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自述
《多余的话》所呈现的作者的一生，是与疾病相纠缠的一生。大概因为久病成医的经验，被俘后，在身份尚未暴露的时候，他为自己伪造的身份是“职业医生”、红军的俘虏。传达“病”的感受是自我分析的主要方式，也是瞿秋白历史形象的重要一面。
政治之病
在狱期间，记者眼中的瞿秋白似乎并无多少病人特征。“瞿面目清癯，身体瘦弱，头部神经系颇发达，狱中衣青衣青裤，俨若商人装束，谈吐甚文雅，不失书生面目”；“瞿衣青布短褂袴，身材约中人高度，微胖，脸色黄黑，眼球无甚神采，两手丰润”。在当时政局中，最受关注的一位“病人”大概要算汪精卫。在刊登《瞿秋白访问记》的同一期《国闻周报》上，就赫然登着行政院长汪精卫胆结石发作的消息，称此为面对“河北事件”辛劳过度、心力交瘁、无暇就医所致；报称这次旧病复发，病情严重，“发热至三十八度以上”，“胆囊有成脓液之象，须谢绝一切工作，安心静养”。记者评论说：“汪先生的病，不是普通所谓政治病，但得病则由于政治。他的赴沪就医，反映着国家局面，在所谓冀察事件解决后，依然棘手与不安。”
汪精卫患病受记者关注是很自然的，因为“汪先生是中央常委，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太多，责任太重，国家经不起他的久病”。汪精卫本人也将自己的病与政治职务挂钩。据陈公博回忆，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前的3月18日，汪精卫在省政府宴请各军政治部主任，席间谈及自己的病，还讲了一个故事做譬喻：“有一次监狱里头有一个囚犯患了病，狱医来看过之后说：‘最好你迁地疗养一下’，话是好听的，你想一个囚犯怎能可以自由的搬到别处疗养？我现在就是十足那个囚犯。”
1931年也不断传出汪精卫称病的消息。《申报》语出惊人：“伍朝枢语人，汪精卫之疾，除糖尿症外，肝部生一巨虫。”鲁迅讽“展堂同志血压高，精卫先生糖尿病，国难一时赴不成，虽然老吴已经受警告”就在此时。舆论认为汪精卫得的是“政治病”，称病只是卸职的借口。对此唐有壬出面报告，“汪血压260，尿中含糖质40%，并发现糖尿结物颇多，该项结晶物随时可使病者昏厥，故病势殊剧”。宋子文也对外解释汪“确实患病”，很快由医生证明汪“患有糖尿病及肝硬化症，并有胆塞之明症”，“极需要有最低限度三个月之完全休养，于其身体可能之时，并需转换水土”。
当是否“政治病”成为舆论焦点的时候，大量的病理证明和细节呈现似乎是必要的。相比于汪精卫，瞿秋白的病似乎并不需要这些，他得的是肺病，更经常以咳嗽、吐血、苍白、虚弱等描述词来呈现。鲁迅用隐语说瞿秋白境况的时候，常常是抓住生病和吐血的特征，说“它兄曾咯血数口，现已止，人是好的”；“闻它兄大病，且甚确，恐怕很难医好的了”。
《多余的话》所展示的“病”，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政治病”的一种：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经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
在这一大段关于身体、年龄、肺病与工作的陈述中，作者传达的意思是复杂而微妙的。似乎是政治工作的奔波忙碌耗尽了活力和热情，延误了治病，使青壮年的身体变得疲惫衰弱；更重要的却在于，政治之所以能够剥夺身体，其实正源于一种热情。
“病人”自述和他人对“病人”的描述会形成一些奇特的对照。在关于瞿秋白的回忆中，肺病与工作，经常拼合起一个戏剧性的形象。胡愈之曾说“像秋白那样怯弱的躯壳，却蕴藏着烈火一般的热情和钢铁一般的意志”，就是一种很有象征意味的表达。叶圣陶对瞿秋白的印象是“他身子不怎么好，瘦瘦的臂膀，细细的腰身，一望而知是肺病的型式。可是他似乎不甚措意这个”。
郑振铎回忆，五四运动期间，瞿秋白在学生会中就展示了“出众的辩才”和“领导的天才”；办《新社会》周刊时，大家到瞿秋白家中聚会，“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不仅如此，瞿秋白文思敏捷，下笔很少涂改，病中也连夜赶写完稿件。1922年沈雁冰在上海大学做兼课教员的时候结识瞿秋白，后者是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以前从文章中沈想象瞿“是一个博学，思想敏锐，健谈，有幽默感的白面书生”，见面时对方“高挑身材，苍白的脸”，多次接触之后，沈感到瞿“不只具有文人的气质，而且，主要是政治家”，造成这种印象的是他的工作方式，经常深夜写政论文，文思敏捷，很有煽动力，多用于内部讲演。同为教员的周建人对这时期的瞿秋白的描述是“他很活跃，到处讲话。他的讲话很有鼓动力量”。1934年在江西苏区任中央执行委员，他改变了安静写作的生活习惯，全心从事琐碎的事务工作，“他自己是一个病人，还骑马跑到很远去看望患病的同志”。在回忆构成的空间中，瞿秋白经常是个热情的“病人”，他的工作才能也通过孱弱的病躯透射出来。
1920年代瞿秋白在政治方面的才能主要表现为雄辩、文采和个人魅力，肺病也是其气质的重要层面。蒋光慈曾以瞿秋白的形象为灵感来源，创作了以上海工人武装暴动为主题的小说《短裤党》，其中的主要人物杨直夫就是以瞿秋白为原型的，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一个小说家对瞿秋白的理解与想象。虽然小说的主要基调是描写劳动阶层的美德与抗争激情，且到处弥漫着暴力、复仇的“********”情绪，但暴动的领导者杨直夫却是个儒雅的知识分子和虚弱的肺病患者，像“多情的诗人”一样富有浪漫气质，即使在病中、在紧张的工作中也不忘和爱人亲吻。对杨直夫而言，肺病是忠于革命、忘我工作的标志：“肺病是要安心静养的，而直夫却没有安心静养的本领；他的一颗心完全系在党的身上，差不多没曾好好静养过片刻……这一次病的发作，完全是因为他工作太过度所致。”在肺病因工作而加重的同时，杨直夫也从工作中获得了神奇的生命支撑，他陈述自己的病况：
我是一个怪人，工作一来，我的病就没有了……我的病是不会令我死的。我在俄文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简直病得要死了，人家都说我不行了，但是没有死。我在莫斯科读书的时候，有一次病得不能起床，血吐了几大碗，一些朋友都说我活不成了，但是又熬过去了。我已经病了五六年，病态总是这个样子。我有时想想，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能带着病日夜做文章不休息。
