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金波
1936年12月30日，红五军攻克抚彝（今临泽）。随后，董振堂军长亲率第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和特务团（四个连）、骑兵团，共3000余人，乘胜挥戈西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1937年元旦拂晓，一举攻克黑河岸边的重镇高台县城，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部分接受了红军的改编。而这只是拉开了高台战斗的序幕。
红五军打下高台，成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先导，固然是个很大的胜利，但也留下了孤军深入之弊。我当时随军驻在抚彝，高台战斗失利后，逃回来的同志讲述了战斗的惨烈情况，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几十年不能忘却。
红军攻占高台城后，抓紧时间休整，同时宣传党的政策，恢复社会秩序，开展群众工作，开仓济贫。这些措施很快奏效，仅几天工夫，社会生活就趋于稳定，军民关系有所改善，部队也得到了一些补充，按上级指示，积极准备迎战敌人。
红军攻克高台，对敌人震动很大，马步青、马步芳深感其老巢受到威胁，秉呈蒋介石的旨意，纠集其主力部队、保安团队、民团等，共计二万余众，欲夺回高台，堵截红军西行之路。敌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先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我位于临泽、倪家营子的主力，而以大部分兵力，并配以飞机、大炮，从1937年1月12日开始，围攻高台县城。敌人气焰嚣张，围攻高台的兵力增至四个旅又三个团，另有民团一部，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红五军的勇士们，在强大的压力下，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与数倍于己的凶恶敌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高台争夺战，血战了九天九夜，我军电话队一直担负着通信保障任务。我们队总共七八十人，分为两部分，队长带一部分随董军长去了高台，我带一部分留在抚彝。抚彝距高台40公里左右，夜间，能隐约听到高台战斗的枪炮声。那时，因条件限制，电话线架不通，是通信员用两条腿保持联络的。高台战斗从胜利到失败，消息不断传到抚彝，特别是最初几天的外围战，机灵的通信员进出高台城，进行联络。在战斗打响后的第四天，我还带几个通信员去过高台一次，目睹了城郊激战的情况。
高台战斗分两个阶段，第一段是城郊争夺战；第二段是城防战斗。开始，我军依托连日来抢修的城郊工事，组织外围防御，拒敌于城门之外，以运动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城郊战斗愈演愈烈，敌人不断增兵，抢占城郊阵地。敌人轮番地组织进攻，我军英勇而灵活地进行反击。后来，敌人依仗兵多势众，四面进击；我军兵力渐少，只能扼守进城要道等重要阵地。有时是白天抗击，夜间出击，为了争夺和巩固一块阵地，要付出很大代价，有的阵地一日之内几次易手，可见争夺之激烈。外围争夺战，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并策应了红九军攻打甘州，但我军损失也很大。
董振堂军长见攻城敌军仍在增加，一时很难打破重围，为了保存实力，随即命令城外部队全部撤进城内，固守待援。部队撤入城内后，进入了更为激烈的城防战斗。董军长指挥部队堵死城门，又在北城墙下挖了几个暗洞，以备应急突围之用。各级领导干部积极进行战地动员，鼓舞士气，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定革命信心，战胜艰难险阻，与敌人血战到底，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克服困难，带头发扬互助精神，带头冲锋杀敌。
各级指挥员带领大家抢修城防工事，检查每个射孔。为了解决弹药不足的问题。组织近战，要求抵近射击，不放空枪，弹无虚发，枪枪见血，同时，组织部队把能搜集到的石头、砖头、棍棒等，都搬上城墙，作打击敌人之用。经紧急动员准备，指战员们个个义愤填膺，同仇敌忾。
我军撤入城内后，敌人兵临城下，把高台城围个水泄不通。1月20日，敌人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攻城。他们集中所有的炮火，猛烈轰击，致使城墙多处倒塌，出现缺口，敌军乘机组织突击，企图从缺口突入城内。敌兵在指挥官威逼下，像海潮一样，一浪接着一浪涌向缺口，形势十分险恶。
我红军勇士一边抗击敌人的冲锋，一边冒着敌人的炮火堵塞缺口，部队伤亡很大。我英勇的红军战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敌人一次次冲上城头，一次次被打下城去，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刺刀、石头、棍棒与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整个城墙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敌我打成一团。不少伤员竭尽最后一点气力，抱住敌人滚下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战士牺牲时还死死地咬着敌人的耳朵，其壮烈情景难以言表！
战斗到最后，进入了残酷的巷战。敌人的大炮再凶狂，也没有攻破红军的城防，敌人的冲锋再猛烈，始终未能攻上城头，更无法从红军的阵地上通过；而叛徒的出卖，却使敌人得逞。
正当我红军战士拼死酣战于城头之际，令人痛心的事件发生了，被我收编的民团叛变了，他们偷偷地打开一侧城门，放敌人突入城内，使我守城红军腹背受敌。
