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先进工业经济成就的分析是根据二元经济进行的。旧的二元经济由加尔布雷思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现代混合经济是由计划的私人寡头垄断部门和无计划的竞争部门，即“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组成的。在这种旧的二元经济中，寡头垄断部门的大规模工业企业剥削了自由市场部门中小规模的竞争性厂商，因为大规模工业企业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能够控制供给者、银行、工会和消费者，同时也能将衰退期间调整的负担转嫁给小规模竞争性企业。加尔布雷思的这种解释在1945年-1970年间被广泛接受，但自1970年以来，由于知识、电子、生物工程等科技的进步，同时，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对先进工业国家的国际霸权进行了挑战，这种旧的二元经济被新的二元经济所取代。
格鲁奇指出，在美国和西欧等先进工业经济中，存在着二元经济活动：一是较早建立的工业，如钢铁、汽车、炼油、化学和重型机械工业等，这些工业采用的是自动生产线，为大量的蓝领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二是知识、信息等高技术产业及私人和公共服务事业，这些行业较少强调自动生产线，而更多地注重白领工人的知识和技能，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风险资本的使用等。这种新的二元经济可以从人口统计的、地理的、工业的及社会的等四个不同方面进行分析。
第三，新二元经济体系中的平等和效率问题
格鲁奇认为，由于处于传统的衰退的工业部门和地区企业，工人及消费者感到，相对于那些在快速增长的信息和服务行业及发展地区工作的个人和企业而言，他们被剥削了，因而，新的二元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平等问题。
经济中的平等问题是一个较新的问题。19世纪70年代前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垄断是经济生活中罕见的现象，经济制度主要是竞争性的，竞争机制保证使每一个人根据其对产出的贡献获得合理的收入，因而平等问题并不严重。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以来，由于大规模寡头垄断工业企业的出现，竞争性机制的不断衰退，尤其是1945年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现及其对西方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性的挑战等因素的影响，国民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平等和公平待遇问题显得特别突出。自由主义者和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平等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竞争经济的恢复，因而反对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一些具有传统经济学倾向的经济学家则提出，用可竞争性的市场代替传统的竞争市场模型，建立一种“可操作的竞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中，政府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格鲁奇不同意这些看法，他承认现代混合经济中小企业及其工人和消费者遭受了剥削。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说明。
第一，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平等问题与一系列事情，如利润、工资、价格和工作条件有关。格鲁奇十分强调小规模竞争性行业和大规模寡头垄断部门之间的差别。在存在数千个小生产者的竞争性部门中，利润、工资、价格等主要由竞争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自发决定，政府基本上不干预。而在大规模寡头垄断部门中，市场由大厂商和大工会控制，政府引导在这些部门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只有当企业管理者、工人、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合作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工人工资和消费者价格才能够被合理地决定，否则就会出现不平等问题。
实际上，企业管理者、工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合作是很难的。
第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重要的问题是工资问题。如果价格上升快于工资，或者，如果一些工人的工资提高了，而另一些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就是“不公平的”。由于工资决定中存在着公平与否的问题，因而决定是否提高工资的不是劳动稀缺程度，而是要求平等待遇的社会压力。在寡头垄断部门中，企业管理者和有组织的工人，有力量影响货币工资率的决定，如果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是使该部门的工资提高，那么，其他部门，甚至一些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中的工人也会要求提高工资，以避免受到不平等待遇或相对被剥削，而不管该部门的经济状况如何，结果是所有工业部门中的工资提高，引起价格上升。而只要价格的上升快于工资的增长，就被认为是不公平的。
宏观经济中，除了工资的决定提出了公平问题外，财产所有者（包括股票所有者）、工人都非常关心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之间的分割。如果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较大，工人反对，反之，利润收入者反对。