小说特别描写了病重的杨直夫当众讲演时的激情与魅力。对杨直夫的心理描写是：“我要说话，我不得不说话！也许我今天的说话对于我的病是不利的，但是对于革命却有重大的意义。是的，我今天应当多说话！革命需要我多说话！”这次带病发言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力：“你听！他说话时是如何地郑重！他的语句中含蓄着倒有多少的热情！有多少的胆量！当他说话时，他自己忘记了他是一个病人。同志们也忘记了他是一个病人。真料不到在他的微弱的病躯中，蕴藏着无涯际的伟大的精力！”
《短裤党》完成于1927年“四一二”前夕。作者蒋光慈本人就是肺结核患者，1931年病重去世。小说或许不可避免地投射了作者对肺病的戏剧化感受。政治演说是否能像充电一般让病人焕发出耀眼的活力呢？对瞿秋白来说，至少在五四时期的确如此。《赤都心史》写道，五四运动的爆发打破了“孤寂的生活”，使瞿秋白“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五四当天的游行后，他开始吐血。这时的瞿秋白认为学生运动的意义在于体验与觉悟——“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这时候，“变”的要求是最重要的，行动务求震惊和刺激，也因而信仰克鲁泡特金说的“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
但街头运动带来的兴奋效果并不持久。1920年以后瞿秋白开始关注的问题是，谁是社会运动的主体。他接触到法国思想家吕邦（今译勒庞）的群众心理学说，看到了群众运动的特点，那就是个体意识和个性的消失，以及集体无意识的相互感染。从某种程度上说，群众运动正是人们潜意识中恶劣的一面经激发集体发作的结果，吕邦本人就是站在精英立场上面对业已到来的群氓时代表达深刻忧虑的。瞿秋白希望能产生一种超越群众运动之上的“社会运动”，后者必须抛弃极端的感情，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受外在暗示，一步步研究社会并加以改造。群众运动中的牺牲者往往是被强烈情绪所鼓动、被暗示或轻信而去牺牲的，实际上是对自我的放弃，而真正的社会改革需要健全、理智的主体，首先要保持积极的怀疑心和独立的人格。在瞿秋白的构想中，“社会的变动总是先起于一小部分——牺牲者。一小部分的变动波及全体，改革的运动，才能完全达到他的目的”。虽然没有明确提示，但这一小部分人显然是知识分子，将之命名为“牺牲者”，或出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时的瞿秋白认为，在文化运动臻于成熟时继之以社会运动，才是理想的改革步骤。
在介入政治越来越深的过程中，那种保持清醒自我的理想也离瞿秋白越来越远了。对当时身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人来说，瞿秋白的病还有更复杂的意味。在1927年2月，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的通告之前，瞿秋白主动要求参加上海活动分子会并作报告，中央没有同意，派了彭述之去。后来瞿秋白在文章中写到此事：“一九二七年二月上海暴动……当时我曾正式要求自己担任区代表大会之报告。但是中央秘书处（王若飞）复信讥笑我自告奋勇，说道：你‘病’，不准你去了。”这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在领导方针上的分歧与斗争已跃然纸上。据李立三《党史报告》，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决议全文到达****中央，在对国际路线的态度上，发生了瞿秋白和彭述之的争论，因陈独秀赞成彭述之而形成决议；“这一争论秋白同志是失败了，他当时就感觉反机会主义的重要，就在病中花了一个礼拜功夫，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彭述之主义。这一小册子内容对于彭述之主义批评得体无完肤，非常正确”。
《多余的话》涉及这段历史的文字是：“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郑超麟的回忆中，瞿秋白的“病”却是派别斗争开始的讯号。在路线分歧发生后，“瞿秋白就称病，不做工作，不见客，约有好几星期长久。一天，大清早，我正在睡觉，王若飞把我拉起来，叫我同他到菜市路看秋白去。我总以为秋白肺病又厉害了，此时一定呻吟在床上；可是进房门看见他坐在写字台前面写文章。我很惊讶。他说，有时床上睡得厌烦也起来坐坐。我们进去时，他写的东西已经藏起来，此时他从抽屉拿出稿子来，说他正在翻译哥勒夫的《辩证法唯物论》。这是好久以前，他为了需要稿费贴补生活，问我有什么书翻译，我从书架上选了这本给他的。谈了一些不相干的话，看了他几首‘集龚’的诗，我就同若飞走开了。若飞那时也许比我知道得多些，但未曾告诉我什么。我则怀疑秋白此时并未生病，而是加紧工作。原来，他上午正在写反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下午才译哥勒夫或找人谈话。我从CY方面渐渐听到了不满意中央和上海区委的话。我问陆定一这些话是哪里来的，他说是CY某人说的，而CY是从瞿秋白那里听来的”。
知识之病
在1960年代瞿秋白成为批判对象的时候，瞿的形象就曾被用来与方志敏相对照。这种联想不是偶然的，瞿、方二人不仅生卒年相同（1899—1935），都在中国共产党承担重要职务，都被国民党杀害，且都患有肺病。
1935年1月方志敏被国民党独立第43旅逮捕，次年在狱中写下自述文字《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作者对自己的病情有阶段性的描述。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Y.）时：
得了初期肺结核症，在三个月内吐血三次。肺病是我青年时期最凶恶的敌人，他损害了我的健康，大大的妨碍了我的学习，我的工作！足有五个整年，是无日不困顿于肺病的痛苦之中！我相信，我若不患这可怕的肺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上，绝不会如此的无成就；对于革命工作，也会有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1925年五卅运动时：
