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的夏天是一条爬过我胸膛的蛇，冰冷的死亡的气味把我的身体紧紧地裹在一层坚硬的蛇皮里。我陪同着我的记忆愈坠愈深。
杨自立跑来告诉我整个村子的竹子都像爆米花一样疯狂地炸开了。当时我正钓起一只红色的青蛙，他兴奋地跑来的样子让人轻易地想起不明所以就掉进了我的圈套的红青蛙。红青蛙！红青蛙！我惊奇地对着他的兴奋叫喊。他身后的阳光像整个夏天的尘土一样冒着呛人的味道，夏天的味道，死亡的味道。我说，你瞎说什么啊，竹子它怎么可能会开花呢。他说，真的开花了，你回去看一看就知道了，骗你就不得好死。
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在那个下午像尘土一样飞扬着的死亡的气息，它就像某种预言或者谁早就设计好的圈套，1997年的我和杨自立的生命，恍若那只被我们莫名其妙杀死的红青蛙被什么东西无缘无故地抹去。
1997年我十五岁，杨自立十七岁，我在1997年的夏天钓到了我生命中唯一一只像血一样红色的青蛙，杨自立在1997年的夏天参加了他一生中的唯一一次高考，我们村里的竹子在1997年的夏天长出了一辈子的语言。
1997年的夏天我们在凝固着阳光的下午杀死了一只红色的青蛙。像血一样红着的青蛙，杨自立说。
村子里的竹子竟然真的开花了。我现在才知道竹子一生只开一次花，开过就是一生，就像一种鸟一辈子只能停留一次，竹子花高昂着的头颅没有一丝临死的慌乱，反而傍随着肆无忌惮地撕裂的竹子花，村民们的生活开始陷入一种汗湿了的恐慌。大家都在等待着应该发生的事情快点发生。窒息的等待让大家在1997年的夏天终日体会着一种剥皮的感觉，开始的时候老老少少们还只是觉得无穷无尽的热，有些太老了的人终于被夏天剥死了。而木匠杨根强却开始过上了一种充实而忙碌的生活，一副又一副的棺木在漫天飞舞的哭喊声中顺利诞生。杨根强在死亡的气息中飘来飘去。然后人们就开始觉得无穷无尽的寒冷，在夏天发了狂的太阳下如坠深渊般的寒冷。他妈的真冷啊，这个缺德的夏天。1997的夏天，我的家乡像空气一样密布着这样的咒骂，一片一片的竹子花像纸钱一样在咒骂的上空悠然地摇来摇去。
我对杨自立说，我钓到了一只红色的青蛙。他说，我看看我看看。然后就扑上来抢我的装青蛙的袋子，你急什么。我挡着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袋子。你看到了吗，那只红色的瞪着眼睛的青蛙。我指着那只闪着诡异的红光的青蛙说，它就像一个穿着红袍的巫女。你懂个鸟，它应该是一颗人的心脏，他用指甲迅速地划过红青蛙的脊背兴奋地说，怪不得村子里的竹子都开花了。在稻子开始无限地膨胀着欲望的下午，我和杨自立进行着一场关于红青蛙的比喻的论争。那个下午就像一幅永恒定格的照片或者一个电影镜头，而我现在只是在抚摩这张始终不会发黄的照片，它就像某种银制的浮雕，在我一遍又一遍地擦拭中越来越亮，越来越能清晰地反射那个夏天的冰凉的死亡的气息。
我说，它是剥了皮的兔子。
说，它是剥了皮的人。
我见过剥了皮的兔子。
我见过剥了皮的人，在电影里。
它是你妈的耳朵。
它才是你妈的耳朵呢，它是你爸的小鸡吧。
它才是你爸的小鸡吧呢。
你等一等，我再想一想，它是，它是，它是你卷子上的零蛋……
我说过那个下午就是一张照片，照片是没有声音的。当我现在再去回想那个弥漫着稻子的秘密的下午，我就只能看到两个高矮胖瘦不一的孩子在一阵子的指手划脚后，肆无忌惮捧着肚子大笑的声音从遥远的深处匆匆忙忙地跑出来，和着青色稻子的馥郁的馨香游荡。在无声的金属般的世界里，我还可以看到一丝丝淡淡的声音在缓缓靠近，靠近，然后突然紧紧地缠绕着杨自立的笑声，救命一样地缠绕着。直到我现在才知道那是无数的蛇在天空爬行的声音。
