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震
西路军在高台、倪家营子、三道柳沟、梨园口等地几次苦战中均遭到严重损失，使部队无力继续与敌战斗，只好进入祁连山中。进山部队在红湾寺和康龙寺战斗中又受到损失，最后只剩下1000多人的战斗部队和2000多机关干部及勤杂人员。这1000多人的战斗部队编成左支队，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等同志率领，向新疆方向前进。为使这1000多人顺利地摆脱敌人，将2000多人的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组成右支队，又分成若干个游击队，四出分散活动，调动敌人，迷惑敌人，掩护战斗部队西进。
当时分配我到右支队任警通连指导员。在第二天行军中，全支队就有50多个同志掉队，我负责在后面收容。我们走到一座大雪山脚下，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正好遇到幸元林和刘振堂同志。我们三人商量：支队已越走越远，我们无法赶上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于是我们将这些掉队的人员带到一个有两户人家的山沟里，在那里遇到了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和黄火青、曾日三、张琴秋等同志，他们指示我将这些掉队人员组成游击队，由我任队长，幸元林任政委，刘振堂任党支部书记，在山中打游击。游击队成立十多天后，又编入了毕占云支队，我被调到支队部任参谋。
这个支队共1000多人，编为四个队，没有什么重武器，都是一些步枪和短枪，子弹也不多。
1937年3月，支队行军到红湾寺以南的藏民居住区，在一条没有人烟的深山沟里住下来。因为没有粮食，无法继续前进，支队部派我带领一个步兵班，外出向藏民购买粮食和牛羊，限三天内完成任务，赶回支队驻地。我们出去走了60多里，既没有买到粮食，也没有见到牛羊，只好空手返回。
一天天刚亮，当我们走到离支队住地不远的雪山脚下时，突然听到了一些稀稀落落的枪声，我们立刻警惕起来，上到山梁上观察，看到一帮杀气腾腾的敌人骑兵，押着我们的同志往沟外走去，还有一批敌兵在搜山。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我只好带领全班同志爬上海拨4000米多高的雪山顶上。由于一直在下雪，把我们的脚印盖住了，敌人的骑兵无法到雪山顶上去。
在这雪山顶上，又冷又饿，我们艰难地度过了这一天。
当时有个战士对我说：“我们身上一点干粮也没有了，在这里待下去，不被敌人俘虏，也得饿死、冻死，得想个办法才行。”我鼓励大家说：“不用发愁，我们十个人手上有枪，会有办法的，到了黑夜，就是我们的世界了。估计敌人不可能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沟里多呆，等敌人撤退后，我们就可以找到支队。”
进攻我支队的敌人是马禄的骑兵旅，经过两天搜山，不能在这没有人烟、冰天雪地的山沟里多停留，所以在第四天的下午他们便退走了。我们十个人天黑后沿着山坡慢慢地前行，当我们走到沟里时，远远望见靠山的那边有一束火光在闪耀，我便带了一个战士向火光走去侦察，摸到距火光不远的地方侧耳细听，根据他们说话的声音，判明是自己人。走到他们身边一看，认出是苏维埃主席熊国炳、支队参谋长李崇和一个战士，共三个人。我们见面后，一面听他们介绍战斗失败的情况，一面派人把全班的人都叫来。不多时，刘俊秀同志也来了。
大家一面围着火堆吃他们拾来的一些牛羊骨头和肠肚充饥，一面研究行动计划。我们想起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党中央曾电令西路军返回黄河以东，到兰州向东北军的于学忠部队靠拢，但西路军没有执行，后来西路军的困难增大时，中央军委又组织部队准备西渡黄河援助西路军，这说明中央红军在陕北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因此，我们决心克服任何困难，离开祁连山，回到黄河以东去找党中央和红军。当时熊国炳同志因在敌人追击时，光着脚板跑，两脚在雪山上冻坏了，不能行走，就决定从我带的一班中，留下五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跟着熊国炳同志，找个较安全的地点治好脚伤。刘俊秀、李崇和我，共七个人，在下半夜向梨园口方向行动。
走了几个晚上的夜路，又有两个战士失散了。一天拂晓前，我们走到了梨园口的一所房子跟前，准备进去打听敌情和买点东西吃。一叫门，里面的人答了话，并问：“你们是什么人？