在这次运动中，我的吐血病发了几次；但当吐血的时候，就静卧几天，病稍好了，又起来干；一干又病，病稍好了仍然又起来干！
1924—1927年，方志敏以共产党员身份入国民党，从事秘密工作：
在这长期的秘密工作中，我的肺病更加加深了，更容易吐血了，走多了路吐血，睡晏了觉吐血，受了什么刺激也吐血，进了好几次医院。但我仍然是干而复病，病好复干。
1926年请愿出师北伐后：
满望回到江西，大大的作一番运动，哪知刚到上海，又吐起血来了。这次肺病大发热度升到摄氏表41度，几至于死。
青年时代的方志敏也曾对肺病有过诗意化的描绘。1922年曾作一首题为《呕血》的诗，将“呕血”作为“羸弱的”、“无产的青年”的特征。但纵观狱中自述，方志敏对病的表述始终是清晰明确的——肺病是学习革命理论和为党工作的障碍，但肺病不能损毁作者的热情和忠诚。方志敏狱中所作《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中，有一段坚定的宣誓：“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信仰者，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的伟大和它领导世界革命的正确，我们相信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伟大和它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我们坚决相信在国际和中央列宁主义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
而在《多余的话》中，肺病却与政治——革命工作互为表里，政治任命总与恶劣的健康状况相关联，作者希望摆脱政治束缚的心情也类似于病人渴望摆脱病症，在这种表述中，与政治——肺病相对的是文艺：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
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的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用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政治与疾病一同消耗作者的身体，令其每每在病榻上呼唤“文艺”来救赎身心。《多余的话》似乎传达了作者的一种自卑和遗憾——自己不是合格的知识人，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需要专业学问家，作者却二者不占其一。作者热爱“文艺”，也是从趣味的角度，而无法使之专业化。他始终是个“文人”——“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智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消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智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然而什么是“真实的智识”呢？早在1919年瞿秋白就写过一篇长文，提出“废止知识私有制，就是废止财产私有制的第一步”。对这时的瞿秋白来说，“知识”意味着精神世界的有无和丰富与否——“知识也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持精神的生命改善精神的生活的工具”，阶级社会造成只有一部分人受教育的结果，而这些垄断了文化资源的知识拥有者却在日益堕落而不胜其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吸引瞿秋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托氏对知识分子面临的现代困境之体悟：“你们用现在这样的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去讲分工，去做劳动家的劳动的代价，是欺诈的行为。你们说：‘劳动家呵！你们劳动着，我们就可以有空闲的工夫，来研究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做你们精神上的慰藉品，我们将要这样报酬你们，你们快快替代我们去劳动。’但是劳动家向你们要这慰藉品的时候，你们究竟给了他们多少？他们永久不会相信你们的。”
对托氏来说，知识阶级曾经是特权的产物，但他们早已不堪为全人类生产精神慰藉品的重任。瞿秋白在倡导泛劳动主义的时候，也是将“知识”与人生态度直接关联，号召知识人“应当改变人生观，一切‘我’的观念一概抛弃”。知识人面对“劳动家”时的汗颜，尤其容易为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领会。有人态度相对积极，认为知识分子须找到与劳动者相联结的途径才能发挥正面作用。郑振铎提出的方式是“社会服务”，将之定义为“我们知识阶级里的人，利用职务的余暇，实地的投身于劳动阶级或没有觉悟的群众中，用种种切实的方法，以唤起他们的觉悟，改遇他们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幸福的一种工作”。
当时文人对知识的价值及作用，也有相当悲观的看法。沈从文的短篇小说《知识》提供了五四时代对“知识”的一种态度。故事的主人公张六吉是“长江中部某处小地主的独生子”，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又在国外某知名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人生哲学》。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张“看了几个月上海北京报纸”，成了“‘觉悟’了的分子”，“预备到广大的世界来奋斗”，结果发现虽然他有不少“知识”，却“无法插进社会”，后来决定先回“野蛮”家乡去看看。在回乡途中，他遇到老农一家，他们坦然面对家中儿子的暴死，继续从事劳作，并讲出一番死生随其自然的道理。张六吉顿时大彻大悟，认为“这才是我要学的”，也由此改变了对“知识”的态度。