我提着袋子和杨自立走进了一片竹林。怎么办，他说，我觉得这事有点怪。我从来没有见过竹子开花，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见到竹子开花了。一簇一簇的白色的眼睛对我们的闯入是如此的冷漠，阳光从眼睛的缝隙里挤下来，流淌在我们年轻而幼稚的脸上，它们都在告诉我那个下午是没有声音让人迷惑的下午。我打开袋子，阳光像水一样涌下去，红青蛙好像突然有了勇气，它咕咕地叫喊着，奋力地往阳光跑来的地方跳跃，往可以自由的地方跳跃。“咕——咕——咕”，那是我在那个无声的下午唯一能够记起的声音。它的响亮现在一如继往地震动着我的耳膜。快点关住，杨自立竟然惊恐地大喊大叫。我如梦初醒般赶紧把袋子紧紧捏住。你说怎么办，我捡起一片白得残忍的竹子花说，要不我们就把它放了。他也捡起一片更白的竹子花说，不行，不能放，它是妖怪。杨自立的脸竟然和手中的小白花一样惨白。那你说怎么办。把它搞死。怎么搞。“剥皮”他说得如此坚定而响亮，就像红青蛙的鸣叫又突然在我耳旁炸开，就象一伙一伙的竹子突然在我耳旁开放，都显得如此遥远而空洞。我晃了晃头。你说什么。我说要把它剥皮。
整个天空被夕阳死劲锤打着，终于红了起来。我发现红青蛙的颜色慢慢地被消解，似乎将要逃逸消失。
杨自立抢过袋子，打开，一把抓出躺在红色的世界里红艳艳的青蛙。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不行，我说不能放，他从裤带上解下一把水果刀说，我看那电影里就是这么剥人皮的，小日本把一个中国人的皮给活活剥了，那是什么电影来着，哦，是什么红高梁。他边说边把那只红青蛙按在手里，我正好可以实验一下，到以后也好去剥他妈的小日本的皮。红青蛙！红青蛙！我冲上去夺他的刀子。你不可以剥它的皮。他敏捷地闪过。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他是只红青蛙。就因为它是红青蛙我才要剥它的皮，我倒想看看它这件红色的皮囊里到底装着什么东西。我让步了，我也想看看它和普通的青蛙有什么不同。我说，好吧，我只看你剥。行，你看着就行了。红色的天空，红色的青蛙，红色的人，在红色的世界里，我感到自己的皮开始喀嚓喀嚓的冰冷，骨头开始嘎巴嘎巴地响动。就这样，我在1997年的下午将要目睹一件剥皮的行为。
杨自立把红色的青蛙按在白色的竹子花上面，像一个熟练的屠夫那样，像电影里剥皮的那样，用左手按住红青蛙的头部，红青蛙开始还挣扎了几下，然后就放弃了，闪着诡异的绝望之光的眼珠子像水果刀一样悲凉地瞅着杨自立和我，瞅着包围着我们的血红色的世界和血红色的时间。锋利而寒冷的水果刀像牙齿一样顺着虎口在红青蛙的颈部划开一条线一般大小的刀口，就像不久以后出现在杨自立的爸爸的脖子上的刀口一样，凄美而残忍。红色的液体像眼泪一般汹涌而出。红青蛙的眼泪是红色的，杨自立回过头兴奋地说，像它的血一样的红。我不知所措而异常激动地盯着杨自立，盯着他像剥人皮一样熟练地剥着红青蛙的皮。他掀起一块口子边上的皮，捏住，使劲地一扯，整张晚霞一样红艳艳的衣裳从红青蛙的身体上悄然而下。“咕——咕——咕”，我说过，这是我在那个血红的下午唯一能够听见的声音。杨自立扬起手中的红皮，留给红色的青蛙全身的伤疤。差不多，杨自立站起来，盯着人皮一样的透明状物体说，除了皮和眼泪是红的外，其余的都差不多。我仔细地打量那张在血红色的天空底下展示着透明色彩的红色的皮。是的，没什么两样，似乎从血池里跑出来的红青蛙突然从杨自立的手下挣脱，飞快地向着竹林的深处跳去，在苍白的竹子花上刻下一个又一个梅花一般美好的血印。“咕——咕——咕”，我唯一能够听见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欢快地溢出来，似乎在幸庆终于摆脱了一层罪孽，激情澎湃的鸣叫把杨自立的兴奋和我的茫然一起淹没。