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红军部队打前站的，请开开门，问个路。”没想到这里面住的是十几个掉队的敌兵，一听我们是红军，就慌乱起来，不敢开门。敌人马上察觉到我们人不多，就从半掩半开的门里射出几道手电光，接着就开枪冲了出来。我们没有还击的力量，就被冲散了。有个战士在不远的一个山崖上掉下去摔死了，李崇同志也跑散了，只剩下刘俊秀同志、勤务员和我三个人了。
我们三人在深山沟里继续摸索前进。走了几天，绕过梨园口，离开了冰天雪地的祁连山，到达甘肃北部的戈壁地带。那里是数百里一眼看不到边的大戈壁，白天不便行动，只躲在深沟里隐蔽、休息，到了晚上才能赶路。
这是方震同志《难忘的一百天》一文的一部分，原载《甘肃党史资料》第1辑，标题为编者所加。方震，江西弋阳人，生于1911年。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参谋，右支队游击队长。1937年返回延安。后历任总后运输部检查室主任、副局长，总后重庆办事处主任、上海办事处主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政治委员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妇女团余部和主力失去联系以后妇女团余部和主力失去联系以后华全双康龙寺战斗后，我领着妇女团第二营撤到一座山后，与王泉媛团长、吴富莲政委率领的第一、三营会合了。团长、政委说：我们掩护总部和主力转移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但我们妇女先锋团的1000名战士，现在总共只剩下300多人了。我们眼下的处境呢？敌人小的包围突破了，可是四周的敌人还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我们。敌人的力量不知要比我们大多少倍。只有火速突围，和主力合到一起，才有可能保存妇女先锋团这300多人。
我们选择了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开刀，一举突破敌人包围。为了把敌人甩掉，我们向西北方向急驰。可是敌人是骑兵，我们拼死拼活地跑一夜，敌人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我们追上了。就这样，我们白天战斗，晚上突围，与敌人在祁连山中周旋了好几天。我们与主力失去了联系，我们日日夜夜盼望着主力来接应我们，但是，主力在哪里呢？4月上旬，我们终于被敌人死死地包围在一个山头上。
这座山巍峨挺拔，三面是陡峭的绝壁，像一把锋利的剑，直刺青天。峰巅上常年积雪，冷风飕飕，寒气逼人。方圆十几里内，没有人烟。这时，我们是弹尽粮绝，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们团的几个干部经过研究，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决定把年岁小的战士，护送下山，让她们自寻生路。会后，吴政委眼含热泪，沉重地向她们宣布了团里决定，但话还没说完，小战士们早已泣不成声，她们围着我们几个团的干部，痛哭流涕地恳求说：“首长，我们突围出去，上哪里去呢？到处都是敌人，到哪儿也是死路一条啊！”“我们都是跟着红军长大的，党就是我们的亲爹娘，红军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宁死也不离开妇女先锋团！”“首长，留下我们吧！敌人冲上来，我们五六个人对付他一个，和敌人拼命吧！反正到哪里也是一个死，和你们在一起，有个依靠呀……”
我们几个团的干部也都哭了，都没了主意，我们总不能赶她们走啊！把她们又都留下了。深夜，我们终于突出了敌人的包围。我们拄着棍子，迎着凛冽的西北风，踏着半尺多深的积雪，吃力地在雪地里拔着腿，顶风走着。
我们在祁连山里游动，同志们本来已疲惫不堪，再加上饥饿和寒冷的折磨，许多重伤员被饿死、冻死了，有不少同志病倒了，没有生病的同志也四肢无力，头昏眼花。我们派一部分同志到处去挖草根，采草籽，剥树皮，用雪水煮着吃。可是吃了这些东西，经常闹肚子，拉稀呕吐。但是同志们都很乐观，还风趣地给这些饭起了不少美名：什么“什锦饭”、“八宝饭”等。
情况是越来越险恶了，伤病员愈来愈多，药品已经用完，连给伤员洗伤口的盐也用完了。加上天冷，伤口冻得又红又肿，成了冻疮，一些小战士疼得直哼哼。一天将近中午时，一个卫生员跑来对吴政委说：“有一个伤员伤势很重，她老是嚷嚷着在临死前见团首长一面，她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吴政委用手擦了擦湿润的眼睛，沉思了片刻，对我说：“全双同志，你去瞧瞧吧！”当我赶到时，那位同志已与世长辞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凝视着这个同志。她直挺挺地躺在杂草堆上，身上盖着一块破烂的毡子，端正地戴着一顶八角帽，脸色苍白，眼睛紧紧地闭着，嘴角上挂着几丝笑容……突然，不远的山下，枪声、喊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只见从山腰跑来几个浑身血迹斑斑的战士。一个战士急促地对我说：“冲上来很多敌人，和我们杀成一团。”我还没听完，就见四五十个敌人沿着山坡向我们冲来。
