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佳荣翻译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二〇一二年由九州出版社完整出版了，这对今后深入研究西南联大和中国大学校史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最近我在北京见到佳荣，当面向他祝贺，虽然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佳荣四处漂流，但有此一本译作，我以为佳荣可以说，这几年问心无愧了。
我最早知道易社强（John Israel）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大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我刚完成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研究，想再找个题目，就选择了西南联大。之所以选择西南联大，也是由《观察》周刊对她的评价引起的，《观察》周刊当时认为这所战时高等学府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我对这个评价非常有兴趣。我先后去过几次当时还在北大南阁里的西南联大校友会，接待我的是钱惠廉先生，后来我还和沈叔平先生通过几次信，他们当时正在编联大的校史，由上海来的张源潜先生也临时住在北大，专门做这项工作，我在张先生畅春园的临时居所中，和他多次交谈，获益匪浅。我由他那里知道了易社强的研究情况，当时易社强的这本书还没有最后完成，自然没有公开出版，但他和联大校友会多有联系，联大校友会译出了他的一部分研究成果，这些东西我当时都读过。后来我还和易社强先生通过一次信，承他不弃，也寄给我一些当时还在研究中的文稿，这些对我后来完成那本《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小书极有帮助。
易社强先生的这本书，向来被认为是西南联大研究中的开创之作，享有“最好的西南联大校史”的美称，我最近重读一遍佳荣的完整译作，感觉易著确实当得起这个评价。易著虽以叙述联大校史为主线，但他的视角和观点在叙述中得到了体现，他的评价和观点，在叙述中自然流露，常有极为独到的见识。
近十多年来，西南联大由历史研究而变为现实热点，这是一般研究者所没有预料到的，因为真实的现实生活和遥远的历史产生感应，这是时代造成的契机，因中国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太多，在现代大学精神方面退化太快，而使人不由得向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中去寻求精神慰藉，在这个背景下，完整译出易社强先生的这本著作，我以为既有学术价值更有思想意义。
我认识佳荣，时在二〇〇六年，当时我还没有到厦门教书。佳荣本科毕业后，本来可以保送本校史学系的研究生，但佳荣心气极高，想到更好的学校去求深造，因一时失误，所以错过了再读书的机会，一度在北京和厦门间漂流，但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学术的青年，也很有学术才能，在四处漂流，为生计奔波时，依然不忘情学术，始终为译这本书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是完全出于热爱才译这本书的，当时也没有人答应出版，这种由喜爱而产生的学术热情，让我非常感动。佳荣到太原访学时，我曾把当时已用过的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材料让他带回去，我和佳荣素不相识，但我感觉，一个青年能对西南联大产生如此的热情和兴趣，一定是个有追求的人，我相信他会把这些材料用好。我认同胡适的话，中年人做学问是本分，青年人做学问一定要鼓励。当我最早看到佳荣译出的书先由台湾出版的时候，我认为我的判断是准确的。
我后来也多次劝过佳荣，能不能再回学校读书，但他都没有首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考虑，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我有时也想，他这样一个对学术有热情和兴趣的人，如果能有大学教授破例让他再去深造，他也许不会反对，可是以我们现行的学术制度，对这样有才能的青年，常常也感觉无能为力。
我以为这是一本出色的译作，个别失误在所难免，但以一个本科史学毕业的资历，做出这样的学术成绩，真是不易。这本译作是可靠的，在翻译过程中，佳荣和易社强先生有过直接的交流，另外近年国内出版了大量有关西南联大的回忆史料及相关研究，再加上互联网时代适时到来，这一切客观条件，加上佳荣本人自己的执着和热情，才能使这个译作完成得圆满。如果早几年译此书，可能会由于学术条件的限制，让译作多有缺憾，而佳荣的选择适逢其时，是在学术条件最好的时候做出的最佳选择，这是佳荣的幸运，也是学术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