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有感染力的。音乐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革命运动中，对于激发青年人的抗战热情，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1936年春天，南京几个进步青年发起成立了“五月文艺社”。报纸上刊登了征求好友的启事，郑律成闻信，经朋友介绍参加了这个团体。罗青同志回忆，这个组织在南京青年文艺团体中是一个比较大的救亡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文艺社成立当天，郑律成很受器重，主持人请他弹起曼陀铃，唱起悲壮激越的《义勇军进行曲》，然后才宣告大会开始。在这个会上，人们了解了郑律成这位远道而来的朝鲜青年的身世，对他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发自内心的敬佩。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会议结束时，郑律成又弹琴演唱了著名的朝鲜民歌《阿里郎》，为“五月文艺社”第一天的活动增添了特殊的活力和生气。在演唱之前，他充满感情地说道：
“我的祖国汉城附近，有座叫阿里郎的小山，在残暴的李氏王朝时期，小山上有一棵独立的大松树，树下就是几百年执行死刑的刑场，先后有几万囚犯被吊死在这棵大树弯曲的树枝上。传说有个反对压迫的青年作了这首歌，当他拖着脚镣走上阿里郎山受刑时就高歌此曲，从此以后这首歌就流传下来了。”
我现在已远离故乡，
横渡鸭绿江，
那三千里江山已不再望。
阿里郎，阿里郎，
我正跨过阿里郎的山冈。
郑律成一曲唱完，会场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与会的青年人已经沉浸在那沉雄而悲壮的意境中了。
这个组织开展了许多有特色的活动，郑律成作为“五月文艺社”的主要骨干，多次设计、筹划和参与，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一天，他划着小船，带着青年人到荷田深处去教唱歌曲：“五月榴花艳艳天，中华碧血更鲜艳，民族国耻凭谁雪，时代青年勇向前。”大片大片的绿荷叶映衬着硕大鲜艳的水粉色荷花，在蓝天绿水的背景下，青年人的心境豁然开朗，这鲜花预示了未来的胜利和希望。
后来，这首由邹趣涛写词，郑律成谱曲的“五月文艺社”的社歌，在文艺社成员中广为传唱。在抗日战争时期，文艺活动是我党最重要的社会动员工具之一，很受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的欢迎。
南京，六朝古都，中山陵郁郁葱葱的松柏，明孝陵高大威武的石雕，雁子矶临江矗立的石壁……还有那古老的鸡鸣寺、明故宫、栖霞寺。凭吊古迹，发思古之幽情；长啸悲歌，壮怀激烈。在“五月文艺社”期间，郑律成与国内一流的进步文化人士有了广泛的交往。他观看了阳翰生、田汉、曹禺的剧作，仿佛在心灵打开了一扇窗户，他和罗青、张明等革命同志谈个人理想，了解党的奋斗目标，从苏区谈到苏联。人类美好的未来，让郑律成这批有志青年热血奔涌，激情澎湃。凡大音乐家，都注重内心美好感情的积累，好比小溪汇成大江大河，一旦量变形成质变，就会奔涌咆哮，化成洪钟大吕般的激昂旋律。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天狗呑日，小日本要霸占全中国。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全国一片抗战呼声中，抗日救国会的“七君子”被释放，郑律成的老战友罗青同志也获得自由，他欣喜异常，急忙赶到南京中央饭店去看望罗青。
一个人走上成功之路，常常会受到关键性人物的影响。郑律成在这个饭店里认识了一个关键性人物——大音乐家冼星海，是罗青介绍他们认识的。
这时的冼星海已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了，他谱曲的《到敌人后方去》、《路是我们开》已唱遍全国，他的救亡歌曲唱片，打破了中国最大的百代唱片公司的销售记录。两人握手拥抱后，郑律成仔细地端详着心中的偶像：瘦瘦的个子，儒雅的面孔充溢着笑意，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冼星海。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知音，神交已久的郑律成唱起冼星海谱曲的《救国军歌》：
枪口对外，
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蕰满感情的旋律，明亮抒情的歌喉，让冼星海很吃惊、很兴奋。他紧紧抓住郑律成的胳膊，激动地说道：
“你唱得太好啦，今后我写歌，你来唱！为我们唱电影插曲、灌唱片，我要送你到上海继续深造！”冼星海看好这位富有音乐才华的青年，希望两人长期合作。
我们可以想象郑律成见到自己崇拜的音乐家的狂喜之情，他梦寐以求的许多事情，几乎在瞬间就有了希望。一个人的人生命运，是需要遇到几个指点迷津的知音的，郑律成遇到了。
按照冼星海的提议，郑律成来到黄埔江边求学，时值9月，正是上海抗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这时冼星海和演出队已经离开上海，前往江苏、浙江、河南去做抗战宣传工作去了，事先约好的到上海音乐学校学习的许诺落空了！