在这个故事中，老农一家面对亲人的死亡大有庄子鼓盆而歌的风度，也表达了在天灾战乱频仍的时代，人生问题难以由“知识”来把握。“哲学硕士”张六吉本来曾陶醉于“知识”带给他的孤独——“一个人自觉知识过于丰富超越一切时，自然极容易陷于这种孤独里”。遇到老农一家后，他烧掉了自己所有的书籍，并写信给他曾经十分崇拜的“博学多闻的先生”，大骂对方是“法律承认的骗子”，“所知道的全是活人不用知道的，人必须知道的你却一点不知道”。从此张六吉“留在那个野蛮家乡里，跟乡下人学他还不曾学过的一切”。这时候，作者已经否决了学院化知识的正当性，将真正的“知识”等同于达观智慧的人生哲理，只有在生活和劳作中才能体悟。
在192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知识”——人生的主题总是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浮现出来。瞿秋白对“知识”所呈现的光明与病态之双重面相格外敏感，身为“知识阶级”之一员带给人优越感，但他也深知软弱、犹疑的情绪也由此而生，每当身体病症出现的时候，“心理的病状”也随之表现出来：
肺痨是要“养”的。可是我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工作？我现在的工作纯粹是非体力劳动，片面的智力劳动更使健康受损。
他们——非智力的劳动者——即使有困难苦痛，大概永没有我这一种……“烦闷”呵。
瞿秋白的“饿乡”不仅意味着精神追求之地，更有磨炼身体、砥砺心志的意味。那是与“甘食美衣”相对的“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却也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精神乐园。饿乡之行被赋予了人格塑造的浪漫诗意，他希望“饿乡之‘饿’，锤炼我这绕指柔钢”。但他很快发现，知识阶级那种多愁善感的属性难以被轻易克服：“饿乡！饿乡！你还是磨炼我的心志，还是亏蚀我的精力呢？”“知识”似乎总是凸现身体和意志的软弱，改变身份融入劳动者的想法对此无能为力。况且瞿秋白并不对无知识的劳动者的内心世界报牧歌式的幻想，相反，他们因为缺乏知识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在面对险恶的社会环境时会更依赖于某种病态情愫。瞿秋白翻译过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故事讲的是在面包作坊工作的二十六名穷苦工人对一个年轻女工先是热爱继而伤害的故事，小说对每天从事繁重机械劳动的工人们的内心世界有这样一段描写：
有这么一种人，对于他们，生活里面最有价值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是他们心上或者身体上的一种什么病症。他们永久带着这种病症，只靠这种病症过活，吃着这种病症的苦头，而用这种病症营养自己，他们向别人埋怨着这种病症，这样使得亲人注意他们，这样博得别人对于自己的同情，除开这个之外——他们是什么也没有了。假使夺掉他们这种病症，把他们医治好，那他们就要不幸福了，因为他们丧失了唯一的生活资料——他们那时候就成了空虚的了。有时候，人的生活是那么贫乏，以致于不由自主的，他不能不宝贵自己的罪过，而靠这种罪过来生活；可以说，人的罪过时常是由于烦闷。
贫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会让人在某种肉体或精神病症上寄托人生意义，而“病症”经常体现为某种激烈的病态情感，这样的尖锐分析很可能来源于瞿秋白早年对“人与人的关系”之思考。
在瞿秋白的文字中始终弥漫着对专业知识分子之路的向往，实际上这是对无用文人的另一条救赎之路。他竭力批评“咏风弄月的‘名士’”，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不在此列。作者在回顾自身经历的时候传达了想为专业知识分子而不得的纠结情绪。青年时代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希望考入北大，当时的想法是研究文学日后做个教员，后来入俄文专修馆，也是将俄国文学当做“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后来以《晨报》记者的身份赴俄，与共产党发生密切关系，仍然“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政治上的失落总是伴随着对文学的眺望，虽然多年从事领导工农的运动，但瞿秋白更倾向于从文学著作、而非社会实践中“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当阅历与感悟足以真正理解文学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多余的话》表达的职业理想是成为翻译家，因为俄文是“仅有的一点具体智识”，在翻译上有所成就比相对而言更受政治环境影响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要实际得多”。
“市侩”之病
瞿秋白的形象在他所在的时代已被他人分化出书生与阴谋家的双重色彩，二者从不同角度成为瞿政治角逐失败并沦为替罪羊的脚注。以秋白决策中颇受非议的“****盲动”为例，当时很多评论将之与瞿的性格挂钩。在1933年海天出版社编辑发行的《现代史料》中，有人认为“无动不暴”的主张是“欲以极端之激烈行动，以挽救从前之极端妥协行为”，称秋白为人“毫无主见，好出风头，徒供别人利用”，暴动均告失败，瞿也被迫下台，也有人提出盲动政策的始作俑者是苏联，瞿秋白只是个不了解形势而盲目执行的“书呆子”，最后不得不承担一切责任，成为批判的靶子。还有一种说法将瞿秋白作为“极右派”的代表人物，在党内失势后被调任底层，在潦倒失意中病死。
在《多余的话》记述中，作者领导1927年几次暴动的时候，仍具有清醒的分析能力：“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当时的中央一直在纠正“个别的盲动现象”，但因为对形势估计失误，认为革命形势在继续高涨，“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瞿秋白对现实失去判断而随波逐流的心态是产生在反省“盲动主义”到后来因“调和路线”被挤出中央政治局的过程中。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是一个重要分界点，解除瞿秋白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虽然使他“卸除了千钧万担”，但也使他精神与身体都陷入病态：“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
