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昭和五十六年起,有整整五年时间,我都在某汽车零件制造公司从事生产技术的研发工作。既然会做这样的工作,我大学当然读的是工科,说得再详细一点儿,是电子工程专业。我之所以学工科,是因为从小学到高中,我的理科成绩一直比文科成绩好。更确切地说,我的文科成绩甚至不够高考水平。前些日子,我与七年未见的高中同学会面,他一本正经地说起我的语文成绩:
“不管我考得多烂,只要一看到你的试卷就放心了。”
当时,我们俩正在我常去的酒吧,他的话被酒吧小姐听到了,她们立刻开玩笑说:
“啊?真的吗?哦,好差劲啊!这样也能当上作家吗?”
我顿觉颜面扫地,但是,人家说的都是事实,我也无法反驳。
说实话,我的语文成绩确实很糟糕,而且也非常讨厌语文。我不知道自己是因为厌恶语文而成绩不好,还是因为成绩不好而对语文产生厌恶。相比之下,我还是更擅长理科。若问我是否喜欢理科,怎么说呢,比起其他科目,也可以算是喜欢吧。
但是,现在想想,其实我当时并不了解理科,尤其不了解理科真正的乐趣所在。因为那时做实验的机会非常少,了解物理和化学的法则,探索奇妙的电流属性与化学反应的性质,这些自有乐趣,但毕竟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既死板又无法亲身体验。平常上课时老师讲的内容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至今却清楚地记得静电实验中朋友的头发根根倒竖的样子,可见亲自动手体验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进入大学,实验却多得让人讨厌。我上的那所大学,每周都要做一次实验,所以天天忙着整理数据和写报告。
大学里的这些实验是否真的很有趣呢?我心中怀有少许疑问。因为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指导教师布置实验题目,而且从实验方法到每一个步骤,都有详细的指示。因此,基本上事先都可以预测到实验结果。如果得到预期的结果就证明实验正确,反之则说明实验者在操作中犯了某些错误。换言之,这些实验并非为了研究目的,而是为了训练学生才进行的。
当然,无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所做的实验都是如此。石蕊试纸遇到何种物质会变色,这在实验前就已经知道了。不过尽管这样,实验本身还是很有趣的。
但是,学生到了二十岁左右就会变得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对“被迫进行”的实验完全不感兴趣。因为事先知道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于是就在实验中调整各项条件,只求达到预期结果即可。整个实验既无惊喜,也无感动,只觉得“啊,总算应付完了”。
不过,也有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实验也很好”。大学里进行实验,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筛选出优秀的学生——在做实验的我们其实才是实验对象。这种说法太可笑了吧?笑过之后,我又转念认为说不定实验真的有这种功用呢。
我在学生时代很少体验到实验的喜悦,而进入公司后,情况却大不相同。每天都要做实验,而且这些实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首度进行,没人能够断言会得出怎样的结果。虽然会有所预期,但是结果通常都有出入。而这时,十有八九是预期错误。这与学生时代的实验截然不同,那时的实验如果结果与预测不符,必然是实验方法有误。至于哪种实验会让实验者感到兴奋,就不用多说了吧。简言之,直到进了公司,我才第一次真正尝到实验的乐趣。
说起拙作《侦探伽利略》,其中描述了五种奇怪的现象,并由一位物理学家一一解开谜题。
这五个怪现象中有几个灵感来自于我在公司时进行的研究。我当时对共事的前辈说:“如果这个这样做的话,也许能用在推理小说里。”
结果,我真的用了。那位前辈读到的话,估计会苦笑吧。
书里其他的奇怪现象也都有科学依据,但是我并没有做过实验,或者说,我写的都是现实中不可能做实验的现象——并非在物理意义上不可能,而是在道德意义上不可能。
由于不可能做实验,“假设这样做会产生此结果”的预期,正是本书的精要之处。
我就是算准了没人会做实验确认。
十连败之后
(《小说现代》 一九九九年八月号)