格鲁奇认为，宏观经济中的公平问题涉及到国家的税收制度。如果税收制度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那么，分别由财产所有者和工人得到的税后利润和工资也就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只有当所有经济利益集团达成一致协议，税收制度以一种公平合理的态度对待所有个人和集团时，公平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第三，从国内外经济的角度来看，公平问题包括生活质量、为所有阶层提供平等机会、保护自然和社会环境、保存非生产性自然资源、在私人和公共用途之间分配国民总产出、减少贫困和消除劳动市场上的歧视、对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和资金援助等等，所有这些公平待遇问题是福利国家追求的目标，即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平等对待所有个人和阶级。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努力采取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指导。目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在努力采取措施，实行国民经济的指导，平等地对待企业、农场主、工人和消费者。格鲁奇指出，美国由于没有在国家水平上采取一致行动，许多个人和集团感到相对地被剥削了，而且认为他们没有得到和其他个人和集团那样好的待遇。一些国家如加拿大、英国在保守党的领导下作出了可行的国民经济指导，公开提出国民平等问题；另一些国家如日本、法国、挪威和瑞典则采用了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以使所有国民经济利益集团获得平等待遇。因此，只有当国民经济利益集团联合行动以某种形式作出可行的国民经济指导时，平等问题才能得到最终解决。
（6）经济改革的主张
格鲁奇认为，由于经济制度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过程，这过程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其未来是不确定的。因而，经济制度中可能存在许多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同时，从旧的经济体系到新的经济体系的转移，经济制度高水平成就的取得，都要求进行各种经济改革。
第一，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
格鲁奇关于经济制度改革的理论由两个基本原则指导。第一，不能依赖私人市场体制提供私人利润和社会需要。因为私人市场体制主要考虑的是获得高效率和高利润，而没有注意平等和社会优先权问题，即使在私人部门，小企业也难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大规模工业企业进行竞争；第二，社会福利原则。这一原则说明了有助于创造福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有一个固定的基础，因为它们对效率和平等都有利。格鲁奇认为，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福利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它有利于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减少工业冲突、扩大国民经济产出、提高生活质量等。因此，福利和平等一样是不断发展中的整个经济过程的一个方面。
在格鲁奇看来，经济改革的第一原则，即不能依赖私人市场体制提供私人利润和社会需要，并不意味着否认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私人企业。实际上，在西方民主国家，甚至像法国、日本等正式采用国民经济计划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仍然来自于私人部门。因此，国家对经济的指导及其相关改革，应该是使人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是消灭它。另外，根据经济改革的第二个原则即社会福利原则，经济改革应该是增强私人经济体制的力量而不是削弱它的力量。因为，这些经济改革可以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增加低报酬工人的收入，为退休工人提供福利。而且，从挪威和瑞典的实际情况来看，为支持高福利而实行的高税收负担，并没有减低个人刺激及劳动生产率。1980年，世界发达国家以美元计算的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瑞典排第二，挪威居第三，联邦德国、法国等都排在前列。可见，格鲁奇经济改革的总原则是不要触动私人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经济改革的目标
格鲁奇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缩小混合经济中传统的工业部门与新兴的工业部门之间的差距”，新兴经济部门应该与传统的古老的经济部门分享繁荣和进步的利益。在他看来，两部门差距的扩大，对新兴高技术部门和传统部门的福利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萧条的工业部门必将在住房、运输及工作条件等方面提出不平等待遇问题，因而这些部门与高涨的工业部门同时存在，不会为高水平的国家福利提供坚实基础。而且，劳动力人口从传统的工业部门向新兴的高技术部门及个人和公共服务事业的大量转移，只是恶化了两个部门之间的差距；而当居住在高技术产业区的高技术决策者，与居住在传统工业部门集中的旧城区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重新分离时，这种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格鲁奇指出，美国人口的这种分离是技术性的，而不是种族的，取消种族隔离无益于差距的缩小。1945年以来的知识爆炸，已经将那些从高技术工业的增长中获益的个人与那些不能分享这些利益的人分离开来，因此，除非能够大大减少或消灭技术性的隔离，否则，美国很可能变成一个再分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那些已经在高新技术产业获得专长的人，将被教育、高价住房等与那些不能获得专业特长的人们分离开来。