《多余的话》将“市侩”的特征——不思考，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解释为一种病态，这种精神瘫痪的感受与身体患病的表现既相似，且时常纠缠在一起：“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从思索的主体到明哲保身的蜕变过程，在《多余的话》中有清晰的描绘。政治打压的严酷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锐化了作者对疾病的身体反应，因病休养成了与脱离政治同步的事件：“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1933年瞿秋白重译了高尔基的《市侩颂》：
不要追求，不要议论，
寻找的是疯狂，讲理的是蠢笨。
晚上的梦好医治白天的伤痕，
而明天要来的，让它来就成。
活着——就得会过活：
惊慌，悲哀和快乐。
愿意些什么？后悔些什么？
活过了一天——阿弥陀佛！
1920年代初旅俄期间，瞿秋白曾译过这首诗，题为《阿弥陀佛》，当时的翻译以四言句式为主，庄重文雅。1933年改以白话和口语为主调，似乎在揶揄，却更显沉痛意味。
对瞿秋白来说，“市侩”之病由来已久。1921年2月经长途跋涉抵达莫斯科后，瞿秋白首先观察到“新旧两流平行缓进”的都市文明景象，他用“市侩气”来描述资产阶级艺术文化内在的阶级性，这是一种以夜色中笙歌倦舞沉醉欢娱为表象的颓废文化，与之相对的则是“黎明后清明爽健的劳作之歌”。经过革命洗礼的新俄正处于夜与晨交替过渡之时，后者似乎必然取代前者，创造一个“灿烂庄严的将来”，但前者与旧时代之勾连缠绕，又不能轻易挥去。
俄国知识分子对市侩主义的警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瞿秋白。但在瞿秋白的旅俄札记中，“市侩”并不是作为固定的阶级属性标帜出现的，换言之，瞿秋白从中发现的是自我言说的方便途径。《饿乡纪程》中作者眼中的“市侩”基本等同于商人；到莫斯科后，对“市侩主义”的直观感受也来自商人群体唯利是图、在道义面前麻木不仁的表现。与之相衔接的是瞿秋白从幼年时起在破产的大家族中感受到的人情冷暖，母亲因“穷”而自杀，家族成员“因经济利益的冲突”，“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悱诅咒毒害，无所不至”，这些促成了瞿秋白对人性之自私阴暗的最初理解，也是他心目中“市侩”的原始含义。一种新生制度可以消灭丑恶的市侩主义，是瞿秋白对苏俄革命的一个重要期待。但无产阶级革命后却出现市侩与特权结合的奇特现象，面对农民的贫困饥馑与政府官员在醇酒妇人的享乐中一掷千金，瞿秋白开始思考特权的构成，思考的方式仍是回到读书人失去地位变为雇佣者的际遇。他认为“士”的阶级从来没有正式享有过“经济特权”，在古代寄望成为官吏，近代中国小官僚失势，特权的享有者是“野蛮的强盗（督军）”和“文明的滑贼（洋行买办）”。虽然无产阶级革命未能消灭特权，但“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始终是瞿秋白认为可能对抗市侩主义的唯一武器，破产的士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只有等到有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了”，那将为一场彻底的革命准备条件。
在瞿秋白的文字中，“市侩”最直接的含义是极端利己、唯利是图，这是现代人心灵中最卑劣也是最难以克服的一面，而一个伟大人物性格的首要特质，必须不是“市侩”，这种观念贯穿了瞿秋白整个思想生涯。1933年他曾给《中学生》杂志写文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伟人，文章总是把对抗市侩主义、拒绝成为庸人作为这些人物思想的起点和革命意识的发端。
“市侩”的另一层含义则与现代文明中无处不在的享乐主义挂钩。瞿秋白在莫斯科目睹了“市侩主义文化”的兴盛，私人戏院、咖啡馆、饭馆、照相馆等“新式”消费场所的背后，正是革命造成的“新资产阶级”。青年时代的瞿秋白曾以“斯笃矣派”（Stoiciste）自任，这或许是在“幼时社会生活的环境”中“不期然而然”的结果，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带有道德意味的使命感；苦行者式的“刻苦”、“简单节欲”被瞿秋白视为“个人畸形的发展”，“因求安宁而愿蹈危险”也是一种病态狂热，但可以肯定，“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非“病人”不能矢志为中国社会寻医求药，“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
“斯笃矣派”的作风似乎不止体现在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习惯中，青年瞿秋白推崇“泛劳动主义”体现了对士大夫式的闲适生活的逆反，在文学趣味上，甚至一句闺情词也曾引发他批判旧社会“以女子为玩物”的长篇感慨。在莫斯科，物质生活的困苦，令他产生“不如归去”的想法，特别在“虚汗咳嗽吐血”的病中，更容易触发“心理的病症”，“情感易动，感慨低徊”，终于决定：“我一个病人，为精力所限，为才力所限，为学识所限，在这八个月内的成绩如此而已……总上三种原因：（一）求学问题（二）通信问题（三）经费问题，再加我现时的病状，不能不决定回去了。”
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瞿秋白仍然刻苦，但在趣味上已不是“斯笃矣派”。周建人眼中的瞿秋白是“约摸二十四五岁年纪，穿着西装，衣履整洁。他长得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英俊挺拔，举止潇洒”。孙席珍印象中为CY（共青团）上团课的瞿秋白是个“穿着西装打着花领带的瘦长青年，态度很文雅，脸色苍白，带点肺病似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逐渐成了有代表性的瞿秋白形象，以致引起非议。郑超麟回忆，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有人曾在闲谈中说，“像秋白这样西装笔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
