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恋》（二〇〇一年三月 文艺春秋）
《秘密》一书里写到了母亲的灵魂附在女儿体内，这种外表与内在的差异让丈夫十分困惑。我在想象这种情况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会怎样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性别认知障碍这一问题。我不想草率处理这个题材，于是我深入思考了男女性别差异等诸多问题，还走访了完成日本第一例变性手术的埼玉医大附属医院。在执笔过程中我逐渐形成的关于性别的看法至今未曾改变。正因为如此，每当看到电视节目上一些名人由于无知而信口开河说出一些错误的观点时，总是气得要死。不过算了，自己生闷气也无济于事。还有，虽然我在几个访谈中都提到过，但是这里还要再说一遍，这部作品的氛围借鉴了SMAP的歌曲《夜空的彼端》。
《超·杀人事件》（二〇〇一年六月 新潮社）
最早写成的是那篇《超理科杀人事件》，我看到有些作家在作品中照搬照抄大段大段的理科资料，所以就想写这么一篇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很受欢迎，于是我又写了《税金对策杀人事件》、《超高龄化社会杀人事件》等等。虽然每个题目里都有“杀人事件”，但是其实故事本身一点儿推理元素都没有。尽管如此，在某次对谈中，有位评论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就算是讽刺文坛之怪现象，也不用非得写成推理小说。”根本没读过就胡评一气，这种人真应该买一台“书评机器”①。
《湖边凶杀案》（二〇〇二年三月 实业之日本社）
这是一本未经连载就直接出版的新作，但是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我曾经连载过一部名为“不要再去杀人森林”的失败之作，我认为这样的故事绝对出不了书，所以干脆就重写了一遍。说实在的，这事真没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可是我对这部小说的内容相当中意，于是也就得意地认为自己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局。
《时生》（二〇〇二年七月 讲谈社）
我想写个傻瓜男人的故事，这本书的主人公宫本拓实就是个地道的傻瓜。写傻瓜的故事让我觉得很开心，也许是自己内心深处许多封印被解开的缘故吧。本书写到了时间旅行这个题材。很久以前，我就深入思考过“时间悖论”②的问题，我想写一本书，里面的主人公不是时间旅行者本人，而是他周围的人。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成功。文库本出版的时候，“时生”两个字的写法从片假名改为了汉字。
《绑架游戏》（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光文社）
这是我首次尝试绑架题材。其实以前有很多作家都写过这一题材，其中也不乏名作，但是绝大多数都把重点放在罪犯与警察之间的博弈上。如果只从罪犯的视角进行描写会怎样呢？于是我有了这本书的灵感。小说的主要设定就是“一个装腔作势的男人在高层建筑里喝着啤酒，只凭借一部手机索取赎金”。二〇〇三年，本书被改编成电影《g@me》。藤木直人先生那副装腔作势的扮相真的很不错。我也在电影中露面了，但却很少有人发觉，一定是出场时间太短暂的缘故吧。顺便说一下，这部小说在杂志《Gainer》上连载的时候，题目叫“青春的死亡面具”。这个题目我也很喜欢，但是我想到书名还是应该体现内容才对，所以就改成“绑架游戏”了。
《信》（二〇〇三年三月 每日新闻社）
一家人里出来一个罪犯该是怎样的悲剧啊，我就是想写写这种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要在报纸的周日版连载，所以我认为还是不要写残忍的场面和复杂的诡计。我想详细描写一个孤单的弟弟看了服刑中的兄长的来信后会产生怎样的想法，会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结果，写到最后，这本书已经不是推理小说了，不过这样也好，我想通过这个故事打碎那种表面的善意与虚伪的道德。不能因为别人的家庭成员里有个罪犯就歧视人家——这是不现实的，人们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要是我女儿的恋人是个罪犯的弟弟的话，我是绝不会允许他们结婚的。
《我是冷面老师》（二〇〇三年五月 集英社文库）
有个儿童杂志找我约稿，我想这也是作家之路上必须经历的一步，于是就接受了。其实，我对这项工作真没多大兴趣。要设置怎样的情节，要如何控制难度，这些我心里全没谱。而且，我也不觉得现在的孩子喜欢读小说，所以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反正这个连载肯定不会受欢迎的。然而，万万没想到，第二年这个杂志又来找我约稿了，也许是小读者喜欢主人公冷静的性格吧。顺便说一下，这本书里《幽灵打来的电话》一篇被收入了某个出版社出的一本选集之中，但是并未事先得到我的许可，我嫌麻烦没起诉他们就是了。
