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之所以不愿意学习，是因为老师教授的知识并“不是他们当前所必需的”。
还是在一九一九年，叶圣陶提出改革小学教育的四点意见：
第一，要明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个人的功利便是社会的福祉，社会的进步就是个人的快乐。”只有那些把知识和才能贡献于社会的人，才是更高尚、更合理、更幸福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我和他人的欲求、利害、感情都相同，彼此相助，力量就愈大，收益就愈宏，所以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伴侣，赞助我们的伴侣……人类方始可以得到圆满的、普遍的、永久的快乐”。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小学教育应该帮助儿童树立“自觉的，自动的，发展的，创造的，社会的”人生观，让他们献身于社会的同时，获得最大的快乐。
第二，要明白知识究竟是什么。由于求知的动机是“需求”，而“所谓需求，就是满足现在的欲望，达到愉快的境地，所以知识是帮助我们计划、支配我们行动的”。儿童之所以不愿意学习，是因为老师教授的知识并“不是他们当前所必需的”。只有生活环境中最需要的东西，即“求知者主观的欲望和兴趣的结晶体”，才是真正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物质是可以授予的，属于精神领域的知识，是不可以传授的。好的教育，应该是让儿童自己在生活中寻求真正的知识，而不是向他们灌输别人所掌握的知识。
第三，要激发儿童求知的动机。儿童求知动机与他们的本能、欲望和兴趣有关。儿童的本能是“教育的原料……如果能引导，没有一种本能没有积极的倾向”。儿童的欲望来自好奇，如果教育能够顺着他们的欲望，“使他们如愿以偿……归结到合理而有系统的道路上去”，那就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就是一种好的教育。如果儿童的欲望一时不能达到，或者具有破坏性，也不应该遏止。因为一味地遏止会伤害他们的创造性。合理的办法，是引导他们用新的更好的欲望代替原来的欲望。另外，人对外在世界的关注，与他的兴趣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兴趣是生命的寄托，是一个人“内在的真实的世界”。好的教育应该是了解儿童的兴趣，并不断扩大其范围，以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第四，要改革以往的教育设施。在这个问题上，叶圣陶根据杜威所倡导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提出要铲除过去的各种制度。“今后小学必须的设备是会场，工场，农场，运动场，试验室，娱乐所，图书馆，博物馆，卫生处等等，（使）一个学校便是一个社会。”教师的任务是对儿童“担负帮助和指导的责任”。
到了一九四二年，叶圣陶在《当前教育必须改进》中说，任何事业都有个质和量的问题，教育也不例外。他还说：这些年来，教育在“量”的方面进步很大，有人以为这就是教育的进步，这“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因为除了数量之外，还有个质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让学校的教育变得“货真价实”，那才是教育的进步。可见，近年来大学升格、合并和扩招等现象，未必是一种进步。什么时候大家认为我们的大学生既有知识又有教养了，那才是教育的进步。
一九四五年，叶圣陶又在《改变教育》中强调学生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他说，学生是受教育者，“这个‘受’字，似乎处于被动地位，对于改变教育恐怕作不得主，用不上力”。但是，教育的对象是学生，教育好不好，有没有实际效益，他们“知道得最清楚，体会得最亲切”。从这个角度来看，受教育者不是一个被动的张开口的空袋子，也不是非要等别人把东西倒进来才行。受教育者的含义是学习。要学习，就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因此，要进行教育改革，不能忽视学生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叶圣陶在一篇文章中说，学校的毛病很多，但有一种很少有人注意，那就是“枯坐听讲”的毛病。他指出，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年，几乎每天都要消磨在教室的椅子上听老师讲课。坐在那儿听讲，不但肢体不能活动，而且精神也不自由。于是疲惫、厌倦就“像两道纠缠不已的绳索，紧紧捆住学生的身心”。这十六年下来，一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就会变得老气横秋。因此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刑罚，它“将永远是人生的缺陷”。在这篇文章结束时，叶圣陶介绍了外国试验学校的情况。这些学校不是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与教师研讨，就是把学校变成工场，把上课与工作结合起来。他认为，“要谋改革，自然得走这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