女作家丁玲曾创作以瞿秋白为原型的小说《韦护》，小说中的革命者韦护对自己身上的市侩意识有深刻的自省。韦护出场时穿的“蓝布工人服”带有无产阶级标帜，虽然在爱好文艺、心高气傲的女青年丽嘉眼中，那衣服与人极不和谐，而且他有一张病态的“缺乏血色的脸”，每每因争论而现出“淡淡的一层兴奋后的绯红”，韦护自己却“实在觉得穿短衣真舒服”。在那些追求解放的“新的女性”眼中，这些奇怪的不和谐特征正是韦护比其他“社会主义者”要“高明”的地方。韦护呢，也常常感到自己在修养、见识、风度各方面都卓尔不群，觉得身边的社会主义者同事们十分“无味”，但他是个“很能迁就的世故者”，总能忍住烦闷和骄傲，将“人情和工作”处理得很好。这种压抑个性、但求无过的态度，即“市侩”的人生观，正如韦护的自我表白：“我早先虽有一个躯壳，然而却没有心，于是我便为一切其他的东西，过着机械的时日，我只是一个世故的人，为人所了解和欢迎的人。唉，就是说只是一个市侩呢。”
韦护曾相信只有爱情能救赎“市侩”的灵魂，虽然每一次恋爱经验都向他揭示了现实险恶的一面。同表妹的暧昧情愫对韦护只不过意味着“中国旧式才子气派的完成”；歌女露茜只想要他的金钱；依利亚则是个虚无党式的强势女子，对男性有强烈的支配欲，终于令韦护疲惫而厌倦。同小说中的女主角丽嘉的恋爱虽然唤起他的激情和活力，但也引发了党内斗争的深刻危机——“原来就有一部分人不满意他的有礼貌的风度，说那是上层社会的绅士气派，有的人苛责他过去的历史，然而都不外乎嫉妒。现在呢，都找到了攻击的罅隙，说他的生活，他的行为，都足以代表他的人生观。说他是一个伪善者，投机者”。
在丁玲的回忆中，瞿秋白没有对《韦护》发表过意见，只是在1930年遇到胡也频时托他转交丁玲一封信，信末署名“韦护”。丁玲曾说：“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尽管书中人物写得不好、不像，但却留有他同剑虹一段生活的遗迹”。韦护将自己离别情人的决定解释为在爱情与革命工作之间的两难抉择——“我却在未得爱情以前，接受了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这时候，对市侩意识回归的自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心理压力，“韦护终究是物质的，也可以说是市侩的”。事实上除了革命与恋爱的矛盾之外，小说本身透露了更丰富的信息，韦护丽嘉之恋的最大悲剧并不在于革命与爱情的不可调和，布尔什维克及其宣扬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兴信仰所产生的影响力恰恰是二人相互吸引的基本前提，能得到“倨傲”、“目中无人”的丽嘉的青睐对韦护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慰藉，丽嘉也为在没有目标的无聊生活中找到具有领袖风度和诗人气质的韦护而兴奋和满足。爱情本身反而是空洞的，离开体制赋予的物质条件的滋养，必然无以为继。
丁玲对韦护的描写有很多来自她观察瞿秋白得到的印象——“他比他们更浪漫”，“但是他也忍耐着和挣扎着，他不能有弃置这些工作的念头。这是他的信仰。无论他的个性是更能成其为浪漫派诗人也好，狂热的个人主义也好，他的思想，是确定不移的。他不能离开这地方，他只能象一只蚂蚁似的往前爬去，倒在另一些蚂蚁的上面死了，又让后来的爬在他自己头上”。同时小说也对革命知识分子韦护的生活趣味作了细致的描绘，蓝布工人服与西装之间的转换揭示了韦护双重人格之间的矛盾，后者显然更近于人物本色——“简直是一种专为油画用的那沉重的深暗的灰黄的颜色，显然是精选的呢料，裁制得那末贴身，使人一想起那往日蓝色的粗布衣，就觉得好笑，仿佛背项都为这有直褶的衣显得昂然了……黑漆的皮鞋，反射出蓝色的光，整齐得适与那衣裳相配合。发是薄薄的一片，涂了一点油，微微带点棕黄，软软的、松松的铺在脑盖上。在上了胶的白领上，托出一个素净的面孔，带着一点高兴，又带着一点烦恼，常常露出好象是我知道了的微笑，真是一副具有稍近中年的不凡男子的气质，自自然然会令人生出一种爱好的心，不杂一点狎弄的”。相比于西装韦护的自然庄重，丽嘉曾幻想的“蓝粗布短衣”生活毫无现实基础，不过是一种被浪漫化的幻想而已。
在韦护的形象上很可能折射了瞿秋白与丁玲交往时流露出的某些情绪。在上海大学时期，瞿秋白已感到无法作为旁观者来批判“市侩”的成因，而开始以“市侩”作为自我剖析的参照系。也是在此时，瞿秋白意识到，醉生梦死、唯利是图的低矮灵魂固然是市侩的重要表象，但那些有理想、信仰和追求的人们在精神结构上也完全可以是“市侩”的，或许正是从这个角度瞿秋白意识到了无论是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士”还是经新式知识打造的现代知识分子，都非常容易被市侩价值所收编；社会运动参与者所表现出的沽名钓誉以及随后产生的既得利益者更是构成了“市侩”的巨大群体。
那么是否可以说“市侩”并非人格缺陷，而是一种人性必然呢？这个问题纠结着瞿秋白，每每为身体疾病所引发。1929年得知苏兆征死讯的时候，瞿秋白正因肺病加重在列宁疗养院休养，“心中的悲恸似乎不能和周围的笑声相容。面容是呆滞的，孤独的在冷冷清清的廊上走着。大家的欢笑，对于我都是可厌的。那厅里送来的歌声，只使我想起：一切人的市侩式的幸福都是可鄙的，天下有什么事是可乐的呢？”
《多余的话》对自己“离开中央政治领导机关”的日子记得非常清楚，是“1931年1月7日”。经历政治打压之后，作者重新把目光投向文坛。从1930年代初瞿秋白所作的文艺批评中，可以发现他找到了具体的市侩形象以及关于市侩标准的一种表达方式。反思的契机是关于现实与革命的态度，“现实”往往代表秩序与利益的维度，“革命”作为“现实”的对立面，则常以暴力的形态出现。这时候，瞿秋白找到了更刻毒的词汇来描述知识阶级的精神状态——“小诸葛”，“小诸葛”不同于“大诸葛”之处，在于后者是独裁者，而前者并不掌权，“他就只是读书人，仅仅是读书人”，赞美劳动，却不会亲身劳动，懂得技能的重要，却不会任何技能，“他只爱拿一把鹅毛扇。他自命为智识阶级，其实又没有什么实际智识。他没有任何一种技能，然而他又是‘万能’的……他没有职业，也不要职业。他不知道绅商，工农，苦力，流氓，三教九流，一切军民人等的生活，甚至于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他迷恋着‘神秘之街’，虽则有时候要住在亭子间……总之，他什么也不是，可又什么都是。他只爱当军师”。