在村子里的竹子花炸开之后，杨自立踌躇满志地参加了一次高考。在杨自立参加高考之前，他的母亲李秀珍足足拜了三天的祖宗，李秀珍在拜祖宗之前戒了三天的斋。那天李秀珍把自己梳理得出奇的干净，她跪在堂屋的祖宗牌位下面像只安静下来的蝙蝠，她一把拉过摆弄着书包的扬自立。你给我好好地跪下，李秀珍的脸上充满了肃穆的感情，好好的磕头，让祖宗保佑你出人头地，不要像你那不要脸的爹。杨根强突然从白晃晃的阳光下冒出来，把母子俩压在厚厚的阴影里。他妈的，就知道搞这些东西。一股酒气像一条汹涌而出的河，把杨自立冲得东摇西摆。他妈的，整天就知道搞这些名堂。他妈的村子里的竹子为什么会开花你就从来没想过。呸，你行，你去想啊，那些见鬼的竹子怎么会开花，李秀珍在无空不入的酒气中像只喝醉了的乌鸦，你说啊，你就偷人行。他妈的，我偷人又怎么了，你他妈的还不是水性扬花。杨自立在无数次这样的决斗中渐渐学会了一种旁观者的立场。口水在祖宗的灵位前轻舞飞扬，就像不久前红青蛙的血在他的眼前无边无际地飞舞。
杨根强是个木匠。木匠的意思就是可以在木屑弥漫的下午勾引女人，杨根强在死前正如是想，而且可以在多个下午，勾引多个女人，因为木屑弥漫能给人一种浪漫的错觉。你最好是死在外面不要回来了，他最后一次出门的时候，李秀珍把这句恶毒的话投进了杨根强的脊背深处。如果是以前，他一定会把那句话当作一只经常突然从背后窜出的苍蝇，但这次杨根强觉得自己的脊背在刺眼的阳光下不由自主地打着 寒战，眼皮不住的上下跳动着，一只黑漆漆的乌鸦在凝固了的空气里扑通扑通地爬过。他妈的，这真是个不好的兆头，他在最后一次出门前这样想。李秀珍在眼睛抓不住杨根强的时候看见一片一片的蛇从杨根强的头上爬过，李秀珍用枯哑了的手背使劲地挤压着眼睛。真的是大白天见鬼了，她嘟噜着挪着身子躲进屋子里挪不进阳光的地方。
我现在才想起杨自立在扬起红青蛙的罪孽时，我看见他的鸡吧也雄赳赳地竖起耳朵仔细地倾听着。我指着他的那个地方说，你的鸡吧也想要你给它剥皮呢。杨自立低头的瞬间我看见他那胡子还没长起的脸蛋“哄”地腾起一片荒凉的红色，像红青蛙一样的红色。他好不容易抬起头，眼光一闪，说，你的鸡吧也一样。我低着头，感觉到自己迅速的有种晕厥的感觉，真是羞耻，我想。然后我说，我……我去撒尿。他扔掉右手红色的晚霞说，我也去撒尿。“咕——咕——咕”，我听见一阵阵欢快的叫声透过沙沙的声音把那些刻在白纸一般的竹子花上的梅花印打得支离破碎，把那个填满红色的下午也打得支离破碎。
杨自立在李秀珍跪满三天的时候出现在她即将晕厥的下午。他兴奋地扬着手中的书包，好像不久以前扬着红青蛙晚霞一般美丽的红皮。那张皮现在倒底怎么样了呢，我们无从知晓，就像我们无从知晓剥了皮的红青蛙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一样。杨自立骄傲地对着他母亲叫喊，蛇，蛇，蛇。虽然他极力地想喊我想北大虽然上不了，但也差不多了。就像我现在能够想起的那样，那些叫喊在一望无际的稻田上空像一群蛇爬过天空，它们爬过已经开始弥漫着情欲的稻子，爬过我枯燥的记忆，爬过她母亲干瘪的身体，一直爬到正在死去的他的父亲杨根强的跟前，挟起他的灵魂向着不知是天堂还是地狱的远方爬去。
杨根强是被她的情妇的男人用镰刀割死的。在杨根强最后一次离开他的祖宗的灵位的时候，他踏进了他最后一个女人的怀里，把头埋进了他最后一个女人的乳房。女人的乳房，杨根强在死时向着挟着他的灵魂的声音远去的背影叫喊。她的男人本来是要出远门的，但他的车子在半路上就抛锚了。他刚踏进屋里，就觉得自己踏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气味的示威。销魂的呻呤像阳光一样在他的女人身上流淌。在他的庭院里泛滥。他抄起一把镰刀，揣开门，像割稻子一样，割断了那个压在他的女人身体上的赤裸的肉体的脖子根。这时杨自立的叫喊从呻呤突然中断的下午趁虚而入，挟起杨根强的灵魂悠然远去。他目睹了自己绚烂而悲哀的死亡。喷泉一般的红色的液体溅在女人的乳房上，汩汩流淌着的液体缓缓地漫过他的胸膛漫过他的小腹染红他缓缓软下的根。红色的血。红色的死亡。红青蛙，他突然想起不久以前他的儿子对他说过的红青蛙的事。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说他终于知道村子里的竹子为什么会开花了。在全村人的记忆中，这应该是杨根强说的唯一一句深奥的值得让全村人去思索的话，当然也是他最后一句话。
