脚踩住敌人的皮靴，伸手就是一刀，扎在敌人腿上，敌人一声叫喊，松了手。
我趁势起来，拾起一把大刀，砍死了这个敌人。我们和敌人冲来冲去，杀来杀去，一天杀了八九个回合。
敌人打了一阵子撤回去了，但第二次又来了，第三次又来了。有一次敌人冲进我们围子几十个人，我们全力以赴拼杀，战斗很激烈。敌人向我们的炊事员冲过来，炊事员就用扁担打，用菜刀砍。最后没办法，就把一大锅战士一天没喝上的热稀饭往敌人脸上浇。冲进来的六七十个敌人，死伤的就有50多个。就这样，我们同敌人打了一天，从上午7点钟一直打到午后4点多钟。黄昏后，敌人停止进攻，退回去了。
敌人有个特点，怕打夜战，到了黄昏就收兵。这时我们就得赶快抓紧时间整理队伍。这次敌人在我们邵家屯庄阵地前死伤好几百人，我们伤亡也很大。天黑了，一整天没有吃饭，二连煮的一锅稀饭也没了，再也找不到水来做饭。这个村子的水很缺，水井大多被敌人填了，经老百姓请求，才留了一口。敌人今天退了，明天还要上来的，所以我们得赶快修筑工事。我们一边修工事，一边派人去打扫战场，到敌人的尸体上去收集子弹，捡武器，但在几百个敌尸中才能收集到1000来发子弹，有的尸体上只能找到两三发，不像过去打国民党军队，抓一个俘虏，身上都有几十发子弹。马家军这支军队就这样刁。收了300多枝枪，根本无用，堆在一起放着。当时收到1000来发子弹，也是宝贝，拿到各连去分，一个人分几颗。围墙被敌人炮轰，破坏得很厉害，打了四个大缺口，怎么办？全营200多人，伤的那么多，牺牲了一部分同志，再修复围墙困难重重，我心急火燎。正在着急之中，营部司务长吴振东同志想了个办法。他说：“哎，营长，敌人炮轰开的缺口，用敌人的尸体来堵。”他这一说，提醒了我，看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大家一起动手，把敌人的尸体层层码在围墙缺口处。开始把敌尸横着码，不行，堆不住。后来就直着码，一个挨一个放着，还是不行，又倒了，干着干着就有经验了，横竖重叠码，一个缺口放五六十具尸体，一共抬来200多具尸体，把敌人打坏的几个缺口都堵上了。那时西北很冷，用土是堆不了的，这个办法很好，摆了一个晚上，把缺口都堵住了。
第二天敌人又开始向我们发起攻势。这次不单是对我们营，而是对我们全线发起了进攻。
因我们营伤亡很大，团部派通信员来通知，二营政委陈德仁带一个连来支援我们，有五六十人。当晚，陈德仁同志带领的部队赶到。第二天继续跟敌人打了一天，敌人的进攻不那么凶了，敌人冲了三次，都被我们打下去了。我们正面的敌人可能是一个旅，有两个团的兵力。敌人死伤在我们阵地前的，有四五百人。
倪家营子血战，在我的记忆里是西路军打得最惨烈的一仗。我营指战员抱着绝不后撤一步、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敌人殊死搏斗。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白刃死拼。大家都明白，阵地一失守，敌人就会冲进来，后方的师部、军部、西路军总部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战斗！
最后，“经七昼夜血战，待援无望，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沿祁连山向东转移”
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46页。。突围时，我们商定，陈德仁同志的那个连走在后面。我们全营集中后，清点人数，只剩下28个人，牺牲88人，重伤60多人。突围出去后，只有26人没受伤，大部分是炊事员。集中起来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重伤员每人一枝枪，一个手榴弹，带在身上，敌人来了与敌人同归于尽。就这样与敌人拼杀了三天。后来中央决定，命令我们整个西路军突围。伤员真惨呀！有的被打瞎了眼睛，有的被啃掉了耳朵，胳膊、腿受伤的都缠着绷带。他们拄着棍子走，走又走不快，跑又跑不动，但也得向外突围呀！
想起当时的情景，真让人落泪。
剩余的人跟大部队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以后，为了摆脱敌人，又连翻几个山沟，于1937年3月13日晨，抵达离康隆寺40里的石窝一带。我们用尽全力，刚跑到石窝，马家军四五个骑兵旅就追上来了，敌人来势凶猛，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分几路向我们阵地猛扑过来，我们便与敌人拼杀。这时西路军的人数已经不多了，一个团只有两三百人。特别是石窝战斗前两天，在梨园口、康隆寺打了几仗，指战员既无吃的，也无喝的，疲惫不堪。
我营和全团迅速抢占了后面的山头，决心拼死也要守住这个山头，这是全军的惟一退路。我们要保护西路军总部首长和机关上山。我们在山头上看到兄弟部队与敌人厮杀拼命，打得激烈残酷，一个个被砍倒在地。当时我真想带全营几十名战士冲下去，与兄弟部队一道打击敌人。但守住山头也很重要，又无冲锋命令，只是干着急，把我的眼睛都急红了。
这是赵正洪《走出祁连山》的第一部分，录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赵正洪同志，湖北黄梅人，生于1913年。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0月参加西路军西征，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营长，1937年4月进入新疆，曾任“新兵营”大队长。1940年返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此后历任团政委、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安东、辽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军政委，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