一月十四日 NTT视讯的加田五千雄社长带我去了一家有名的鳗鱼料理店。加田先生是我大学的学长,比我高很多届。二月将在明知纪念馆举行东京同学会,我受邀演讲,所以这次是借吃饭这个机会先互相打个招呼。不用说,我自然穿上了西装,还系了领带。饭桌上,我提到今晚有直木奖的评选会,加田先生便说:“这可是大事,你一定很紧张吧。”我虽然嘴上应和,但是心里却想“其实我现在更紧张”。
吃完饭我回了一趟家,傍晚又前往赤坂的小饭馆,当然衣服也换过了。文艺春秋的单行本责编H田小姐和杂志连载责编B小姐,以及漫画杂志的K先生都在店里等我。我们一边吃着佳肴,喝着好酒,一边等电话,大家居然聊得很热闹。或者说,其实大家都在极力使席间气氛活跃,我也不例外。就连不怎么好笑的冷笑话,大家也都硬逼自己笑。说着说着,一通电话打来,找H田小姐接听,这时我就知道肯定落选了。回到座位的H田小姐明显很沮丧。当然,大家都很沮丧,但仍然强颜欢笑。在这种场合的强颜欢笑十分有人情味,我挺喜欢的。
正如料想的那样,本届得奖者是宫部小姐。要是在酒馆不巧遇见,对方反而要费心照顾我的心情。我让B小姐想法避免这种情况,她说:“今晚去‘月之雫’应该没问题。”于是,我们打车前往那家店。车里,H田小姐和B小姐向我坦白:“其实,我们俩同席等待结果的战绩,已经累计超过十连败了。”现在告诉我又能怎样呢?不过,自出道以来,我是文学奖九连败。三人相加就是三十连败。天啊,这样的话,难怪会把幸运女神吓跑。
三月五日 我们在四谷的一家小饭馆等待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结果。说实话,这已经是我第五次入围该奖项了。除了H田小姐,讲谈社的O田编辑和K村编辑也在。他们真可怜,又要陪我开落选安慰会了。我正想着,落选通知就如期到来了。“哎呀呀,这样就十连败了,我也真够厉害的!”听到我的自嘲,O田编辑和K村编辑照例跟着强颜欢笑。H田小姐也露出笑容,但是一看就是没什么精神的样子。
文艺春秋的S部长和B小姐,以及O村编辑也来和我们会合,大家一起前往新大谷饭店的酒吧喝酒。曾是橄榄球运动员、相貌冷峻的S部长今天也显得无精打采。
后来,和直木奖那时一样,大家又转战“月之雫”。这里的老板娘琉美和我是老乡,而且还出生于同一个地区。更巧的是,我们来东京的日子都是同一天。我对琉美道歉:“真对不住,我总是落选。”她鼓励我说:“说的什么话,不是还有下次吗……”
我们在店里倒是没有遇到本届获奖的山本文绪小姐,却碰到了评委北方先生。他说:“哎呀,我可是推荐你了啊!”看他的表情十分认真,那就相信他一次吧。
文艺春秋的O村编辑身心俱疲,一直在呼呼大睡。
五月二十一日 这一天在等待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的结果发布。在皇家花园饭店的咖啡厅,我依然与H田小姐在一起。我总感觉很对不起她。此外,还有O村编辑以及讲谈社的O田编辑、K村编辑和I田编辑。《小说现代》的K田编辑也来了,大家都在喝咖啡,只有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吃三明治,而且在结果出来之前就离开了。
每次大家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我突然想到,干脆以等待文学奖发布为题材写个小说算了。我把这个想法跟大家一说,编辑们都表示:“很不错啊。”他们似乎以为我在开玩笑,而我真的决定要写一篇,到时候你们看到可不要吃惊啊。
下午五点左右,日本推理协会打来电话,上来就是一句“祝贺您获奖”。啊,实在太美妙了。这句话我一等就是十四年啊!我和编辑们猛拍纪念照。其他客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
记者会之后,我们前往银座的酒吧“ELLE”,与其他获奖者拍纪念照。我中途退场,与责编们一起去吃寿司,随后又回到“ELLE”。拿我当踏板,现在越来越出名的真保裕一君也赶来了。我们紧紧握手,感慨万千。“要是没这个家伙,当年某奖就是我的了”,此时我不得不把这个想法妥善地藏起来。
明明是大美女,却嫁给折原一(就不用敬称了)的新津清美小姐也来了。想想看,她也是这次短篇部门的入围者。她虽然落选了,但是仍然来向我道贺,真善良啊。她不光长得漂亮,心灵也如此美丽。不过,她有个一喝酒就乱讲话的坏毛病,而且她还是折原一的老婆。
酒友赤濑川隼①先生也来了,不过这完全是个巧合。不可思议的是,我们都只是偶尔光顾这家店,却常常巧遇。
藤原伊织先生也来了,有一段时间没喝酒的他,这次一边给评委北上次郎②先生找碴儿,一边大喝特喝。
然后,我们又转移到“月之雫”,我终于可以在老板娘琉美面前扬眉吐气了。熟识多年的编辑们全来了,他们由衷地向我祝贺:“这次真是太好了!”哦,原来我让大家都等得很辛苦啊。
当天,藤原伊织先生喝得大醉。
六月二十五日 在东京第一饭店举行颁奖典礼。我穿着特意准备的西装,携情人和恋人一道出席。花了三天三夜背熟的长篇演讲顺利结束,让我心满意足。
读者与作者的规则