“小诸葛”特指“中国最近三十年来”出产的“智识阶级的‘多余的人’”，“一出学校的门坎，就这么晃来晃去的”。“多余的人”已经失去了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思辨意味，变成“实在是‘多余的’”，其中“坏的”入政府做了“委员主席等类的职业”，“好的”也只是些不坚定的“革命者”。从这时起瞿秋白开始定义“小诸葛”的“小”、“小资产阶级”的“小”——“小老婆”的“小”，其最大特点是依附，在后来的文艺批评中，他又解释，小资产阶级被冠以“小”字，实质原因在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属于没落的一群。
在茅盾的小说《三人行》中，瞿秋白找到了“市侩主义的代表”——青年学生云。《三人行》出版于1931年12月，次年5月，瞿秋白发表评论文章。无论是题材的现实性，还是人物形象的丰满生动，《三人行》都远不如茅盾之前的作品《幻灭》、《动摇》和《追求》，对瞿秋白来说，之所以有评论的必要，在于这部小说体现的“立场”。题目“三人行”是三种性格和道路的拼接，瞿秋白概括为“一个是贵族子弟的中世纪式的侠义主义（姓许的），一个是没落的中国式的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叫惠的青年和馨女士），一个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叫云的青年）”，三人都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范畴。小说关注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角色和出路，但瞿秋白认为，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和恐怖屠杀之后，作者茅盾并没有推进这一思考，反而退入市侩主义的保护层中。
的确，在《三人行》中，许和惠都是病态无力的。许似乎是个革命者，参加暴动并为之付出生命，但他的作为却是人生失意的结果，先是因失恋而萎靡不振，继而想用金钱拯救弱者，为被卖的婢女赎身，反而造成了对方的疯狂和自杀；革命对于许更像是了无生趣的人用来结束痛苦的自杀行为。惠对一切抗争行动都“冷冷地饱含着讽刺”，他的最大热情在于书写和温习日记——他只对自己有兴趣，小说通过云的口反复宣告惠的结局：“处在这旋风似的大变动的世界是只有愈变愈坏”，“不是堕落，便是发狂”，后来惠也真的“神经错乱”了。只有云是理智健全的，面对惠的虚无的“等待主义”和许的天真的“侠义主义”，云总能提供冷静的判断和果决的建议，在价值冲突面前表现出的实用主义，虽略显冷酷，却是积极有效的；当家产土地被掠夺去之后，云也决然地走上奋斗之路。
《三人行》并没有给云冠以“市侩主义”的头衔，用瞿秋白的话说，“这在作者甚至于自己都没有觉察的”。茅盾本能地将云的特质描绘为一种可资借鉴的人生态度，“农村之子的他，是实际的，有几分安命，又富于保守性；他不像许那样多幻想，容易动感情，也没有惠那样的虚无主义。他一向是，不哭，也不笑，只是睁大了眼睛看的态度”。这种沉默观看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传达了小说作者经历了革命失败后对自身位置的迷惘。令瞿秋白不安的是，云的形象体现了市侩价值的一种形态，并展示了它的迷人之处：“云是很切实的实际主义的人，他反对一切大道理，他主张‘生活问题比什么都重要些’。这是市侩对于人生的态度，坚定的打破了一切信仰的利己主义，不要多管闲事，不要多讲道理，要好好的勤恳的忍耐的下一番苦功，往上爬，总有一天出头的日子”；“《三人行》的头几段简直是用云做正面的主人公，他的果断的坚决的口吻，劝告许的一些市侩主义的议论，差不多是句句要读者佩服他”。市侩主义讲求实际，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瞿秋白认为“这其实就是虚无主义的背面，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意识领导小资产阶级的表演”，“他的眼界特别的狭小，他的志向特别微小，他的乡下人自以为是的自信力特别坚强”，结果是“成为标本的不革命主义——正是不革命，而不是反革命”。对瞿秋白来说，《三人行》最失败之处在于让云走向革命，将不加改造的市侩主义作为革命的后备军，虽然作者给云安排了一个理由——家里的土地被乡绅夺去，但云的革命性仍然是突发和难以解释的，是“作者的革命的政治立场”让他的人物去革命。因此瞿秋白认为《三人行》是反辩证法、非现实主义的，他呼唤作者去学习“普洛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创作方法”。
《三人行》的写法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自说自话，战争题材小说的反暴力情绪和对普遍人性的颂扬同样被瞿秋白归入市侩范畴。冰心的短篇小说《到青龙桥去》用旁观者的抒情和悲悯为军人申辩——他们并非兽性残忍的一群，并呼吁“也讲一讲人道吧”。瞿秋白得出结论：“冰心那种自由主义的伤感的口气，证明她自己也只是一个市侩。”在孙席珍的《战场上》和黑炎的《战线》中，瞿秋白发现了“市侩主义的背面”：“这里，只有厌恶战争，只有婆婆妈妈的和平主义，只有些安居乐业的‘理想’。”瞿秋白的观点对作者产生了影响，在孙席珍的回忆中，他的“战争三部曲”发表后，郑振铎、冯乃超、沈从文等都先后撰文介绍，自己也很“沾沾自喜”，只有瞿秋白提出批评，认为小说“没有真正把握住实质性的意义”，应区别“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并“含蓄地暗示了应该去中央苏区，去描写那里根据地的自觉地拿起武器进行战争的人们”。所以《战场上》再版时，孙席珍对文字作了修订，把带有伤感意味的题词“纪念死在我旁边的弟兄们”，改得更具政治指向性：“‘非战’的文字，很适宜作军阀们和野心家的‘暮鼓晨钟’醒脑剂。”