在竹子花像雪花一样铺天盖地绵绵不绝飞舞时，全村老小似乎在一夜之间明白了某种真理。他们在村子的每个角落窃窃私语，在遇见李秀珍和杨自立的每个时刻都展示着神秘而暧昧的微笑。虽然他们母子曾不止一次的运用各种手段旁敲侧击，但不管是谁都对此保持着前所未有的统一的缄默。杨自立找到我，要我问我的母亲这是怎么了。我在一次看似无意的闲聊中轻描淡写地问我的母亲。我问到，为什么我们村子里的竹子会开花呢。我的母亲抬起头警觉地望了望四周说，小孩子不懂就不要乱问。我赶忙搬走了将要挨打的屁股。这一次的探问就这么不了之。但在我目睹了杨自立从容而优雅的剥了一只红青蛙的皮后，这个画面虽然曾无数次的出现在我的梦中，让我幼小的脑袋在一次次的恶梦中膨胀着无限大的红色的皮，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它就像一张从天而降的红塑料，紧裹着我的身体，让我的骨骼在梦中艰难地鸣叫，“咕——咕——咕”，就像突然闯进遥远的竹林里的红青蛙一般鸣叫，但是却让我从此产生了对杨自立无比的仰慕和崇敬。在此之后，我又在同样的场景中问我的母亲，当时我的母亲正在一针长一针短地给我的裤子缝着伤疤，我拉起裤腿的一角问我的母亲。妈妈，你说我们村里的竹子为什么会开花呢。当时，杨根强已经死了快一个星期了。我的母亲竟然吓了一跳，她扔掉手中的针线，用手捂住我的嘴巴。我的小祖宗，你不要问了好不好。我挣脱母亲的手说，我看见了一只红青蛙，杨自立把它的皮给剥了。你还要说，你还要说。母亲扬起钉满老茧的手掌，在我幼嫩的屁股上噼啪噼啪的拍打着。这次蓄意的问话在我的记忆里嘎然而止。因此直到现在我才隐约地感觉到某种似乎的可能，即使那时李秀珍也在做着同样艰辛的努力。李秀珍在和他的野男人一翻云雨后温柔地说，哎，我说，你知道村子里的竹子为什么会开花吗。男人似乎没听见，又似乎在装着没听见，但李秀珍分明看到男人的各个角落都发生了狠毒的变化。你说什么，他说，我怎么知道呢，这些事情我怎么弄得清楚。李秀珍一脚踢开男人。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她说，包括死了的那个。
李秀珍从此生活在了一种漫长的臆想和幻像之中，对于她从此以后的一段短暂但却漫长的日子，它们就像一些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皱纹，开始在濒临死亡的城门前漫无边际地生长，就像秋天里大片大片萎缩的荒草找不到生命的依据。有时她会对着你的瞳孔说，我知道村子里的竹子为什么要开花。当她把这句话对着村子里每一个还没有死去的人道说后，人们已经淡忘了这个曾经关乎生死的问题。疯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女人疯了。有一天，我站在太阳下站在杨自立的面前，对他说，村子里的人都说你妈疯了。那你说我妈疯了吗。他站在他的祖宗的注视下注视着我。我说，既然大家都说你妈疯了，那你妈就真疯了。如果有一天全村的人都说我疯了，那你也认为我疯了吗。说真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当时我说，如果大家都说你疯了，那我就说他们全疯了。
李秀珍是淹死的，她在茫茫呓语中不小心摔倒了，一头栽到了一个水洼中间，然后就死了。在她淹死前的一个晚上，村子里的竹子齐刷刷地光裸着身体死去。
她的死就如同他的死，他们的死就如同竹子花突然地开放或者突然地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