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我最早完整阅读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在一九九〇年的夏天。那年有一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美国青年，中文名字叫穆润陶，他的英文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前两年我还在网上查到他在一家美国的大学里当教授，可惜没有及时联系。当时穆先生已选定他的博士论文要做中国当代的报告文学研究，其时我的研究兴趣也在这一方面。穆先生需要访问一些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一个朋友，当时在《报告文学》杂志社当编辑的作家谢致红，恰好也是我的熟人。大约在一九八九年冬天，穆先生要访问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当时天枢兄是《中国青年报》的大牌记者，中国知识界无人不知。谢致红就约了穆先生和我一起去访问他。因为认识了穆先生，第二年，他到中国南方访学，从苏州寄给我一本台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礼物，虽然此前对夏志清先生的基本学术思路，已通过其他渠道有所了解，但当时普通读者还是很难得到这样一本书，所以印象极深。
我是一九八五年冬天到山西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当编辑的，在作协圈子里，知道夏志清先生的研究工作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完整读过这本书的人，我感觉还不是很多，当时比较容易见到的是司马长风的三册简装本《中国新文学史》。
今天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夏先生的学术工作已有定评，他对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最大的贡献是一个人用一本书，改变了以往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真正对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研究产生革命性变革的力量，不是来源于中国大陆学者，而是西方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后来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生动局面。
今天，我们必须自觉意识到在封闭时代外来学术研究思路的意义和价值。现在我们可以轻松谈论夏先生及其学术工作，但最早他却是以一种特殊方式来到中国的，如果我们翻阅那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期刊，不难发现对夏志清和他小说史研究的严厉批判。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二〇〇五年才在中国大陆完整面世，但也还只是一个删节本。夏先生当初在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完全是一个负面人物，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大陆正统现代文学研究界认可的学者，这不奇怪，因为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与当时的正统评价格格不入，今天中国大陆正统现代文学界也没有完全进步到可以全盘接受夏志清和《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地步，他改变了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但他没有能改变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的悲剧。我们借鉴了他的研究方法，认同了他对一些作家的基本评价，但我们始终没有认同夏先生的基本思想立场，或者我们隔过了夏先生的思想立场而用学术立场替代了他对时代的敏感性。比起夏先生来，他的两个高足李欧梵、王德威则更多是用西方学术霸权来影响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这和当年夏先生对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相比，已完全是另外一种影响了。当年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界热衷于夏先生的学术锋芒，而今天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追逐的却是西方学者在名牌大学中的学科权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还没有完全过了仰视西方学者的时代。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个过人之处是对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张天翼、师陀等作家的高度评价，由此确立了这些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夏先生的判断，中国大陆学者自觉意识到决定作家文学史地位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学，可能还要延迟一段时间，在这个意义上，夏先生确实是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启蒙先锋。
学术史上常会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夏先生对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他早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却一直没有回来过，他为什么不回来？改革开放初期，与夏志清几乎同时为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熟悉的还有一位捷克学者普实克，他也曾是夏志清的论敌，他当年在正统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界的地位远胜于夏先生，但几十年以后再观察，今天已很少有人再热衷于谈论普实克先生了，但夏先生的影响没有消失，这也是需要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者反思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夏志清没有消失？
以往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热衷的正统作家是“鲁郭茅，巴老曹，丁二萧”，而夏先生小说史一出，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很快走向了“沈张钱师废”，即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师陀、废名，这个研究路向，今天还在延续。对一个学者来说，夏先生开创之功中所包含的历史意义，现在依然有需要我们反省的地方：为什么有些研究路向走不下去，而有些研究路向却可以不断延伸？
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早就走出了王瑶时代，但完全脱开夏志清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于厦门
文史掌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