《杀人之门》（二〇〇三年八月 角川书店）
杀人是什么滋味呢？大多数人都想过这个问题吧。我想写一个故事，那里面的主人公从小就抱有杀人的念头，长大后也一直被这个念头掌控。在《白夜行》里，我只是客观描写了主人公的行为，而在这部作品中，我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手法直接展现了主人公扭曲的内心世界。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对主人公喊出“还磨蹭什么！快杀了他呀！”，那么作为作者，我将感到无上的满足。
《幻夜》（二〇〇四年一月 集英社）
这是很难评价的一部作品。若是被问及本书与《白夜行》的联系，现在我也无法给出回答。这个故事开篇就写到了阪神大地震，我担心这会不会触及受灾民众的心理创伤。我在公司工作的经历以及父亲的工作经历都对写作此书很有帮助。另外，参加陶艺课程学到的东西也十分有用。
《挑战？》（二〇〇四年五月 实业之日本社）
我对滑雪运动有着狂热的喜爱，这一兴趣无法通过自己的工作展现出来，这让我很是遗憾，于是我决定写一组与滑雪有关的随笔在杂志上连载。然而，滑雪的话题渐渐说完了，所以只好又写了不少与滑雪无关的文章充数。
《彷徨之刃》（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朝日新闻社）
复仇是违法的，然而这个世上有些事让人忍不住想要认同这种复仇的举动。警察要逮捕试图复仇的人，但他们真实的心声又是如何呢？这个想法成为写作本书的契机。小说中涉及少年法，但是我总觉得不光是少年法，现今的法律都对犯罪者保护得过多了。
《黑笑小说》（二〇〇五年四月 集英社）
这是继《怪笑小说》、《毒笑小说》之后，“笑之系列”的第三部作品。在我看来，这也是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书里涉及了很多文坛八卦，编辑也曾再三提醒我要悠着点儿写，别爆料太多。顺便提一句，本书单行本的封面上正是作者本人和编辑们，地点在市内某烤串店里。据说那位店主做梦也没想到自家店面的照片竟然被用于此种用途。可是，并没有对店家起到任何宣传作用，真是抱歉。
《嫌疑人X的献身》（二〇〇五年八月 文艺春秋）
这本书为我带来许多荣誉。它甚至还引发了一场本格与非本格的论战，我个人认为这也算该书为我带来的荣誉之一。我觉得，一本书是否属于本格推理，应交给读者决定，不同的读者自会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人觉得推理小说中人物是为诡计服务的，而事实上正相反，我通常是先设定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然后再考虑与之相适应的诡计，这样做更容易想出好点子。
《科学？》（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角川文库）
一部随笔集里所有文章都以科学为主题，这对我来说实为不易。纠结到最后，我在这本书里塞进了不少诸如职业棒球、恋爱问题、少子化对策等等基本上与科学无关的话题。书名里的那个问号与《挑战？》里的那个问号一样，都是我缺乏自信的表现。
《梦回都灵》（二〇〇六年五月 光文社）
我一直都喜欢各种冬季运动，所以也希望能去冬奥会观战。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张，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看到了很多比赛。可是，如果只写一本观赛记录，那就太无聊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写一本幻想小说。如果大家不明白我的意思，那就去看书吧。
《红手指》（二〇〇六年七月 讲谈社）
人到了这个岁数，和朋友们聊天的话题也与年轻时代有所不同了——中年人凑在一起都会多少抱怨几句照料父母的种种辛劳吧。写这本小说根本没有四处取材的必要，只要听听自己周围的人怎么说就行了。不，其实不用听，我也能在书里表达出他们的苦衷。我大姐读完本书后，是流着泪给我打电话的。
《使命与心的极限》（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新潮社）
我母亲饱受大动脉瘤和癌症的折磨，最后撒手人寰。医生对这两种病症束手无策，而我对他们却全无不满。在母亲去世前的这两年里，他们尽心尽力地为母亲诊治，对于他们的付出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那时学到的知识。不过，对于医学领域，我还是知之甚少，医学推理我写不了，但是却想写写对于医疗行业的希冀与期盼。
①《超·杀人事件》中提到的可以自动生成书评的机器。
②时间悖论有多种表达，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种被称为“祖父悖论”，即某人回到过去，在自己父亲出生前杀害了自己的祖父。既然祖父已死，就不会有其父亲，也不会有他；但是，既然他不存在，又怎么能回到过去，杀死自己的祖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