(《小说新潮》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号)
最近,部分拙作被改编成影视作品,部分出了新版本,所以从夏天到秋天,上门采访的记者数不胜数,一天之中被采访数次这种事也发生好几回了。这样的采访邀约我都会尽可能地接受。我是靠卖书吃饭的,作家这个职业毕竟也是一门生意。我认为,既然是做生意,宣传就不能马虎。以前一年到头可能都上不了一次专访,回想当年的情景,我非常感激现在大家给予我的认可。
当然,被问及的问题都似曾相识。比如,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您的心情如何?最新作品想写哪方面内容?一次次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并不会让我感到厌烦。就对方而言,那是他们第一次提出的问题,而我因为答案成竹在胸而倍感轻松,不必在现场苦苦思索。
因为准备不足而跑题的情况也不少见。有些记者连书中角色的名字都搞错了,还在继续采访。即使如此,我也不会不高兴。在对方看来,我不过是众多采访对象中的一个而已。对于他们的小失误,我一笑置之就好了。
但是,并非完全没有令人不快的事情。我最讨厌有人利用采访的机会破坏读者与作者间的规则。例如以下提问: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这部小说的最后,XX是不是就是〇〇呀?”
“那么,结局中这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请您解释一下可以吗?”
每当听到这样的问题,我都想回敬一句:“请你自己去想吧。”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大多数读者都无法向作者直接发问,大家都是自己去思考。依据书中所写了解内容不是阅读的规则吗?我也是秉持这样的规则进行创作的。
所以,正因为如此,不管自己的作品被读者怎样误读,我都没有怨言。我认为,会被误读不是因为自己的写法有问题,就是因为和那位读者八字不合。有时,某些作者会说“这是因为读法不对”或者“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那样解读”,我想,这也是一种违规的做法吧。
撑死也要吃!
(《小说SUBARU》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号)
某月某日,我和集英社的蒙奇奇小姐,也就是H编辑,在横滨站集合。H编辑稍显紧张。
“身体状况如何?”我问。
“嗯,我调整过了。”
“有没有吃过东西?”
“吃了,中午吃了一个面包。”
“这样啊,我在三点也吃了一个小热狗。”
“什么都不吃反而不太好呢。”
“是啊。”
我们来到购物中心的咖啡厅,看了看菜单,略加思考后点了啤酒。我平常绝不会在与编辑商量事情的时候喝酒。
“我想先让胃活动一下。”我向对方说明理由。
“原来如此。”H编辑点点头。
稍后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横滨元町一家名为“梅林”的餐厅。这可不是一般的餐厅,它的厉害之处在于一人份套餐包括了三十道菜。
这不是我第一次去“梅林”,以前去过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下场惨烈——我以为虽说是三十道菜,每道菜肯定只有一口的量,于是就大喝啤酒,结果菜还没上完一半我就不行了。第二次去的时候,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尽量不喝啤酒。但是,后一半菜肴我仍然几乎没怎么吃。剩下的菜餐厅会让我们打包带走,我记得当时两手提着装得满满的纸袋,就像刚参加过婚宴一样。
说实话,我再也不想去那家店了。饿肚子固然难受,而吃撑了也很痛苦。我之所以会第三次去,都要怪两个不听劝的死脑筋。这两位一个是凭借《亡国之盾》拿奖拿到手软的阿福,也就是福井晴敏先生,还有一个是一九九九年因为《八月的马科斯》获得乱步奖的流浪汉作家新野刚志。
事情起始于福井晴敏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庆祝会上。那时我提到了“梅林”,但那两位完全不相信这家店的厉害。
“上菜多到吃不完?怎么可能!掌握好节奏的话肯定没问题。”阿福一边大嚼特嚼一边说。
“我经常饿着肚子到处流浪,有多少食物就吃多少。剩下饭菜太可惜了。”流浪汉新野嗤笑着说。
①赤濑川隼(1931-),日本小说家,曾凭借《白色残映》一书获得第一百一十三届直木奖。
②北上次郎(1946-),原名目黑考二,散文作家、评论家、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