怎么办？山上全是伤病员，手无寸铁，难道就等着让敌人来捉活的吗？等着让敌人来凌辱吗？
不能！绝不能！我转身大声疾呼：“同志们，姐妹们！敌人已冲上来了，我们红军战士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投降敌人啊！坚决不投降！绝不背叛党和红军！死也不能受敌人侮辱、糟蹋！”
伤员们激怒地呼喊着，有的从容不迫地吞下大烟土、金块；有的用剪刀、小刀、匕首割断自己的气管；有几个战士拥抱在一起，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一个双腿炸断的战士，一动不动地躺着，等许多敌人走到身边，用刺刀、马刀对准她的时候，她猛地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了；几个同志想自杀来不及，就冲上去和敌人扭成一团，拉着敌人一同跳下悬崖；一个两眼被炸瞎、蒙着绷带的战士，听说敌人上来了，她手里举着一颗手榴弹，向前摸索着，朝着叫嚣的敌群，踉踉跄跄地走去。敌人向她开了几枪，她挣扎着，挺着身子，向敌人投出了手榴弹，栽倒在地上牺牲了……我和几个轻伤员，搀扶着三个重伤员，正跌跌撞撞地向悬崖走着，一个受重伤的同志，拄着棍子，挣扎着赶来。她一边走一边喊：“姐妹们，等等我，我们要死，就死在一起！”我们又扶上她，向前继续走着。敌人从背后向我们开了几枪，我身边的一个战士中弹倒下了。我急忙把她抱在怀里，和姐妹们一起迎着呼啸的北风，迈着踉跄的步子，继续向那云雾茫茫的断崖走去……突然，一颗炮弹落在离我们只有两米多的地方，轰隆一声巨响，我只觉两眼一黑，脑袋嗡的一声，便失去了知觉……我清醒过来时，已是满天星斗。敌人已经撤走。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只觉得浑身疼痛，咬紧牙关，挣扎着从弹坑里爬了出来，放眼向四处张望，朦胧的月光照着黑黝黝的山峦，我从几具尸体旁爬过，有我们自己同志的，也有敌人的。一个姐妹背上扎着一把匕首，可她的一只手却抠进了一个敌人的眼眶里；还有一个女战士，她虽然牺牲了，可她还抱着一个敌人的脑袋，紧紧地咬着这个敌人的耳朵……我想哭，哭不出声，含泪告别了姐妹们的遗体，摸着黑下了山。
为了寻找主力红军，我孤身一人乔装打扮，风餐露宿，几经艰险周折，跋涉几百公里，讨乞要饭到了兰州，又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受尽法西斯酷刑的折磨摧残。以后，由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共同抗日，我方被国民党扣押的所谓政治犯，都得释放，经当时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和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同志的营救，我才得以见到自己的再生父母——党。我一到兰州办事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扑簌簌地涌了出来。党啊，红军啊！我的母亲！
您的女儿又重新回到您的温暖的怀抱里了。
如今，每当我回顾起这段悲壮的历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情不自禁地为那些为革命献身的妇女先锋团的姐妹们、战友们默默地致哀：是你们的鲜血，换来今天美好的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会永远怀念你们的。我们这些幸存者，虽然已过花甲，但一定继承你们的遗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壮丽宏图而奋斗。姐妹们，战友们，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这是华全双同志《忆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的最后一战》一文的后半部分，由华宇笔录、整理。华全双的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