“市侩”对暴力的反对是无原则的。1930年代初，瞿秋白的文艺批评最关注的问题是暴力的政治属性及其正义性，这是对大革命后的恐怖屠杀的一种思索。“世纪末的人原本都有‘怕血症’的，一见着这么几点儿血渍，他就战栗着……吓得个半死不活。呵！神经衰弱的时代呵！但是……怕血症会变成渴血症。”“怕血”与“渴血”的转换，正是瞿秋白时代的特征，以流血为代价的夺权必然伴随着对当下暴力的正当化和对未来“黄金时代”的承诺。当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中********的时候，他通过对“市侩”的解说表现出更强的政治性，这似乎是矛盾的，事实上此时的瞿秋白是通过将党派性转化为阶级性来解释暴力的合法性的。在作于1933年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一文中，瞿秋白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解释为群众斗争和无产阶级反抗，孙中山、戴季陶等国民党上层都被归入“曾经革命的市侩”，“这些革命市侩，不但对于帝国主义最早就是吞吞吐吐，又想反对，又去请求合作——所谓国际共同发展中国的计划；不但对于土地问题永远也不能够解决，始终是变着许多花样来维持地主的剥削制度，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也不敢提倡，他们原本不是领导民众起来革命，而只是想‘军政革命’之后来教训民众”。
小结“我”与革命
将这两个人物个案放在一篇来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经历有明显的承继或因果关系（虽然他们确实有许多共同的朋友，瞿世英、施存统，等等），而是因为他们对“自我”这一问题的执著，以及所留下的较为丰富的文字记述，可以作为五四知识分子参与革命的精神样本来考察。仔细观察他们的人生轨迹，确实能发现一些有趣的偶然重合，比如：
他们都参与了五四运动。
他们都曾以陈独秀为论敌或对手。
他们都在1920年代结识了******。
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瞿世英、施存统、胡适，等等。
他们的女友或妻子都曾成为女作家丁玲的创作原型。
在某种程度上，朱谦之的自述文字是拒绝被分析的，纵观他的自述、书信及部分文稿，可以看出他有保存文稿的习惯，而且在写作时参照之前的作品，以致不同时期的文字每多一模一样的语句，书信即自传、自传即文章的情况更比比皆是。将朱谦之作为思想史和心态史研究对象会感到很大困难，因为作品标注的年代未必代表当时的写作状态。但从这种写作方式中或许可以看出朱谦之性格的一面，虽然青年时代他以愤世嫉俗的言论和“自杀”行动暴得大名，并屡称颓废厌世，但他更可能是个持悲观言论的乐观主义者，他对人性善的信心，对本能冲动带来的破坏力的赞美，对男女恋爱之超越价值的迷恋，对世界大同的信仰，都体现出他思想乐观的一面。从那些叠加的自述文字中，可以感到作者对自我的连贯性以及生命的终极目的毫不怀疑，从叠加的缝隙中，则可以隐约读出文章写作时独特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氛围。
同现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朱谦之也钟情于“革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回溯“革命”，这一主题经常表述为一批伟大的先觉者以强烈的道德自律、英勇的自我牺牲以及对全人类解放崇高理想的深刻自觉争取到最广大的革命力量并取得胜利，朱谦之称之为“从集体自由主义发展到革命英雄主义”，区别于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很难确定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朱谦之是否已从内心区分出两种“英雄主义”之不同。他的人生经历和自我书写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范本，那就是在“革命”的党派性尚未凸显、革命主体尚幽暗不明的时候，“自我”在什么意义上需要“革命”，如何以“革命”价值来规划自己的人生，悲观与乐观、好名与废名、反智与文化至上、唯意志论与唯物质论等许多矛盾取向如何自洽地结合在自我哲学的演进之中。
本篇所涉及的瞿秋白事迹及文本《多余的话》，侧重于价值投射于身体所产生的传达方式以及这些关于身体的表述在历史中被重新解读与构造的情形。躯体化理论对于历史人物个案研究的启示在于，可以帮助我们透过人物的自我剖析，捕捉到与个体感觉相关联的时代信息，复原那种带着历史印记的身体感觉。这样一种描述在历史研究中常常是稀缺的，因为历史中的价值导向更倾向于将躯体放置于影响与效果的评价系统中加以考察。从《多余的话》这一文本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在自我观察与呈现时也是以其在历史中应承担的功能为指标的，面对这一指标的不适与失落在躯体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记。文章写作的原初动力是一种“冲动和需要”——“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这不仅说明作者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自我定位是“小布尔乔亚智识者”，同时也提示了他所面临的困境：“自我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怀疑畏缩，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悲剧；同时瞿秋白的分析还意味着，知识分子（不论其经济地位如何低下）总是具有先天的小布尔乔亚属性，要想真正融入革命潮流，必须依靠时时刻刻的“自我分析”，以期实现自我改造。这使自我意识以及自我定位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先天宿命。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人格分裂和自我意识消解的残酷过程，其原因是复杂和多层面的；但可以肯定，一方面是对“自我”价值的极度执著，另一方面是以群众为主体的特征、集体价值的极度膨胀以及个体、个性等表达彻底失去合法性，其间的矛盾与张力，书写了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先前世代的独特精神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