第三，经济改革的主张
格鲁奇关于经济改革的主张分为短期措施和长期措施两类。短期措施主要是对先进工业经济的结构和职能进行改革，包括减少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消除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而长期措施主要是对引起经济制度的结构和职能发生变化的改革，如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指导。
——税收政策改革
格鲁奇认为，美国在80年代实行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经济中非竞争性的寡头垄断部门。因为，这种税收制度中的财产收入税少于劳动收入税，为许多潜在可纳税收入提供了漏洞；个人收入税不是累进的，结果是使大多数税收负担转嫁给了低收入阶层。因此，他反对美国的这种税收制度，主张进行税制改革。
具体办法是实行“信用收入税”，即对各种来源的收入征税；消灭所有的免税、减税和各种税收优惠；降低收入税的起征率，等等。在格鲁奇看来，如果给每一个纳税人一份税收信用，即努力降低低收入者的税率而累进地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则可取得税收制度中的进步。
——货币政策改革
格鲁奇认为，不仅美国80年代的税收制度是不合理的，而且美国80年代的货币政策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80年代，美国实行的是自由主义者以浮动汇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即在快速经济增长时期利率偏高，而在衰退时期利率偏低。
从长期来看，利率将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格鲁奇指出，自由放任主义货币政策的结果是，当利率高时，收入越高的阶级及获利越多的大企业，越能支付借贷利息，而且可以经常将高利率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而收入越低的阶级和获利较少的小企业，则越无力借贷高利率资金。因此，“当代强调浮动利率的货币政策的不利后果，是对社会优先权和收入分配的扭曲”。当利率高时，许多社会和国家工程，如道路和公共建筑的维持，由于政府对增加公共税收负担的限制而不能实施。而且，即使在利率很高时，仍然能提供大量的高收入住房，低收入住房则因低收入家庭无力担负以抵押或租借形式支付的高利率成本负担而逐渐减少。同时，浮动汇率的货币政策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使之对高收入阶层有利而对低收入阶层不利。
由于货币政策存在种种弊端，因此必须进行改革。格鲁奇关于货币政策的改革有两个基本原则：不能指望私人市场体制提供适当的私人和社会需要；社会优先权的决定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而他主张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在促进经济稳定的过程中，财政政策起着积极的主要的作用，而货币政策则是被动的、次要的。因为，通过增加累进收入税，使利率维持在现有低水平，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稳定和对付通货膨胀压力，这样增加的税收绝大部分将由高收入阶层负担，收入分配也将由于低收入阶层负担较少的税收而变得更公平；另外，由于公共支出是合理的，增加的税收收入将有利于社会优先权。第二，建立一个反映社会需要的“公有社会的”标准来补充私人银行的利润标准。因为，即使银行利率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低水平时，仍然需要决定银行信贷是如何被决定的。在格鲁奇看来，当利率稳定在一个低水平时，银行贷款的分配并不完全由市场标准来决定，而是由社会或集团的标准共同决定，这样可以使银行借贷与社会需求更一致。
——收入政策改革
收入政策即工资——物价政策，最初是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用来对付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格鲁奇认为，这种措施在实践中没有提出或解决现存利润和工资率是否公平的问题，它只分析工资和利润的进一步增加对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将产生什么影响。事实上，当收入政策开始实行时，国民收入中企业利润和工资的份额对企业或有组织的劳动者都是不公平的。实践证明，有组织的劳动者反对1962年自愿工资——物价政策及1972年强制性的工资——物价政策。
因为，收入政策开始时，劳动者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太小，这对他们的劳动来说是不合理的；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劳动者应得的工资份额却有一部分归于利润。因此，这种收入政策需要进行改革。
在格鲁奇看来，从美国60年代和70年代工资——物价政策的实践中，可以吸取以下经验教训：第一，收入政策应该成为政府各种经济政策中的一项长期政策；第二，应该避免固定的工资——价格指导线，而是每年对这些指导线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时期的特殊经济环境；第三，企业和有组织的劳动者应该参加国家收入政策的制订；第四，政府在推行收入政策的过程中只是一个调停者，主要是为工业企业和有组织的劳动者双方提供有关国家经济现状和未来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