董军长发现敌人已进城，立即命令部队撤下城头，转入巷战，伺机突围，但此时，红军已减员大半，弹药将尽。各部队带着伤员，边打边向一起靠拢，与敌人逐屋逐巷的进行战斗。每争夺一座屋、一条巷，都要进行反复的冲杀。为了配合作战，战士们把连成一片的屋墙挖通，那里吃紧就向那里机动作战。有的重伤员怕连累部队，说什么也不肯撤走，以决死的战斗掩护战友转移。许多战士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甩光了，刺刀拼弯了，石头、砖头投尽了，就用拳头、牙齿同敌人搏斗。就这样，红军与敌人在城内苦战，直到1月20日夜。此时，红九军攻甘州未果，驰援高台的骑兵师在明水一带据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红军骑兵师同阻击敌军战斗的地方，在高台县东南部的小海子滩，其地在明水滩东北。参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08页。受阻，致使红五军处境更加困难。
1月21日据高台县委党史办调查，高台血战结束的时间为1月20日，因此，本回忆录所说21日应为20日，20日应为19日。上午，敌人组织了最后的围攻。红军的枪声渐渐稀疏了，红五军终因弹尽粮绝而失利了，3000余英勇的红军，除个别逃出重围外，全军覆没。在此惨烈的战斗中，董振堂军长始终与红军战士们患难与共，战斗在一起。这时，他身边的战士已寥寥无几，他视死如归，最后壮烈牺牲。高台战斗中牺牲的领导都还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同志等。当我们得知董军长壮烈牺牲和全军覆没的噩耗时，无不万分悲痛。
敌人夺回高台后，又以重兵围攻抚彝。当时该地驻有红五军一部和西路军总部的一些直属队，我带领的军部电话队的部分同志也在城内。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等领导同志机智果敢地指挥抚彝驻军，与敌人激战三个昼夜，于第三天夜里，趁夜暗突围成功，到倪家营子与主力会师，我随红五军的余部编入了红三十军。
这是熊金波同志所写回忆录，标题为编者所改。熊金波，湖北新洲人，生于1915年。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时任红五军军部通讯队政治指导员。后历任师长，沈阳军区炮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
高台失败亲历记高台失败亲历记张宜友1936年12月下旬，红五军从山丹出发，30日进占临泽县城。之后，留军政委黄超带两个团（三十七团、四十三团）驻守临泽，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和特务团的四个连、骑兵团的两个连，共3000余人，星夜向高台进军。当时军部有一部电台，董军长要带，黄超不同意，就留在了临泽。
高台城内只有马家军一个排的兵力和1000多民团防守。1937年1月1日拂晓，红五军攻占了高台，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都讲了话，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支援红军。群众给红军赶制棉衣、棉鞋，几天之内，红五军指战员就补充了部分军装、棉衣、棉鞋。
1月10日，马家军两万多人，对红五军展开了强大的攻势。敌人先用大炮轰城，然后抬着云梯登城。敌人首先占据了东、西关碉堡。当时我任红五军军部交通队长，带交通队的两个排一直跟着董军长守城。我们每人一枝枪，一把马刀。坚守到第五天，董军长决定突围，他命令我通知骑兵团在北城墙挖洞。为了不使敌人发觉，洞不挖透，等突围时，一捅即破。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军长下命令了。就在这时，接到了军政委黄超从临泽送来的信，不让突围，要他死守高台。董军长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商量，最后决定按照黄超来信的要求，死守高台。
我们立即组织铁匠制作战刀、长矛，木匠制作滚木。女同志和支援作战的乡亲们一起，从城下往城上抬石头，有的乡亲把自己家的箱柜拿出来送到城上，装上土，泼水结冰，加固城墙。1月19日，马匪军攻上城头，被我们打退，城墙下留下了敌军的一堆堆尸体。
1月20日，马匪再次攻城，先用重炮轰击城墙，接着在火力掩护下，架云梯登城。我们用步枪、机枪、手榴弹还击敌人，用砖头、石块向城下的敌人砸去。敌人上来了，就拼命搏斗，刺刀捅弯了，用大刀砍。红军中的女同志、炊事员、卫生员和轻伤员，也登城作战，有的同志和登上城头的匪军扭打在一起，卡住匪军的脖子滚下城去，与敌人同归于尽。
1月21日据高台县委党史办调查，敌军攻破高台县城的时间为1月20日。详见《红西路军史料》第5辑第35页。，敌人又一次发动大规模进攻，我红军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奋力抗击，歼敌2000余人，终因力量悬殊，加之被我收编的民团中的坏分子，趁我紧张抗敌时打开城门，把敌人放进了城。军长董振堂率领我们在城墙上与敌人厮杀，准备突围，叫警卫班把女儿墙女儿墙：城墙顶部的护墙。推倒向下溜，但还没等下去，就牺牲了几个同志，军长也负伤了。军长负伤后，从城墙上摔下，壮烈牺牲。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我的腿，我负伤后也滚下城墙，被马匪抓住了。
高台失守后，入城的马匪军见到红军就杀，并在城内逐户搜查红军伤病员，搜查到700多名。敌旅长马彪要残杀伤员，原高台县马县长不让杀，他说：“红军占领高台后没有杀我们，你们也不能杀，伤员由我处理。”就这样，我们几百个伤病员没有遭到马匪军的毒手。韩起功进城后，四处寻找董振堂。董军长原是江西宁都起义的将领，起义前和韩起功在冯玉祥部队共过事，他得知董振堂被杀，脑袋挂在城墙上，就去找马彪，马彪说，因为他是共产党。
后来，韩起功买了口棺材，把董军长的尸体收殓了。
这是张宜友所写回忆录《从高台到西安》的前半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张宜友同志时任红五军司令部交通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